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0 次 更新时间:2012-03-26 10: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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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赣南车头镇的调研经验表明,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背景来对此加以认识。2000年后车头镇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脐橙产业链,这影响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绝大多数农民从脐橙种植及乡村市场化发展中受益,并形成了占主体地位的农村中间阶层。农村中间阶层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是中国高速发展中农村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保障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

  【关键词】农村中间阶层 市场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意识

  

  近十年来,中产阶级一直是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有广泛影响力的所谓“中产阶级理论”。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能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因为中产阶级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当中产阶级人群不够庞大时,社会就缺乏中间阶层的缓冲作用,社会阶层之间就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下层阶级的高比例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较弱,而反社会的情绪较强。

  马克思(Karl Marx)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中产阶级(即中间等级,middle class)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中间等级的瓦解,其中大多数落入到无产者队伍中来,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化,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①马克思对中间等级的划分,主要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他们被当代学者称为“旧中产阶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小企业不断破产,庞大的垄断公司逐渐兴起,并开始大量雇佣“白领”从事行政、管理、销售、技术和财务工作,而股份制也使企业的管理层与所有者逐渐分离,出现了一个企业管理群体。这个时期,“旧中产阶级”的规模日渐缩小。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认为,应该将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职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旧中产阶级衰落带来的问题,结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②从历史现实来看,薪金雇员(尤其是其中的技术人员和商业雇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占据着“中间位置”,他们使得阶级斗争得以缓和。二战以后,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非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多,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起来,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主导群体。在此背景下,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层出不穷。例如,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1年出版的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就详细描述了新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认为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先是缓和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继而形成占社会最大多数的中间阶层,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③

  “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这一中产阶级理论逐渐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其理由有几个方面。第一,在意识形态上,中产阶级对社会主流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他们持有较为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在社会结构上,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缓冲层,他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的沟通,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第三,在社会关系上,中产阶级往往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基础;第四,在经济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是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因此有平稳的消费,可以造就庞大的消费市场,为经济稳定提供了基础。

  当前中国,很多学者接受了上述中产阶级理论,希望国家政策能够推动中产阶级的发育和扩大,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陆学艺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橄榄型”社会结构视为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并期望政策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稳步向这一方向推进。④

  目前对中国社会结构分层最为可靠的分析是“倒丁字形结构”论。它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测量,认为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型”,而是 “倒丁字型”。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的一横,它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其中的91.2%是从事农田耕作的农民。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⑤处于中间阶层的有4个社会集团,一是最为典型的中间阶层,即干部和知识分子;二是所谓的“新中产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大多就职于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及其他高新技术领域,一般生活在大城市中;三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四是一部分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包括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⑥

  社会结构分层的权威研究表明,中国并未形成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然而,中国社会却保持着高度的稳定。这个社会拥有巨大的底层人口,仅有数量不多的中间阶层,数十年来一直维系着高速发展态势,人口流动规模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进行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经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猛烈转变。经历了现代性巨变,没有产生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却保持了高度的稳定,这是否意味着“中产阶级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贺雪峰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而中国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以城乡统筹为基础,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可以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⑦温铁军、李昌平等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⑧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很多社会矛盾被转移到农村,并大体上得到了有效化解,这固然是事实。然而,当我们说“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时,是否就意味着对“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这一西方经验和理论构成了有力或成功的挑战?

  黄宗智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中间阶层”人口非常少;但从政治意义上考虑,中国社会存在由“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为主、“新”小资产阶级(“白领阶层”)为次的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这是一种“悖论的社会形态”。⑨农民在政治上属于“中间阶层”,但在经济上仍然属于社会底层。黄宗智的“悖论社会形态论”提醒我们不能在中国经验背景下机械地理解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他从另外一个角度隐含地肯定了“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器”这一西方经验和命题,且更多是从“阶级立场”而不是社会结构展开分析的。

