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 去道德化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4 次 更新时间:2012-03-20 21: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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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官商两会期间,一身奢侈品的李鹏之女、中电公司董事长李小琳正式提案,要求给每个中国老百姓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管理中国,让每个人都要知道羞耻。由此创意,立即引发了无数联想:谁来建立道德档案,谁来执行道德记录,谁来进行道德审判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能够对每个人的道德进行管理的似乎只能是上帝的权力,那么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中国,谁有这种权力?对于这样一个缺乏智力或者说想象力过剩的提案,人们浮想联翩,这甚至让人想到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

  

  从李刚门到韩寒门,在一个没有上帝也没有法治的中国,道德常常成为人们最常见的“借口”。从三鹿事件到和谐号事件,发生在过去几年的一系列公共灾难曾经引发了全社会围观,甚至展开了一场全民道德审判,但最后一切都与道德无关,无论当事人还是政府。事实上,这一切甚至也与法律无关。在牛奶中放入三聚氰胺、在瘦精肉中注入有毒药物、非法拘捕囚禁、被精神病……在一个失控的权力体制之下,国家早已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金钱成为全民宗教。国家在去政治化和去法治化的同时,社会正日益走向去公民化和去道德化。

  

  1958年,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通过在意大利南部为期9个月的社会调查,写了《落后社会的道德根据》一书。他揭示了在陌生人社会中出现的一种去道德化社会形态,也就是人人信奉家庭主义,只顾及自己小家庭的利益,而完全置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于不顾的社会信条。

  

  “去道德化(amoral)”并非“不道德(immoral)”。如果说“不道德”指的是有悖于通常道德标准的行为,那么“去道德化”则是一个中立的状态,一切都与道德无关。

  

  在一个去道德化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家庭主义者,没有人会在对自己无益的情况下促进群体或社区的利益。只有官员会参与公共事务,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任何普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都会被视为不当或不正常。同时,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少之又少,因为这只是其他官员的责任。除过政府,其他有效的社会组织(即有目的的群体性行为)难以形成和保持,因为这将需要其成员具备无私性以及对个人牺牲的认可。

  

  政府工作人员将只会付出其最低限度的工作努力来维持其职位或赢得晋升,而受教育的职业人士也不会具有多少使命感。政府中的职位以及职业的训练,只会被其所有者当作武器来对付他人或牟取利益。政府职员只要感到不会受到惩罚,就一定会接受贿赂,而无论他接受与否,人们都会直接假定他是腐败分子。对去道德化社会来说,法律将失去威信,因为不用惧怕惩罚。合乎法律程序的协议将很少被达成,除非法律对其的保护与执行是较为可能的。所有的弱势群体会更想要一个可以通过强权维持秩序的政权。对他们来说,任何声称为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而努力的个人或组织都会被看作是骗人的。

  

  去道德化导致去政治化,抽象的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与平日的日常生活失去任何联系。这个社会既不会有领袖,也不会有追随者;因为除非能满足其个人利益,没有人会试图说服其他人来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就算有,其他人也会出于不信任而拒绝他。人们只相信眼前利益,而不相信未来;只看重个人利益,而漠视公共利益;只相信金钱,而漠视道德和尊严。

  

  对于信仰文化缺失的中国来说,这种冷漠、事不关己和以逐利为核心的社会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家庭主义导致的宗族传统根深蒂固,但随着最近30年城市化发展,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土崩瓦解,中国完全进入陌生人社会,去道德化的家庭主义突然加剧,最终成为社会主流。如果要追究根源,则在农民时代就已经酝酿成型,近代以来不断的战乱、人口流动、土地的分割以及宗族主义的瓦解,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流氓化政治运动、社会制度不公、人口隔离制度、传统大家庭的崩溃、人与土地的分离等等,这些剧烈变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个演变过程。在严重的社会焦虑中,传统的国家主义变本加厉更加强了这种不安全感,人们为了确保自己与其核心家庭的直接利益,更加远离一切公共事务。

  

