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军:论宪法中的“人的形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8 次 更新时间:2012-03-26 0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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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军  

  

  内容提要: 当代西方宪法人权理论以“个人主义”与“人格主义”人权论为其两大典型,前者以美国联邦宪法为代表,后者则是战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人权理论。前者通过“自由的镜头”观察人、后者则以“尊严的镜头”观察人,并在宪法上塑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形象”。 “个人主义”人权论以个人自由为其至高价值,在“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隐私权、行为自由与表达自由等权利保障领域,呈现更为注重防御政府的单一维度;而“人格主义”人权论则以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发展为核心价值,在上述权利保障领域以人格关系为框架建构权利的具体内涵,强调在实现人的固有价值的同时,以社会责任与义务约束个人的自由,寻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融合性。两种人权理论体现了西方宪法上关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价值两种不同的诠释进路。

  

  对于西方的人权理论,我国公众舆论乃至诸多宪法学者往往将其贴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甚至是“与集体主义相抵牾的个人主义”之标签,而对其中的分支流脉则缺乏深入了解。事实上,西方人权理论并非“铁板一块”,那种极端推崇个人价值的权利论系美国宪法中人权理论。当下西方的宪法人权理论以“个人主义”与“人格主义”人权论为其两大典型,前者以美国联邦宪法为代表,后者则是战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人权理论。两种人权理论基于各自的核心价值对“人”进行设定,建构两种具有共同本质、但却风格迥异的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并在宪法中塑造出两种具有鲜明“个性差异”的“人的形象”(individual image)。21世纪被西方学者看作是一个“宪法人”(constitutional person)的时代,因为在宪法的有效保障之下,个人可以依凭其基本权利塑造自己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关系,从而追求人格的自由发展或幸福生活。[1]反之,宪法所描绘的“人的形象”,亦可以视为特定宪法秩序中个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缩影”。对宪法中“人的形象”的探究, [2]实际上是一个对不同人权保障理论特有“精神”与“气质”的展示过程。 本文尝试以宪法人权理论中的人格概念的三个层面为视角,对美国联邦宪法与德国基本法所塑造的“人的形象”进行比较与分析,廓清两者之间的异同,阐释“个人主义”人权论与“人格主义”人权论在具体的权利保障机制中所体现的共同特征与分殊。本文的分析过程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当代西方人权理论对自由主义与个人价值的两种不同的诠释进路,而且也可以指向如何建构中国宪法人权保障理论基础价值的思考。

  一、西方宪法中两种不同的“人的形象”

   (一)“自由、独立的人”---“个人主义”人权论对人的设定

   在思想史谱系上,美国联邦宪法中的“个人主义”人权论乃是一种以古典自然权利理论、英国宪政主义传统为历史性框架,并且吸收了新自然法学理论的权利论。 [3]它以“个人自治”、“平等对待”与“个人尊重”为核心内容,立足于古典自由主义独立、自足的 “人的形象”, [4]兼收新自然法学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权利观,属于“立基于社会的独立个人与国家二元对抗的个人主义的权利论”。 该人权理论强调立足于社会的个人与国家的对抗关系,以及在此构造之中的独立、自足的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自由。按照美国学者Edward J. Eberle的描述,这种人权理论在宪法中塑造了一个坚强的(hardy)、自力更生(self--reliance)的、“独行侠”(lone ranger)式的个人形象。 [5]此种意义上的“宪法人”可称之为“自由、独立的人”,这是一种原子主义的(atomistic)、自我中心的(egoistical)的“人的形象”,它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首先,自由是个人生活领域的至高价值,其要义在于个人对政府的防范、排除政府的控制或干涉。这 种在个人与国家的对抗关系中实现个人自由的观念乃是美国社会传统的针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主义”宪政文化的具体表现。 [6]

   其次,在排除政府控制和干预的前提下,自由意味着个人选择的自由(freedom to choose)、个人依其所愿作为或不作为的能力,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并实现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幸福生活。于是,自治(Autonomy)与自由(Freedom)便成为个人生活领域的首要目标。自治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在于个人私域对于国家权力的排斥与防范,其次是在生活领域中个人的“自我选择” 和“自我决定””。 [7]

   第三,个人与国家对抗的基础关系中还包含着国家对于个人的“平等对待与尊重”。“平等对待”被赋予了反对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少数族群权利保障以及要求政府保证社会福利系统中的公平待遇之涵义。受新自然法学派理论的影响,“个人之尊重”往往与“平等对待”联系在一起加以解释,即“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原则”。在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宪政文化中,个人价值与个人能力受到了极大的推崇,“个人自治”的前提条件在于——相信个人能够对自己利益的作出最佳的选择与判断。 [8]因此,“个人之尊重”包含了要求国家对于个人价值与个人能力、个人的选择与判断的尊重。

   (二) “自我实现的人”—— “人格主义”人权论对人的设定

   与美国宪法上的“个人主义”人权论不同,战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人格主义”人权论虽然也以“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为核心内容,但与前述英美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不同,乃是一种“较重视个人与社会融合关系” 、“亲自承担责任”的权利理论。 [9]这种以世俗自然法、基督教自然法与康德哲学为理念支撑的人权理论,一方面将以“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为内涵的“人性尊严”奉为圭臬,另一方面则以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约束个人自由,强调在“社会一体性”中的自我实现与人格的全面发展。因此,“人格主义”权利论所塑造的宪法中的“人的形象”并非原子主义的、自我中心的孤立个体,而是需承担针对他人与社会的责任,力求个人与社会的协调性以及精神上与道德上的自我实现的个人。 [10]此种意义上的“宪法人”可称为“自我实现的人”,这是一种强调在个人与社群的融合关系中实现“人性尊严”与人格发展的“人的形象”。其特征可以概括为:

