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何为社会科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29 次 更新时间:2004-12-30 1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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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  

  

  在主流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三种主要观点,我也时常称之为“正统的共识”(orthod ox consensus),这些观点在战后大部分时期的社会学中声名显赫。我认为事实上它们也已 经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中。

  

  第一种是自然主义,它主张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社会科学阐述问题的逻辑框架 也与自然科学相类似。我更愿用自然主义一词而不用实证主义,尽管它们意指许多相同的东 西。

  

  正统模式的第二个观点是,在解释人类活动时,我们应该运用某种社会因果概念。也就是 说,作为人类行动者,我们虽然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何以如此作为的理由知之甚多,但是 社会科学家仍然能够证明我们的作为实在是被我们所不清楚的原因推动的。社会科学家的任 务是要发现为行动者所不了解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原因。

  

  与正统模式有关的第三个要点(我不打算在此详加讨论)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一般认为社 会科学应象自然科学一样,但多半还是承认社会科学不能与经典物理学太过相像,因为社会 科学处理的是各种系统,较之物理学关注的现象,系统更类似于生物体。被认为出自生物学 的,通常也被假设以控制论为模型的系统概念为许多社会学家视为社会分析的核心概念。

  

  正统的共识今天已不再是共识。在社会科学中它曾是多数派,但现在,已经成为少数派了 (在社会理论中肯定是这样,而在经验的社会研究中则未必如此)。那些至今仍在捍卫正统立 场的人们仅仅代表了一种观点,此外还有如此众多的理论视角,如常人方法学、各种形式的 符号互动论、新韦伯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等,这个名单看上去可以 无限排列下去。

  

  局面令人不安。面对如此分歧的理论视角,我们不再能确切知道如何定位我们自己的视角 。我在这里谈论“视角”(perspectives)或“传统”而不是“范式”(paradigms),因为库 恩将范式概念引入科学哲学时,他用该词指涉的是自然科学,库恩也正是从这里发展出他的 哲学和“范式”的概念定义的。他看到社会科学家之间很少共同点,这与自然科学中的情况 完 全不同,在那里有着可调适的视角,它们主导了科学领域的专业核心。

  

  面对这一纷乱的局面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对之大加欢迎,理论视角多多益善。多元的理论 比 一种特定理论传统独占地位的教条主义更为可取,这种反应甚至在最积极的正统共识捍卫者 那里都可以发现。

  

  默顿是那些试图将正统共识建构成为一种条理分明的系统的(学者中)代表人物,他先于库 恩称这种条理化的共识为社会学的一种范式。事实上,在“范式”现在通行的意义上默顿是 使用该词的第一人。他后来的观点与此根本不同了。他开始承认社会学中彼此竞争的各种视 角,并视这种情况是积极的和可取的,虽然多少有点勉强。其他学者更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多 元主义,他们从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的科学哲学著作中找来其正当性的证明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在科学中同样也应是多元性的视角,而不是只有一种观点,来规范诸 多不同的视角。

  

  另一种反应是否定的,更多地来自社会科学中主要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这种反应是冷淡 的和不屑一顾的,或可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我早告诉你情况就是如此”。这句话是按这 样的逻辑推出的:“我是经验研究者。我看到社会理论家们各执一端,他们甚至对何为社会 科学的研究范围这样的基本定义都不能形成一致意见。这再次表明社会理论与经验分析是不 相干的。我只管继续我的经验研究,让理论家们为他们不同的观点争辩吧”。因此第二种反 应进一步证明那些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的看法,即理论争辩与他们毫无关系。

  

  然而上述立场没有一个是真正有道理的。第一个有缺点,它排除了存在评价诸理论的合理 标准的可能性。我坚信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理论优于其他理论,某些视角较另一些更富有成 果。

  