  当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体系消灭了一切社会组织时,原子化的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构成;去道德化社会消除了对道德和正义的批判,从而也丧失了判断能力,国家成为唯一正确的利维坦。这种社会的风险在于,一旦国家体系削弱或者崩溃,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所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war of all against all)”中,这是一个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即暴力社会。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周期性轮回,正是国家崩溃—重建的循环。如果说传统中国尚有士绅和宗族组织的话,那么当下中国连这些都已经被瓦解消除。因此,国家这个“利维坦”一旦崩溃,中国社会将遭遇灭顶之灾,失去任何自救能力和自救机会。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我并不认为我们比美国人更加自私,区别只是在于在那边人们是受到启蒙的,而我们不是。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为了其他人牺牲一点点个人的私利;我们总是想保留一切,但是结果却总是失去一切。”准确地说,去道德化社会是一个“老百姓社会”,或者说反公民社会,一切都与“公民社会”相反。公民是拥有政治权利的人,老百姓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公民是现代国家的人群身份,老百姓是传统帝国的人群身份。老百姓是为帝国服务的,国家是为公民服务的。帝国完全建立在暴力和权力之上,并且依靠暴力和权力来维持。国家由公民组成,公民权利是国家的基础,因此国家完全实现了去暴力化,正如帝国的去道德化。国家通过公民授权而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帝国则通过暴力征服和血腥镇压维持恐怖统治,帝国不承认民众的主体身份,而将其视为一群愚昧无知的“群众”或“老百姓”,帝国的一切权力均来自暴力基础上的强权,而不是民众的自愿授权。

  

  在传统帝国时代,所谓政府实际上只是官府,与所有民众无关。官府成立的目的就是方便掌握权力的官僚集体掠夺民众。对历史上的帝国来说,几乎所有的官府都习惯用暴力、胁迫、强制和大屠杀等手段来捍卫这一体制。但是官府首先使用的“防卫”手段却是无穷无尽的谎言——关于它所谓的善行、无私、英雄主义和伟大之处,还有关于民间社会“堕落”、“庸俗”和“罪恶”的批判。甚至某个统治者自称永远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传统帝国的政府基于自身利益,会极力取消反对派或反对党,以消除竞争保持垄断,将质疑者和挑战者污蔑为“反动派”或者“反革命”,甚至对其彻底妖魔化。政府正是以一种处心积虑营造起来的道德优势,来压制民间社会的人性觉醒和权利反弹,从而维持一种稳定的奴性无知和逆来顺受。

  

  2011年11月20日上午,山东烟台发生一起惨剧,一名过马路的女子被大吊车碾倒身亡。交警离开后不久,一名中年妇女从血泊中捡走死者从菜场买来掉在路上的一块肉。这一场景可以使人作出无数种不同的解读,但在所有的解读中,道德都不在现场。

  

  在重商主义背景下,去道德化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一种残酷的现实,每个中国人都只能接受这种“活在当下”的无奈。在金钱这种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面前,道德作为社会较高理想已经彻底破灭,社会整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作为社会文明秩序底线的法律,在公民社会阙如和法治建设举步维艰的现实困境中,日益走向被虚化被禁止的境地。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将近10年,虽然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欧洲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法律制度的极度不完善。立法司法完全依附于行政,导致公权力被封闭的利益集团把持,并且完全失控,国家制度的沉疴积重难返,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公正健康,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一个健康的现代国家中,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去道德化色彩,道德作为较高社会理想被彻底虚化。道德是上帝的事情,法律则是国家的基石。在正常社会,法律作为社会的最低理想,或者说社会底线,被置于刚性的、唯一的、公平的、明确的、不可挑战的最高权力位置。也就是说,法律成为唯一公认的、可执行的社会准则和共识。法律主要是作为权力和暴力的克星存在,一个法治的社会实现了正义的秩序。

  

  权力社会常常是一个反法治社会,也是一个暴力社会,法律的虚化使法律成为一种精美的摆设和权力的借口,使社会秩序底线彻底失守。混乱和无序化是一个社会全面走向乱伦的必然结果。为了重建秩序,只好牺牲正义。不正义的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常态。在法治丧失的同时,道德又一次被祭上神坛。道德成为粉饰乱伦和不正义的廉价脂粉,正被四处擦抹。这种道德擦抹以“替天行道”的、文革式的暴力方式周期性、螺旋形的进行。

  

  黄仁宇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律,将法律道德化,将道德法律化。道德对法律的褫夺使形同虚设的中国法律更加脆弱无力,社会秩序完全依靠暴力来实现,这就是吴思所说的血酬定律。社会正义同样只能依靠以血还血的暴力行动来获得。道德只是一个虚伪的牌坊,道德运动使一个去道德化的社会进一步走向失去法律约束的暴力化。权力在一个无序乱伦的暴力社会乘机装扮起上帝和救世主的角色,使权力更加不受制约和危险,最终威胁着整个社会。