   首先,“人性尊严”是个人生活领域的至高价值,其核心内涵是个人的自治与自决,即个人在自己的自由权利范围内,具有自治自决之高度自主性。这与美国宪法上“自由、独立的人”一致。但不同的是,“人性尊严”的实现以个人与其所在团体之间的“价值交互关联性”(Wertwechselwirkung)与“宪法客观价值秩序”为基础,而不是个人与国家对抗中的自治与自决。 [11]

   其次,在个人自治与自决的前提下,“人性尊严”所彰显的个人价值必须在以“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人类生活秩序”中实现。所谓“人类生活秩序”,是指既包含着个人生活中物质的、身体的“世俗生活”层面的内容,也包括宗教的、道德的“精神生活”层次的内容,应理解为“在所有生活领域中人的全面存在”(menschliche Vollexistenz aufallen Lebensbereichen),这实际上可用西方宪法理论中宽泛的“人格”概念(将人视为包含精神、道德层面与外在、物质层面的理性存在之人格概念)予以概括。 [12]而个人自由在生活秩序中的实现则必须受到社会责任与对他人的义务之约束,以达至“个人与社会的融合关系”,其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人格的自由发展与人格的完整性(integrity)。 [13]

  二、两种“人的形象”之比较:基于人格概念的三个层面之展开

   尽管上述两种人权理论在宪法上塑造的“人的形象”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但若从人格要素的角度考察,无论是“独立、自由的人”或是“自我实现的人”,实际上都是以前述宽泛的人格概念为框架,对于人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重要利益进行规范与保障而形成的“宪法人”形象。这一特征在德国宪法中尤其明显,并集中体现在具有多种面向与辐射效力的“一般人格权”概念。美国联邦宪法虽未明确提出人格或人格权,但正当程序条款的“任何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之规定,被认为隐含了人格的陈述、为其人权规范领域提供了基准。 [14]尽管美国宪法在人格概念的法律陈述上与德国《基本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并不能掩盖其基于人格概念的不同层面展开权利保障之实质。因此,对于西方宪法中“人的形象”的解读,必须将其置于“人格”概念的框架之中。这种宽泛的人格概念,可从以下三个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交叠和关联的层次上进一步展开:

   1、作为人格核心领域的“自我设定”(self-definition)与“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宪法上与之相对应的权利保障领域则表述为”个人自治”(personal autonomy)与“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的权利或自由;2、人格内在精神层次上的自由,即内在自由(freedom of inner world),与之相对应的宪法权利保障领域则为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内容;3、人格外在层次上的外在自由(freedom of outer world),宪法对这项自由的保障体现为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与宽泛意义上的行为自由(freedom to action)(包括个人成为各类社会关系主体所必须的各种行动上的自由,如营业自由、工作自由、一般行为自由等等)。“自由、独立的人”与“自我实现的人”之形象,其共性与差异亦体现在上述三个层次的权利保障之中。兹详述如下。

   (一)人格核心领域

   作为人格概念核心领域的“自我设定”与“自我认同”,反映在宪法语境中,则被称为“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的权利与自由。“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意味着“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自己的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者。 [15]无论是“自由、独立的人”或是“自我实现的人”,均以“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为其生活领域的核心内容,这是两种“宪法人”形象的共同之处。对于“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具体规范机制的诠释,两国宪法均以堕胎、避孕、生育权、姓名选择权与性别选择权等判决体现出来,即通过对关涉个人生活领域中重要事项的权利与自由的确认,进而保障个人塑造自己的生活世界与生活状态的选择权与决定权。无论是美国宪法或是德国基本法,都将这一权利视为人的生活领域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要素。然而,“个人主义”人权论与“人格主义”人权论在基础价值上的差异也使得其所塑造的“人的形象”在人格核心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就德国宪法上的“自我实现的人”而言,“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并不是在其生活自治领域“孤立的选择”,尚须顾及“人性尊严”所包含的人格完整性与人格自由发展之价值。个人塑造自己的生活世界与生活状态的自由必须体现在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之中,是一种受到责任约束的自由。因此,作为“自我实现的人”之人格核心领域的“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必须在“双重维 度”下予以理解:

   一是人格内在的、自由的发展之维度,它关注的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对于人格健康、个人幸福的作用;

   二是人格发展的责任维度,它聚焦于个人选择须承担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强调人格发展与社会共同体关系的协调。 [16]

   上述特征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有关判决中体现出来,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在人格核心领域有着丰富内涵的“自我实现的人”之形象。在Transexual Case(变性案)的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发展决定了个人对于自己的性别具有选择权,以协调其生理与心理的构成;有关性别信息的法律规制并不能限制这项权利,个人性别选择的终极目的在于追求“心灵与肉体的统一”,这才是“个人自治”中的决定性因素。 [17]而在Right to Heritage(继承权案)中,法院认为个人对于自己生理遗传信息的发现有助于实现人格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与心理健康的价值。 [18]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强调的并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自由,其中心在于选择的结果对于生活质量与人格健康、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法院还重视个人选择过程中自我责任和社会义务的承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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