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应对全球化的跨文化战略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5 次 更新时间:2012-03-23 1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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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进入专栏)  

  

  Ⅰ.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世界文化的未来

  

  如今,每一个旅游者都有这样一些体验:在我们观光游览的旅游景点里,总是可以发现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文化景观——从建筑、饮食到服装,以及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艺术、宗教和习俗。但是在许多场合下,大家非常清楚明白,身着民族传统服饰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穿戴乃至整个衣食住行、整个生活方式,与我们相比较,没有多大差别。这种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文化是一种纯粹的装饰,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也。

  文化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一元化或同质化,相反,它在许多场合下类似于文化多元化或异质化。这是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及政治全球化间根本歧异所在。事实的真相是:强者比弱者在文化上更关心对方。文化多样性的逻辑正像生物多样性的逻辑一样,保护稀有物种,拯救濒危物种,是一个战胜了其它物种,赢得了整个地球的物种——人类所需求的。但是,假如一个民族只是为满足他者需求而保持自身特色,那么这个民族不仅证明了自身的虚弱,而且预示着自身的衰亡。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已经不是文化的外在表象,而是文化的内在生命。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以及竞争力各项指标中,文化力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指标。所谓文化力,就是文化生命力所在。作为客体(对象)方式存在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作为主体方式存在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归根结底,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正是每时每地附着于、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充满了生命力。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历来是国力的显著标志。在历史上,中华文化历经考验,从古代“夷夏之辨”、中世纪由“佛学东渐”而引发的“华梵之辨”到近现代因“西学(新学)东渐”而导致的“(古今)中西之辨”,中华文化显现了自己无比强大的同化力和进化力,甚至在几度面临亡国灭种危险(如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满洲人统治的清朝)时,中华文化依然捍卫了本族的荣誉,征服了异族的精神。

  而今,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文化正在复兴,汉唐盛世几乎再度呈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西体用之辨”应该终结了。我们需要新的文化自觉和新的文化自信,这就是以增强中华文化生命力为核心战略,应对文化全球化态势。

  中华文化生命力究竟何在?第一,这种生命力当然不存在于任何一种物质文化形态中,譬如衣食住行。虽然中国民族传统的饮食、服装和建筑自有特色,但是现代物质文明仍然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追求的生活方式。任何企图在整体上抛弃现代物质文明,回到民族传统物质生活方式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均属无谓,譬如拒绝利用现代交通、通讯、传媒工具(手段),只会落下笑柄。第二,这种生命力同样不存在于任何一种制度文化形态中。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制度上不断变革、改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文明已经建立起来了,只能不断健全、完善,丝毫不能停滞、倒退。第三,因此,这种生命力只存在于精神文化领域内,但它却不存在于科学文化领域内,虽然中国民族传统中的某些科学(如中医等)应当保留、发扬,但在整体上却必须接受现代科学精神。以所谓“易学”为中国民族传统科学,是毫无根据的。第四,因此,这种生命力只存在于人文文化领域内,当然不是全部(我们同样在整体上必须接受现代人文精神),而是部分,但这一部分却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精髓、精华。

  中华文化的精髓、精华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换句话说,中华文化生命力究竟何在?这个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是外在方面,二是内在方面。

  从外在方面来考察,我认为:中华文化生命力在于它的汉语机体。

  民族是由最为古老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氏族(公社),经过逐步扩大,由若干氏族合成部落,而又由若干部落合成部落联盟演化来的。除了共同血缘之外,民族是以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民族概念和种族概念、语族概念并不等同,虽然在实体上交叉、重叠,但“种族”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仅仅以血缘关系来界定(汉人属于蒙古人种);“语族”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仅仅以语言关系来界定(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民族”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以民族国家出现为标志,民族在历史上先后经历古代民族(部族)、现代民族两个基本历史发展阶段。

  全球化对于现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血缘关系的混杂、地域界限的模糊、经济生活的齐一以及语言—文化的霸权,造成现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深重危机。但是,总起来说,语言—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和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更突出:首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人们的生存环境,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其次,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相关研究表明,思维是首先按照母语程序进行的,然后依据翻译机制,转换成为外语;最后,语言是特殊的行为。正像某种行为也是语言一样,某类语言也是行为。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语言—符号行为变得愈益突出。自动化就是人们通过语言—符号行为所进行的活动。因此,语言对于文化具有首要意义。汉语言文字对于汉文化具有首要意义,尤其汉字,在方言林立中,保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一统格局。近现代以来,从白话文到普通话,从汉语拼音到汉字简化,尤其信息化时代所实现的汉字输入(包括语音输入)等等,无不表现了汉语言文字的世俗化和普世化趋向。在全球化的大浪潮和大趋势下,汉语言文字必须解决两个基本生存问题:一是在国内民族—地方语言体系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二是在国际民族—地方语言体系中,面对英语(美语)强权,继续保持独立地位,努力避免沦为世界方言。这一语言双重发展战略既依靠外在的经济、政治支持,也依靠内在的文化支持。某一语言的地位和作用与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的经济、文化状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状况相关联。远的不说,就说近的。例如,在国内民族—地方语言体系中,20世纪80年代广东话的时髦、90年代上海话的时尚,均与当时深圳和浦东的开发有关。普通话是依靠全国经济发展、中央政权和首都文化中心的支持维系领导权的。在国际民族—地方语言体系中,欧洲(西欧)大陆中心时代,最初时髦的是法语,后来转为英语乃至美式英语成为时尚,表明英国尤其美国中心时代后来居上。美国文化霸权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英语(美语)霸权上,正像美国经济强权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美元强权上一样。语言是文化领域的货币。语言活着,民族也就活着;语言死了,民族也就死了。因为语言的遗忘就意味着文化的遗忘。母语的遗忘就意味着传统的遗忘。当一个民族使用外语时,当这个民族母语成为考古对象时,自我就变成了他者,虽然继续活着,但这一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却早已死了。我们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屡次遭遇这一危险。西方人的汉学就是一个例子。一旦中国人的自我叙事演变成为他者叙事,就意味着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灭亡。好在,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正在复兴,汉语正在复兴。初步迹象表明,正像中国人学外文一样,外国人学中文正在流行。

