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忏悔、良知与深层人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3 次 更新时间:2012-03-21 13: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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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人生活在世上应当承担两种责任,法律的责任和道德的责任。如果说逃避法律的责任将面临很大的风险的话,那么,逃避道德责任的风险则相对较低。因为法律责任可以强制执行,而道德责任只能出自良知。现实生活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相反,由于根深蒂固的欲望和利己动机,人都害怕承担责任,倾向于为自己辩解和把责任推给他人。于是,世界永远存在冷漠,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不可理解,永远存在敌意造成的隔膜,永远存在自私产生的麻木。人类的世界就是这样永远伴随着堕落。幸而在曲曲折折的历史长河里,不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多么黑暗的岁月,总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这就是对善的呼唤。这种伟大的声音,与其说是由哲学来作见证,不如说是由杰出的文学来作见证。杰出的作品用善的光辉照亮了心灵的黑暗,它们为人类的良知的存在作证。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就是这种良知呼声的主体,不管他们的作品表现什么,是轰轰烈烈的战争还是爱情的悲剧,是灾难事件还是日常琐事,都传递出一种声音直达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忏悔和良知。古往今来,忏悔和良知的声音几乎都是伟大作品的伴侣。为什么不朽的文学作品往往传递着忏悔和良知之声?为什么震撼灵魂的艺术常常与忏悔连在一起?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这种性质和我们深层的人性结构到底有什么关联?要回答这些问题,必然涉及人的道德责任的性质:涉及文学艺术家以什么方式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我们的讨论,正是从这里开始。

  

  一、有限的法律责任和无限的道德责任

  

  法律和道德都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因此关于它们的区别?人们可以从实践方面划出一条界限。在西方就有人主张“法律是道德的最小限度”的观点。法律和道德都涉及到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一定的标准,但道德所涉及到范围比法律要大得多。如果道德和法律分别是一个王国的话,那道德王国的疆土要远远大于法律王国的疆土,道德王国是一个大国而法律王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道德王国之所以疆土广阔,是因为它不仅仅要求行为符合道德规范;而且还要求行为的动机出于义务,而后面一点涉及的是无比深广的人类内心世界。人类绝对没有途径保证人的行为是出于义务。它只能是属于每一个人一生中的个人事务,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体悟?去修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什么是行为出于义务的真正含义。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并不难,但要使自己的行为时时处处符合道德出于义务却是非常困难。不可能设想真的能出现一个人人至善至圣的理想社会?不应当相信人性的绝对可靠。因此,只有在最基本的行为方面:制定强制性的规范,让不遵守的人付出违背法律的代价,才能保证社会秩序正常运行。这就是法律管治的基本精神。但是,除了这些行为最基本的方面,法律不可能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更没有可能深入进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法律和道德有重合的地方,法律只能让人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法律便无能为力了。当然,“法律是道德的最小限度”的观点,首先依据一个前提,就是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背离道德?严重背离道德的行为必定违法。但是在现实社会往往存在法与道德的不一致,某些违反律法条文的行为反而是道德。比如,苛刻的暴政经常是借法律制度强制施行的,其荒谬的条文也经常干扰我们平静的生活?于是,人类的反抗暴政和蔑视荒谬的律法条文经常赢得道德的正面评价。

  如果从法律和道德听制约的行为主体方面说,法律所关注的是行为的外在方面,即行为所引起的社会效果,对他人或对社会的实际伤害。而道德所关注的则是行为的内在方面?即行为的动机。根据这一区别,康德提出“合法性”和“道德性”两个概念。前者要求行为“符合义务”,后者要求行为“出于义务”。所以,康德认为法是外在的,而道德是内在的。

