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乐:中国式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4 次 更新时间:2012-03-22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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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怀乐  

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这在教材中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在政治类考试中一涉及到这类话题,必提此句,但我是个不太安分的人,从高中到现在,见到这句话的次数很多,但见多了,并不意味着习惯了。每次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都在想,究竟什么是民主?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对于民主,从学术角度来说,古典民主论者认为,民主就是根据人民意志进行的统治。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并运用社会契约论,认为人民的统治是通过人民对于政府组成、政府权力行使的同意来实现的,而人民的同意是根据多数决定规则进行的。卢梭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理论,认为人民的同意是在人民的共同意志基础上形成的,据此,他提出了人民主权原则,并认为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主权的实现。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认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是由少数政治精英人物统治和领导的,民主的现实含义应该是人民有权通过投票决定由谁来充当政治精英,亦即民主是人民投票决定权力的归属。以达尔等人为代表的多元民主观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人们都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中,这种状况使社会公民不可能在政治问题上形成多数,同时也不存在任何可以控制一切的势力,而只存在着以团体为单元的若干个少数之间就某个政治决策的相互复杂作用,民主是多种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每个论断都有其合理之处,到现在也不能给民主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定义中国式民主则是难上加难,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式民主是上述观点的一个选择批判性整合。

我们不妨从字面上看,民主,即“民”做主,通俗来讲就是人民说了算。民主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高低,取决于“民”的本身。当“民”的数量比较少的时候,且具有公共意识,并有一定的理性分析能力的时候,可以实行直接民主,典型例子便是古希腊雅典城邦。当“民”的数量很大并且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为减少行政决策成本,实行代议制民主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当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便是一种代议制民主。

那么,当前中国实行的是不是民主?很显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中国式民主,那么,这种中国式民主又是怎样的民主?

中国式民主是一种协商式民主,人事任免、重大事务决策都有一个提前被人了解并认可的过程,因此在人大开会的时候,候选人都是高票当选,提案都是高票通过。在西方,一个候选人能拿到51%的支持率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而我们的候选人拿到97%的支持率也会觉得很没有面子,毕竟不是100%支持。这种协商式民主的核心运作机制便是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不假,但最后还是要集中才能奏效。

中国式民主是一种精英式民主,或者说是一种官僚式民主。在中国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公务员群体无疑是中国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在现行的体制内具有很高的地位,参看年年升温的“国考热”便可得知。自然,公务员在中国式民主的舞台上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以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为例,党政军干部占到了80%以上,我们的工农联盟的代表仅占18%,与其说是人民代表,不如说是官员代表。

因此,我们现行的民主体制被很多人诟病,一直叫嚣实行西方式民主。网上经常出现两张照片,一张是我们的代表们在人大休会期间一个个东倒西歪地在睡觉,另一张是议会制下议员们在为了一个问题而争论甚至动手,于是有些人便开始大赞其行。可媒体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他们在打架,有没有说他们打完架之后一起勾肩搭背去喝酒吃饭?正所谓民主专制都是假的,只有权力争夺才是真的。在政治的领域不讲权力与作秀,只会沦为别人手中的棋子。况且西方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如果你加入共济会以及各个分支这一因素来看的话,我看倒未必,共济会在中国是个新鲜的玩意儿,国内没有一部专著去介绍共济会,但共济会的的确确存在。美国总统中绝大多数都是共济会员,只有林肯、肯尼迪不是共济会员,他们都被刺杀了。英国王室与共济会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在白金汉宫有着一个单独的共济会分支。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不去研究共济会在西方政治中的作用,那么我们对西方式民主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学术的层面,而这种层面在现实中是苍白无力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式民主的确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是基于西方的基本情况而言的,我们要实行民主必须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

我们现行的民主有没有弊端?有。要不要改变?要。但不是现在。为什么?现实的条件不允许。打个比方,适合中国的理想民主形态为选举式民主,它就好比是一道好菜,中国现在却不能吃,因为缺一副好牙口,要是囫囵咽了,就要拉肚子,产生不良反应。现行的协商式民主好比是粗茶淡饭,虽无多少营养,却是老少咸宜,适合现在的中国。但如何才能实现粗茶淡饭到美味佳肴的转变?

我认为很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培育形成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有着固定的收入,良好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有理性,而非群氓。在中间阶层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协商式民主定不能转型为选举型民主,因为少部分的中间阶层一旦得势,势必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实行少数人统治,打压新兴民主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宋美龄女士曾说:“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只有当中间阶层不断成长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选举式民主才能得到实现与巩固。

中国是个十四亿人的大国,长期的自然经济给我们带来的小农意识依然无法彻底消除,而且影响深远。从老年到中年,从中年到少年,都戒掉了理想,失去了信仰,管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是最重要的。所以外国人经常评价“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是条虫。”从建国到现在的那几代人不必说,单说现在备受争议的90后,很多人总说90后是迷茫的一代,缺乏理想的一代,这些批评不是空穴来风。但是谁在我们小的时候成天在我们耳边唠叨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找份好工作,然后娶妻生子,光宗耀祖?这种从小到大的奴性教育使得我们这一代一直被某种“应然性”理论绑架,我们应该要怎样怎样,却极为忽视了我们这一代的偶然性因素和自然性因素。个性教育的缺失使得我们都成了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以致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大家都是冲着就业热门的专业去,而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兴趣,导致在大学里高不成低不就,天天混日子。还有诸多在北清这两所学校的“天之骄子”们,多少人天天想着的就是“体制内”,一谈职业规划,一口一个“体制内”,去体制内我并不反对,但体制内是我们实现理想、济世报国的手段,而非只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终目标。全国纳税人拿巨款养着的这两所学校,试问211经费之高,除了北清,中国还有哪一所大学能有这样的待遇?中国人拿着血汗钱养着的学子,不是让他成长为小官僚、小资产的,而是用来培养领路人的。拿钱办事,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规矩,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理应对纳税人负责。

人并不是天生具有理想的,却可以是具有理性的。但我们理想教育的缺失以及应试教育的灌输让我们既没了理想,又失去了理性。从小我们就被灌输老师说的就是对的,书本上说的就是对的,然而很少有人去思考为什么是对的,自己说的为什么就不是对的。这就是现状,我们对此能做什么?只有叛逆,只有反抗!90后不会是垮掉的一代,相反,她是新生的一代,强生的一代,未来的中国发展会证明我们这一代的优秀,一个旧的体制只有经过新生力量的强力冲刷,才会获得新生的契机。90后的这一代也必将会成为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改变“强国家”姿态,提升社会的政治运作能力,从强国家-弱社会的互动模式专项国家-社会同等力量下的互动,在权力对等的情况下实现国家与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培育一大批具有理性的中产阶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由协商式民主到选举式民主的过渡。公众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为了追求个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减损了整体的效益,造成非理性带来的后果。只有扩大中间阶层的力量,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保持社会阶层流动通道的顺畅,抑制公众的“非理性”。

总之,西方式民主再好,那也只是西方的,中国的问题只能根据中国大地上的实际情况来解决,中国式的民主也只有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之下,才能得以不断发展、完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愿诸君与我共勉!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09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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