  应该补充的是: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如日常语言等)、人工语言(如数理语言等)。后者主要适用于科学。大多自然科学(如理化生等)以及一部分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等)、思维科学(如逻辑学等)已经基本采用人工语言,另部分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等)、思维科学(如心理学等)仍然基本采用自然语言。前者主要适用于人文。人文科学(如文史哲等)仍然基本采用自然语言,但艺术,除文学外,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则历来基本采用人工语言。二者比较,人工语言具有普遍性,所以“科学无国界”,艺术(除文学外)同样无国界。自然语言具有特殊性,所以民族语言只有在自然语言中才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因此,不是科学,而是人文,才能从民族文化传统这一高度来认识,从民族文化传统这一高度去实践。民族人文的发展,依赖于民族语言的发展,并推动了民族语言的发展。

  从内在方面来考察,我认为:中华文化生命力在于它的和谐基因。

  也许,哲学家冯友兰能够给我们以某种启迪。1990年,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逝世。生前,他写完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第七册(在他死后改称《中国现代哲学史》并在香港出版)。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意味深长地写下了最后一章——第十一章《〈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如果这部著作可以称之为冯友兰哲学遗作,那么这一章也就可以称之为冯友兰哲学遗嘱。

  冯友兰的“总结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第二部分为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他在总结中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一是“自同于大全”。在他的早期哲学著作《新原人》中,冯友兰就指出了人的四种可能精神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最高境界是天地境界——“自同于大全”,而相反境界则是“自外于大全”。二是“仇必和而解”。冯友兰又引用了张载《正蒙·太和篇》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提出真正的辩证法是“仇必和而解”,而相反的辩证法是“仇必仇到底”。他说:“显而易见,‘仇必和而解’的思想,是要维持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则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后者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辩证法,而前者则是和平建设时期的辩证法。冯友兰解释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他展望了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我们今天通常用“全球化”来描述——指出从“自外于大全”到“自同于大全”,从“仇必仇到底”到“仇必和而解”,“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1]

  在对于中国哲学精神或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上,冯友兰或许是最早地最好地把握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质。对于我们来说,所谓“自同于大全”,就是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全球化历史进程;所谓“仇必和而解”,就是反对单极化,争取多极化,屏弃冷战思维,学会和平共处。大全境界与和解精神,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精华和生命力所在;另一方面也是世界文化的未来,是中国文化必须并且能够为世界未来文化做贡献所在。我们今天所谓和谐文化,也是这个意思。

  

  Ⅱ.两种全球化和两种跨文化

  

  最近十年以来,“全球化”可能是我们描述这一时代频率最高的一个语词。虽然某些具有历史考古癖的专家和学者将其一直上溯到地理大发现时代,但是,正是最近十年以来,全球化作为一种大浪潮、大趋势,影响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全球化历史进程像一列火车,它有两组车轮:一是全球性生态危机(资源、环境、人口等等危机)为它提供了历史必要性;二是全球性技术进步(交通、通讯、传媒等等技术)为它提供了历史可能性。

  在全球化问题上存在两点误解:第一,有人认为只能讲经济全球化,不能讲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这其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常识。既然承认经济全球化,也就应当承认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则是经济、政治的反映。第二,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是国际资本大循环,是国际资本主义化。这是将全球化的某种现实可能当成了全部可能,当成了现实本身。其实,历史具有种种可能,在两极世界解体后,当今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是单极化和多极化。全球化历史进程包含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双重因素。全球化本身是确定的(因为决定它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全球性技术进步的趋势是确定不移的),而全球化是单极化还是多极化则是不确定的(因为决定它的全球力量对比是极其不确定的)。换句话说,除了全球化可以断定以外,究竟单极化,还是多极化,单极化是哪一极?多极化是哪几极?未可料定。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和实力来考虑,无疑应当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全球化历史进程,反对单极化,争取多极化,并且努力成为其中重要一极。

  严格地说,全球化(globalization)包括两方面:一是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二是世界化(world-ness)。迄今为止,一方面,全球化表现为国际化,亦即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这就表现为单极化、两极化或多极化(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多极化比单极化更具有可行性。因为单极化不仅遭遇到多极化的阻抗,而且就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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