  一个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损害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不管他的动机如何,都要为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责任是强迫的,不管愿意不愿意,代表社会的有关当局,都要强迫你执行。相反,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义务”,法律不管你的动机如何。比如,法律要求公民服兵役?只要你合符条件应征入伍,法律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不论你是想保家卫国,奋勇杀敌,还是想出人头地做将军元帅;不论你想挣钱发达,还是想在战场上了此残生,服兵役只要求你穿上军装,听从命令。至于其他,它是不管的。但是,道德就不一样。一种行为尽管“符合义务”,并没有伤害他人和公众的利益?没有不良的社会后果,只要不是“出于义务”,即没有善的动机,就不能说该行为是道德的。康德曾经举例说,“卖主不向无经验的买主索取过高的价钱,这是符合责任的。在交易场上,明智的商人不索取过高的价钱,而是对每个人都保持价格的一致,所以一个孩子也和别人一样,从他那里买得东西。买卖确乎是诚实的,这却远远不能使人相信?商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责任和诚实原则。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这有利于他。此外,人们也不会有一种直接爱好;对买主一视同仁,而不让任何人在价钱上占便宜。所以,这种行为既不是出于责任,也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单纯的自利意图。”一个看起来“符合义务”的行为,只要不是“出于义务”,它就不是善的。

  按照意图伦理学的说法,行为是否道德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既是一个客观的行为,又不取决于客观的标准做判断。从行为主体的方面说,它联系到一个具体的行为对象,又与这个行为对象的内容无关。道德必须是实践的,可是又与实践的具体内容无关。行为之所以是善的,全在于行为主体善的意志。除了善良的意志之外,不能设想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无条件善的。道德的内在性的含义就在于善良的意志是自我定义的。康德说,“善良的意志,并不因它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

  法律因为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只追究行为的客观效果,而无法理会内心动机。尽管你不认同某些法律条文,但只要你不违反,就算是做到了“符合义务”。于是人们对法律责任的承担是同考虑自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利益的权衡取舍摆在眼前。假如选择拒绝承担法律责任,就得因此受到强制性的制裁,并为此付出代价。强制性行为规范的存在,倾向于假设人性是恶的,是不可靠的。人常常倾向于侵夺他人的权益,剥夺他人的应得的财富,奴役他人以达到自己的目标。面对有缺陷的人性,经过对立或相关利益双方的较量和博弈,演化出一些大家认同的基本准则,用于保护各自的利益。事实上,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成长,是和人类对自身人性不可靠的认识相关的。无论是法律的出发点还是法律制度的特征,都可以看出它们对人性的不信任。因为法律对人性的不信任,所以它一定是强制的;而因为它是强制的,所以它必须给自己划出明确的行为规范的边界。法律的责任是有限的。只要不违背法律所禁止的,就等于承担了法律的责任,换句话说,只要不被检察机关或他人起诉并被判定有罪,这就尽到作为公民的法律责任。

  道德是内在的行为规范,它只在乎人们在行动中是否有善的意志。因此,主体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并不是强制性的,是否出自义务而行动,是没有外在性力量强制的,全在于主体的道德自觉性。假如主体并没有出自义务而行动,那么也许就没有人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受什么利益上的损失,主体只是通过逃避道德责任把自己降低到恶的水平而已。正因为承担道德责任是主体自觉的、主动的,所以它是非功利的。善良的意志除了它自己是善良的之外,其他一无所求,善与外在的财富、声望、名誉、地位、权势、奖赏毫无关系。一旦主体准备承担道德责任,它同时也坦然接受这种承担带来的一切,包括牺牲自己。幸而人世的艰辛和岁月的磨难并没有遮蔽住善良意志的光辉,即使善良的意志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仍然在事功方面毫无成就,它依然如同宝石一样耀眼夺目,因为它的价值在它自身之内。

