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泛李约瑟问题:无穷穷举——驳李约瑟问题终结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7 次 更新时间:2012-03-23 10:19:12

进入专题: 李约瑟问题   科学  

程广云 (进入专栏)  

  

  所谓“李约瑟问题”乃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典范,考察东方的和中国的科学技术,从而发现:以西方科学技术为参照,东方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阙失。这里的预设是:“西方的”是“普遍的”,而“东方的”则是“特殊的”。当这样一种问题结构及其提出、分析和解决的模式被广泛应用时,“李约瑟问题”也就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化身,从而遭遇东方主义的批驳。但是,在某个特有历史阶段上,西方化确实构成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表征,而西方性也确实构成了现代性和普世性的内核。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应用这一问题的结构和模式,只是应当辨别其中包含的“真正的”普遍性与“冒充的”普遍性。

  我们以分析、解决一个“泛李约瑟问题”为基本线索。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于中(东)西科学技术的比较研究,而且是对于中(东)西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等等的比较研究。“李约瑟问题”形成一个问题的结构和模式,这个问题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也就是说:“李约瑟问题”不仅在答案上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而且问题本身具有无限可能性。换句话说,“李约瑟问题”虽然指涉科学,但本身却不是科学问题,在原则上不仅没有标准答案,确定解答,甚至问题本身可以被不断替补,被不断置换。这是一个无穷穷举过程。甚至“非李约瑟问题”、“反李约瑟问题”等等同样是“李约瑟问题”的变相翻版。

  

  一、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或“李约瑟难题”(the Needham Problem)、“李约瑟之谜”(the 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the Needham Thesis)等,从英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一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就提出来了。但直到1976年,才为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称为“李约瑟难题”(the Needham Problem);再经过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沙尔·雷斯蒂沃(Sal Restivo)的概括整理,以及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等人的质疑辩难,“李约瑟问题”一说遂不胫而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提法传入中国,引起了广泛而又持久的探讨,成为当代中国文化重大热点之一。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简称SCC,Cambridge,1954~)以及《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The Grand Titration: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London,1969)等书中提出的,具有多种表述方式。其中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是李约瑟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Science and Society,1964,4:385~408)一文中所表述的:“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1]这一提法包含了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为什么古代和中世纪经验科学和技术发展在中国比在欧洲(西方)更有效?为什么近现代理论科学和技术发展在欧洲(西方)比在中国更有效?换句话说,为什么以实验和数学为基本特征的科学技术不是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欧洲(西方)?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古代和中世纪一度领先的中国科学技术在近现代反而落后了?为什么在古代和中世纪一度落后的欧洲(西方)科学技术在近现代反而领先了?

  早在李约瑟提出问题之前,“中国科学社”以及《科学》杂志创办人之一任鸿隽、哲学家冯友兰、美籍德裔犹太历史学家魏特夫(Karl Augest Wittfogel)、科学家朱可桢等人就提出了类似问题。但是,“李约瑟难题”并不等于诸如“任鸿隽难题”等等:为什么中国“无科学”或“没有科学”、“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实验科学不发达”?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欧洲(西方)才有科学?或者,为什么中国只有经验科学,欧洲(西方)才有理论科学?总之,“李约瑟问题”不是以绝对化的方式提出,而是以相对化的方式提出。它揭示了:在中国以显性方式存在的在欧洲(西方)往往以隐性方式存在,反之,在欧洲(西方)以显性方式存在的在中国往往以隐性方式存在。

  把握“李约瑟问题”的关键是了解李约瑟所指称的“科学”究竟属于什么形态。李约瑟曾引用过爱因斯坦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基于两个重大的成就,即希腊哲学家关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发明,和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到因果关系之可能性的发现(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智者没有迈出这几步并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值得惊奇的是这些发现终究是出现了。”[2]李约瑟所指称的“科学”正是这样一种形态——“近代科学”——以“自然假说的数学化”和“通过实验对其验证”为基本特点。法籍俄裔科学史家和思想史家柯瓦雷(Alxandre Koyré)在《伽利略与柏拉图》一文中同样“用两个(互为关联)的特征来描述现代科学心智上的或理智上的观念”。“这两个特征可以归结为:自然的数学化(几何化),以及科学的数学化(几何化)。”[3]

  科学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近代科学是科学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沙尔·雷斯蒂沃在《李约瑟与中国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比较社会学》一文中指出:“李约瑟是把中国科学与如下三种说法的近现代科学相比较的:(1)伽利略—牛顿科学(机械论说法),(2)爱因斯坦—普朗克科学(有限机械论说法),(3)未来科学(明确的完全有机论说法)。”[4]当李约瑟把中国科学与说法1比较时,中国科学在其哲学基础上似乎是格格不入的;在科学态度、理论方向和方法上,中国科学属于前科学、原科学或准科学;当李约瑟把中国科学与说法2和说法3比较时,中国科学满有道理,好像先知先觉。但是,中国的科学与文化的早熟恰恰妨碍了它的成熟。从认识“模糊的世界”到构造“精确的宇宙”,这一“科学革命”始终没有在中国发生,而是在欧洲(西方)发生。李约瑟在《大滴定》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科学与技术一直到晚近时期,在本质上都属于达·芬奇式的,而伽利略式的突破只发生在西方。”[5]

