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0 次 更新时间:2012-03-23 17: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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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  

  

  一、学的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我是1944 年初参加工作,从农村游击区来的一位不满18 岁的青年,当时目的是为了抗日,不当亡国奴。对什么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认为参加八路就是共产党。以后行军打仗,没有学习过理论。1951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过本科、马研班的三年研究生学习,亲耳聆听苏联专家讲课,可谓参与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全过程。毕业后又留校当教员,给本科、研究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经典著作选读。1992 年离休,至今——— 一生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恍惚大悟,过去我们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竟是斯大林版本,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实践,使我认识到,只有将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只有将二者区分开,才能表明失败的是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经过回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使我豁然开朗,只有认清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出斯大林失败的真正原因,才能悟出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根源。

  从历史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诞生的,受1917 年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非常憧憬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实现,非常渺茫。再加上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少,1919年才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38年才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即便是很少的马克思著作,在白色恐怖下,也是禁书,只有很少数人才能看到。后来在敌后游击区,也看不到马克思的著作。刚解放时,在书店、火车上卖的是苏联出版的中文版《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也没有马克思的著作。

  1950 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聘请了99 名苏联专家讲课,教育部让全国各大学派教师到人大进修,复旦大学在派的教师中有蒋学模、苏绍智等人,到北京后出了笑话,他们去新华书店买《马克思主义》一书,书店说没有,可见,即便解放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也非常陌生。

  解放后,大学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专家传授的斯大林版本,把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变为三个组成部分,又把三个组成部分变成斯大林的著作:哲学是《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把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凡与此不一致的一律称为修正主义。至于这些理论有没有问题,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样,斯大林的理论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斯大林创建的社会制度就成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斯大林理论笼罩下,凡与其观点不一致的、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不让看、也不让讲。中国在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时,不选恩格斯于1895 年8 月,为马克思《1848 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此文是恩格斯在逝世前写的一篇长文,也可算是政治遗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与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相悖,就被封锁———不入《选集》,不让国人知道。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斯大林的学说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当斯大林的理论把中国引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时,人们还认为问题不在斯大林的理论,而在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因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理论表明: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错,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还要回到斯大林的模式。(中国《宪法》第6 条,就是这样的逻辑);另一方面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进行改革,就不会被人指责为修正主义。

  在传统意识形态统治下,对斯大林的评价只能“三七”开,不能越过雷池一步。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虽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在历史上也曾辉煌一时,但他最后是一个失败者。他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自由人联合体。他有许多理论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有的自相矛盾,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全民所有制就是一个非科学概念,它排斥了马克思所讲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其内涵和外延谁也说不清,我国《宪法》第7 条,不得不把它定位为“国有经济”。

  他的公有制理论导致我国:两种公有体制化、二元结构制度化、二等公民政策化,城乡不平等、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夺农业,把农民害苦了,使“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了。他一方面否认价值规律有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又承认价值规律有调节作用。他说如果棉花定价太低,“那我们就会使棉农破产,就会没有棉花”,是自相矛盾。(《斯大林文集》1 980 年版,第554 页)他把主观上的计划说成是客观规律,集中力量搞军工、航天,“有计划地”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平衡,使民用生活品匮乏。他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特征,是一个伪命题。首先,这三者只是从表面上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并非本质不同;其次,三大特征是斯大林选择达到社会主义目的一种手段,不是社会主义本质。最后,手段可选择,本质是不能变,如果将手段当作本质,就本末倒置。在政治思想上高度控制,实行独裁统治。斯大林创建的这一社会制度,由于实行政治、经济、思想高度垄断,人民不能制约共产党,党的组织不能制约党的领袖,使这一社会制度经过70 多年走向灭亡。

  目前人们所谈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内容都是后人把斯大林的理论进行归纳,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的是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并没有对科学社会主义下定义。对未来社会基本制度经典作家也没有设想。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页,第628~629 页)他又说:我们对于未来社会制度,“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说明,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同上,第4 卷,第676 页)类似这种观点,恩格斯还有许多论述。在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里,完全没有这些论述。

  斯大林的理论在我国影响可谓根深蒂固,目前大学政治理论课,甚至中学的政治课本,还在灌输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理论上的是非,有些人还是以斯大林的理论来进行判断,在一些工作上还用斯大林的理论做指导,可见积弊之深。

  中国共产党与斯大林的关系可谓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成立的,是远东的一个支部。其关系:第三国际对中共是“家长制”领导,联共(布)对中共是“父子党”关系(毛泽东语)。派来顾问大权在握,重大的问题要由斯大林决定。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有了军队和政权,按照苏联的建制,把军队叫做红军,把政权叫做苏维埃,王明曾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布尔塞维克化”。到了抗战后期,有人写信还用“此致‘布礼’”。当时不解其意,后来才悟到,是致“布尔塞维克”之礼。解放后“一边倒”,以苏为师,国内“全盘苏化”连男人穿的服装都叫“列宁服”、女人穿的连衣裙叫“布拉吉”。丢弃新民主主义,将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引进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听从斯大林的指挥棒。为了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毛泽东号召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边读边议,笔记就有三大本。

  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也想突破斯大林的模式,建立人民公社,搞文化大革命。但因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人民公社是以斯大林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理论依据,文化大革命是借助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仍然没有跳出斯大林这一如来佛的手心。

  

  二、重新认识早期、晚期马克思主义

  

  在斯大林理论主导下,所传授的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论述的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之路,但不知对这条道路,马克思曾有一句鲜为人知的警世名言:“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见《全集》1 9 卷,430 页)在《宣言》时隔8 年的两个《序言》中,他们一再谆谆告诫人们,西欧以外的国家不要走西欧之路。可是斯大林把这条路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之路,其他之路则一律称为修正主义。

  当看到马、恩选集中不准入选的恩格斯《导言》后,才知道我们学习的斯大林版本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早已放弃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更不知道还有一个晚期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导言》中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马克思恩格全集》第22 卷,第695 页)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同上,第597页) 在蒸汽机基础上的生产力社会化水平不高,对工人剥削残酷,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阶级斗争尖锐,“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队伍”还没有形成,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1 972 年版,第299页)在当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592 页)这是恩格斯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过了近半个多世纪,产生晚期马克思主义。电气化引起了资本主义一次经济革命,恩格斯指出:“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 年起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598 页)电气化的出现,使生产力社会化空前发展,阶级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恩格斯说:这时工人阶级已经“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同上,第598 页)“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使欧洲的普选如火如荼展开。恩格斯于1895 年1 月16 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说:“今天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德国和法国,我们可能面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的选举。而在意大利是最严重的危机,奥地利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选举改革。”过了3 天,即1 月19 日他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们的五十个法国社会主义者议员是走运的。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推翻了三届内阁和一位总统。”(同上,第608 页)德国社会党所得选票在当时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它的选票增长,“是自然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不可抑制的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609 页)“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同上,第603 页)他又说:“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同上,第601页)他还明确指出:德国工人“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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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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