  我们可以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进行农村的在地结构化理解。虽然农民(农民工)在整个经济社会分化结构中处于下层,但他们的比较对象往往不是城里人,不是其工作城市的市民,而是老家村庄熟人社会的邻里亲戚。他们外出务工常常并不是为了能够实现城市化,而是为了在老家村庄中获得面子和认可。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相对老家农村很高的收入,他们不仅改善了生活状态,还大大提高了在村庄中的声望和地位。村庄熟人社会是生产价值的场所,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而进城务工只是提升村庄生活的手段。正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城市问题被转移并消化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因此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村庄的价值生产过于浪漫化,而忽视了对乡村社会的现实分析。随着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嵌入,村庄熟人社会的价值生产能力不断弱化,同时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经济分化不断加剧。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流动进一步加速,大量农民进城,将农地完全流转出去,而不再兼业,完全脱离土地的非农就业进一步增加,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强有力的脱农离农趋势。这种情形下,农村还能充当中国社会的稳定器吗?当农村也出现了阶层分化趋势,其维护社会稳定的运作机理是怎样的?

  2011年7~8月,笔者带领一支20多人的调研小组在赣南某县调研,其中有12人在车头镇调研。下面将从这次调研所获得的材料展开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车头镇的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2000年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影响了农民的家计安排,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在此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民从中受益,并形成了一个占主体地位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保障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甚至在制度上扩大这个阶层的利益,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维护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能够为农村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脐橙种植的推广与产业链市场的形成

  

  车头镇辖车头居委会和车头村、三排村、龙头村、龙竹村、官溪村、南屏村等6个行政村,总人口1.93万人,共4635户,区域面积14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仅9332亩,是一个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农业镇。调研团队分为3个小组,在车头、龙头、三排3个村庄中展开调研。笔者所重点调研的车头村,由黄陂、兴地、原车头等5个行政村于2006年合并而成,目前被分为7个社区:圩镇社区、黄陂社区、东村社区、长沙口社区、黄魏屋社区、莲花岩社区和下廖屋社区。合并后的车头村共有7000多人,小组大多都是单姓的自然村落。

  受制于自然生态条件,车头村的人均耕地非常少,每个村民小组的人均耕地在0.3~0.5亩之间,仅有的耕地用以密集地种植水稻,耕地产出仅能满足口粮之用。细碎的耕地难以实行规模化的机械耕作,因此直到现在农业仍然是高强度的手工劳作。稀缺的土地资源约束着当地的农业发展,而在土地规模限制之下,农民早已“穷则思变”,尝试种植西瓜、蔬菜等经济作物,但能够成功经营的并不多。政府也不断“带民致富”甚至“逼民致富”,尝试规模种植多种特色经济作物。

  车头镇的脐橙产业发展源于县政府的大力推介。2000年,县委县政府实行“15843工程”,大力号召农民种植脐橙,设想1户农民种植5亩脐橙树,8年以后可以产4万斤脐橙,有3万元左右的收益。为了带动农民种植脐橙,县委县政府强制要求县乡村干部带头种植,每位干部根据不同级别必须种植一定田亩的脐橙。一个乡镇干部回忆说:“县长在动员大会上讲,领导干部都必须回老家种脐橙,什么时候完成任务,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在层层任务分解的压力型体制下,村委会干部、村民小组长也被安排了脐橙种植的硬性任务。县乡政府为首批种植户免费提供树苗和技术支持,并在山林流转、园地建设方面提供帮助。尽管如此,没有见到利润的农民大多还是“按兵不动”,县乡村干部成为第一批脐橙种植户。脐橙种植5年后开始有收成,2004年挂果的脐橙投放市场,恰逢市场行情较好,第一批种植户立即获得了较高的收益。看到收益的农民2005年便开始大规模种植,至今当地脐橙产业一直呈现出狂飙猛进的发展态势。当地“三百山脐橙”、“赣南脐橙”的品牌已经在全国市场占据了相当的份额。

  脐橙产业发展给车头镇带来巨大变迁,使当地原本用途不大的山林得到了充分利用,为村庄农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脐橙种植所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搅动了整个农村经济格局,将村庄直接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围绕着脐橙的产业链市场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农资市场、销售市场、加工市场。

  (一)劳动力市场

  脐橙产业所具有的劳动密集特征吸纳了村庄部分劳动力。依靠土地种植粮食的农业格局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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