  对于“李约瑟问题”,一开始就有人提出了质疑。“主要有三说:一是‘无意义说’,二是‘逻辑矛盾说’,三是‘修改说’。”[6]我认为,无论就事实说,还是就逻辑说,“李约瑟问题”是成立的。“李约瑟问题”以及对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其实质不仅是对于中(东)西科学技术的比较研究,而且是对于中(东)西文化(科技文化、人文文化以及制度文化等等)的更为普遍和更为一般的比较研究。因而这一问题可以在各个向度上扩展。我们以“修改说”为基础,提出“扩展说”,亦即把“李约瑟问题”扩展为一个“问题群”。其中包括:一、在时间向度上扩展;二、在空间向度上扩展;三、在“问题域”上扩展,亦即把“李约瑟问题”转换为各个文化领域(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的问题,在“总问题”下排列组合各个“支问题”和“分问题”,并且力图以统一的或相互联系的方式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它。这是主旨所在。

  

  二、李约瑟问题的分析与解决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至一个世纪的探讨,关于“李约瑟问题”的所有可能的答案几乎都被穷尽了。我们既不准备重复旧的答案,也不准备增补新的答案,而是构造一个总体浏览的框架,以便囊括所有可能的答案,为进一步研究“李约瑟问题”做准备。

  分析和解决“李约瑟问题”通常包括如下三个层面:

  第一,宏观层面,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的基础分析、制度分析和观念分析。

  这一方面,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特别是其中第一、二、七卷)中作了系统的回答。诸如,中国古代是重农主义,欧洲古代是重商主义;中国中世纪是封建官僚主义,欧洲中世纪是封建贵族主义;中国传统是有机论,欧洲传统是机械论,等等。这是社会基础分析、制度分析和观念分析的典范。李约瑟对于所有可能的答案都作了一定程度的甄别。他采用的解释有:民主与科学、儒学与道学、商人与科学、官僚与科学、自然法则等等。他拒绝采用的解释有:身体特征与种族精神、气候、语言与文字、时间观念等等。

  究竟哪些社会文化因素真正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哪些因素没有真正影响到?即使在真正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因素中,哪些属于必要条件,哪些属于充分条件?这些都有待于更进一步证明。但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的,它们之间这样或那样的互动同样是存在的。应当指出的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化程度已经越来越显著。自从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于1961年提出“大科学”(Big Science)概念以来,随着各项巨额研究计划的制订和实施,科学技术已经从个人的、集体的活动发展为国家的以至国际的活动了。

  第二,中观层面,即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分析。

  这一方面,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可以作为代表。他们把统计学和系统论方法应用于科学技术史研究,探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循环加速机制,提出了两个循环加速过程:一是“理论—实验—理论”;二是“技术—科学(包括理论和实验)—技术”。同时,他们探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构,认为它由“构造性自然观”、“受控实验”、“开放性技术”三个子系统构成。“我们可以把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表示如下:即科学理论结构是构造性自然观,实验必须是受控实验,而技术结构则必须是开放性的。这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具有循环加速的机制,整个近代科学技术就是在这样一种结构中加速发展起来的。”接着,他们分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结构的特点,可以用它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形态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主经济决定了它的技术结构是‘大一统’型的。理论和实验结构则与以儒家为正统、道家为补充的文化结构相适应。”[7]他们更进一步分析了原始科学结构及其社会化,提出了“示范作用”和“否定性放大”的问题。这一立足于计量历史学基础上的结构与过程的总体分析,比较实证而又系统地解决了“李约瑟问题”。其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至今无人企及。

  其实,金观涛等人所提出的两个循环加速过程:“理论—实验—理论”、“技术—科学(包括理论和实验)—技术”可以被合并为一个过程:实验Û技术Û科学。但是还有一个过程:生产Û技术Û科学是历史—逻辑在先的。

  是否由“构造性自然观”、“受控实验”、“开放性技术”三个子系统构成,是划分现代理论科学和传统经验科学的根本标准。林毅夫在《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一文中指出:“我对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假说如下:在前现代时期,技术的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实践经验,而在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从科学和实验中得到的。中国早期在技术上独领风骚,其原因在于,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过程中,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则是由于中国并没有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换到基于科学和实验的创新上来,而同时期的欧洲,至少经由18世纪的科学革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变。”[8]因此,“李约瑟之谜”的关键不是通常所谓中国有技术,无科学;或者技术强,科学弱;而是中国科学始终不能依靠自身力量从经验科学上升为理论科学。无论科学,还是技术、实验,始终不能依靠自身力量从生产中分化出来。

  第三,微观层面,即科学技术的逻辑构造分析。这一方面分析是必要的,但是至今分析仍然不够充分。

  人们早已注意到了中国人与欧洲(西方)人之间的思维特质和差异(差别)。有人甚至从神经学或脑科学角度来探讨。例如,沙尔·雷斯蒂沃在《李约瑟与中国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比较社会学》一文中就提出了这一问题:“简言之,是否中国人以右脑为主,西欧人以左脑为主(按通常的关系左半球主分析思维,右半球主类比思维)?”[9]虽然这种神经学或脑科学基础未必可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程广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李约瑟问题   科学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54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