  出于义务和符合义务在承担责任上存在一个明显的分别?符合义务是有限的责任,而出于义务则是无限的责任。承担责任意味着一个客观的行为,符合义务的客观行为,既有一个可以清晰□定的客观标准;又有一套客观的制度保证标准的解释和实行,人们很容易看到符合义务的客观边界。但是出于义务的承担责任,我们却看不到它的边界。或者说它的边界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内心世界也是浩潞无垠的,永远达不到它的边界的。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出于义务意味着良知给意志下达的是绝对命令,而意志对这一绝对命令的服从程度,取决于道德的自觉。任何一个有理性有生命的意志,终其一生应当追求的最大目标,必然是道德上的善。这个终极的目标在有限的一生中是否达到了,只有意志本身才能回答,其他人不能知晓。但是我们可以推断,这种目的在其自身之内的服从绝对命令,是生命的长征,向着崇高和远大目标的长征。这个目标是不容易实现的。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跌倒在崎岖的半途,因为我们是有缺陷的生命,如此微弱和有限的生命,怎么能够说自己就是善的意志的化身呢?但是,另一方面,理性和良知又不时照亮我们幽暗的内心;促使我们追求远大崇高的目标,我们有可能征服内心的阻碍,至少有值得尝试的必要。除非我们自甘与恶并列,拒绝承担道德责任。只要我们不甘愿与恶并列,生命就是一个永远不能止息的努力。我们可以说我们按照良知的召唤;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那个召唤本身;我们可以说我们遵从道德的绝对命令去处世做人,但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就是那个绝对命令本身。生命是一个流,一个奔腾不息的巨流,只要我们在行动,就永远有一个前方的召唤,有一个我们难以企及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是对无限责任的承担。

  

  二、道德承担的可能性

  

  人为什么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为什么不仅应当符合义务,而且应当出于义务?这种意图伦理的命题的意义是什么?它仅仅假定人生可以臻于至善吗?其实不然。这种康德称之为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的根本意义在于为自由意志和主体选择寻求安顿的根基。因为这个根基对生命太重要了。它是自由意志的形而上学基础。

  让我们从相反的假设开始讨论。假如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道德责任,假如我们实践中不需要有一个善良的意志——行为的主体按照能够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的意志,那么这一假定对人类自己,对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意味着什么呢?这当然意味着一切都是给定的,生命是被安排的。它或者被冥冥之中的神秘所安排,或者被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威所安排;我们所做的一切或者是命中注定要发生的,或者是人间外在的权威决定它要发生的。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改变这注定要发生的一切。于是我们就从承担责任的重负中解放出来,而解放的代价是做必然性的奴隶。

  否认道德责任最终导致哲学上决定论的立场。按照决定论的观点,一切都被冥冥中的必然所主宰,人们的行动背后虽然存在主观的意志,但主观的意志不过是一个假象,或者说主观的意志只是一个更本质的东西的代理人,更本质的东西在背后指挥着这个代理人,就像环境决定了入的行动一样。意志所发出的行为之所以是这样,乃是因为它不得不这样。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有一只神秘的手在操纵着世界,在拨弄着人类。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事件,都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地出现或将要出现,就像每天的太阳一定升起和沉落一样。在这个被决定的世界里,骄傲的人类不过是那只神秘之手紧紧攫住的玩偶,怎么也逃不出它的掌握之中。我们活着,实际上不过是被主宰的工具,是完成神秘主宰的目标的代理人。从决定论的观点出发,引申到生活的实践中去,它自然就成了逃避责任的藉口。因为一切都是被决定的,我们不能选择,所以就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责任实际上包含了一重假定:人是可以选择的,自由意志是可以成为他的主人的。面对一个我们参与的事件,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其结果可能更好或更坏。这完全是真实的。在更好或更坏的结果面前,自然就有尽责和不尽责或不够尽责之分。结果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纯粹是主体意志选择的结果。但是,按照决定论的观点,既然一切都是被决定的,那主体意志便无从选择了。怎么可能让无从选择的人承担责任呢?正如不能让无辜的人服罪一样。既然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是不可抗拒的,所有主体的选择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正如俗话说的,所有的努力,都成了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人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甚至连主观意志的存在都是多余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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