  

  这种道德暴力呈现出两种明显的差异,或恃强凌弱,或以卵击石。话语权决定了道德解释权,因此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道德权力。话语权小,那么道德权力就小;垄断了话语权,那么也就垄断了道德权力。权力因此神化为道德的化身。一个更大的权力可以肆意地被用来污蔑、抹黑、妖魔化任何一个更小的权力。这种博弈没有任何悬念,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明确规则。权力的大小即决定了博弈的结果。可以简单的说,一切权力都来源于暴力,一切权力的运用都是一种暴力。所以,在一场权力博弈中,暴力就是它唯一的表现方式。权力社会也就是暴力社会。官方(政府和官员)依靠对国家机器(宣传机器和暴力机器)完全支配权力,往往呈现出恃强凌弱的霸道面目,可以任意制造一种道德借口,对一切被它视为“不道德”的个人、组织、事件进行一场完胜的道德讨伐。同时,这场道德暴力讨伐常常以法律暴力为辅助手段。

  

  在以一个完美的去道德化社会,家庭主义成为核心价值观,每个人都为家庭而奋斗和战斗,失去道德优势的国家同样以家庭利益来鼓惑或威胁民众。唯一的国家与无数原子化的家庭构成一个没有社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由一群弱者组成,所有的人都脆弱无力。弱者心态是普遍的,即使权力者也不例外。因为公民自治和社会自我调节体系的缺失,权力成为唯一的安全来源;对缺乏权力的群体来说,只有原始暴力可以保护自己,因此权力社会向暴力社会转变。随着国家暴力化的发展,社会最终走向崩溃。

  

  道德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共识,营造了一个信任的人群合作机制,特别是陌生人的城市社会,信任是道德的基本表现,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基础。在《信任》一书中,美国学者福山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意大利、韩国为代表。在“高度信任社会”中,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而在“低度信任社会”中,经济状况却危机四伏。“在中国文化中,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胡适先生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班菲尔德在半个多世纪前对一个去道德化社会的剖析,已经预示了意大利黑手党的兴起。对一个由自私的家庭主义者构成的去道德化社会中,政府陷于无能与腐败,公共事务陷于瘫痪和低效,权力成为危险和恐怖,这时,由民间反精英组成的另一个封闭的黑手党势必将浮现出来,成为一个亚政府组织,构成对政府事务的竞争。政府与黑手党的竞争和冲突就衍变为去道德化社会的主要斗争。当然,这仍然与广大家庭主义者“无关”。

  

  美国兰德公司有一个对中国社会评估调查,里面有这样的论断:“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发展是硬道理”、“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端功利主义主导了中国数十年,不择手段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最普遍的行为方式,羞耻感和正义感早已荡然无存。去道德化加上去政治化,使一个社会丧失了方向和规则,人群走向冷漠、焦虑、堕落和萎缩。廉者不受决来之食,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尊严大于面包”。对一些不愿放弃正义、人性和尊严的公民来说,他们必然成为国家的敌人,和民众的烈士。无数离散的弱者在求助权力(上访)或求助法律(上诉)无果后,则只能依靠自己绵薄之力,对强者(富豪、官员、政府)展开以卵击石式的道德抗争和暴力讨伐。如杨佳以玉石俱焚的精神对非法作为的警方进行暴力批判;唐福珍为保卫自己的家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对官方非法暴力强拆的道德谴责。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叫贺龙的湖南农民手持两把菜刀闯入国家税务局,杀死数名税警;一年以前,一个叫刘赘衡的湖南农民用精确炸弹袭击了国家税务局。

  

  许志永博士是一位温和的法律学者和维权律师,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他“对社会满怀责任与深情,想通过自己的法律知识去帮助困境中的陌生人,以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公,给那些悲观无力者希望。”2011年8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偷税”为罪名再次正式逮捕许志永先生。事实上,2009年2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已经把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罪名由“偷税罪”改为“逃税罪”。中国官方的发言人姜瑜曾有名言:“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

  

  许志永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曾经说起自己的梦想:“我希望我们是个自由幸福的国家。每个人不需要违背良心,只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一个简单而幸福的社会,人性的善得到最大的张扬,恶得到最大的抑制;诚实、信用、友爱、互助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愤怒,每一个人脸上是纯真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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