  第二种观点也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难证明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是有关系的。米尔斯所说 的“无头脑的经验论”只能产生无进取心和无积累的工作。最好的经验研究是有理论关照的 那种经验研究。理论和经验研究有相对的自主性,不能合而为一。但任何经验研究者都应关 注理论讨论,正如理论家应该关注经验研究的问题一样。

  

  在当前的社会理论中,在有关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何为社会科学的理论构成及它对 经验研究的意义等问题上,我们发现了新的综合努力复兴的迹象,其中不少是看似热闹的表 面文章,而非实在的综合。我们的确可以了解这些竞争的理论视角的各自优点和缺点,并能 感知产生于这种争论的理论发展的大致路线。

  

  但我不认为这就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正统理论。如果我对我已描述过的对立的任何观点有任 何 同情的话,那会是第一个而不是第二个。我想在诸如何为人性这样的问题上根本说来是可以 争论的。对人的能动性问题——这是我们在争论人类行动性质时必然要涉及的——的解释也 有基本的难度。但这不能也不应使我们一股脑赞同理论多元论。记录理论走向综合运动的 方式是去发现正统共识错在哪里,然后具体指出业已出现的主要的共同观点。

  

  首先,主流社会科学,即正统的共识,包含了一个关于何为自然科学的错误模式。社会科 学家相信他们自己努力探求的是再创造自然科学宣称要获致的那种发现,但他们的自然科学 模式在哲学上是有缺陷的。正统共识所展现的自然科学模式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模式, 它将创造规律的演绎体系视为科学的最高抱负。

  

  我不相信还能找到任何一个令人尊敬的科学哲学家,他还相信许多社会科学家所向往的那 种自然科学概念。正如在库恩以后的科学哲学中清楚地证明,自然科学是一种诠释学的或理 解的努力。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当然有各种规律,但规律必定是(可以)被解释的,它们必定是 在理论系统的脉络中才是这样的。因此自然科学包含了意义的解释系统,科学的本质是关乎 理论框架的创造。构建意义的框架实在比规律的发现更为根本。探求构成“科学”成分的规 律在自然科学的传统模式中被给予了不适当的首要地位,社会科学家却天真地接受了这种过 分的重视。

  

  正统共识的最后藏身之所是在种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教科书中。打开这样的教科书,在最 初几页你仍可以发现这样的概念:“解释”就是从一条规律或从由诸规律错综复杂联系起来 的系统演绎出一个事件。对于自然科学中大多数解释形式来说这完全是一个谬论,我们也有 不 止一个的理由指出,它也可能是在社会科学采用的一个完全无益的模式。

  

  正统共识的第二个缺点是主流社会科学对人类行动的错误解释。在正统共识看来,如前文 所说,人的活动是按照社会因果范畴来解释的。作为常人行动者,可以想象我们知道在我们 的活动中我们正在干什么,然而社会科学家能向我们揭示实际上我们是受我们所不知道的种 种力量的驱使。正统社会科学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好似我们的行为都是结构原因或结构强制 力的产物,好似它们都直接出自社会力量的作用。

  

  我们在社会理论中必须做的是恢复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概念。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 是社会科学必须重视这一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承认它是人类行动最重要的特征,但是象 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一点。社会科学家忘记了绝大多数的我们作为人类 行动者所做的是我们有意图的行动,我们了解我们如此行动的理由。所有人类行动者对他们 行动的种种条件具有相当的知识,那种知识并非偶然地依赖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其行动 的构成要素。

  

  例如,若要在语法上正确地说出和理解诸如英语这样一种语言,就要知道一系列繁复的有 关符号的抽象的形式关系的规则、不同的语词用法及对语境的感觉等。为了讲英语我们必须 知道这些事;但如果有人要求我们对我们所知道的(语法)给出一个话语的解释,我们会发现 颇为困难。对作为语言言说者(和)为语言而存在的我们所实际知道的——和必须知道的—— 知识,我们大概只能给出最不着边际的说明。说语言学家研究的是“我们业已知道的知识” , 这种说法并没有一点悖理之处。

  

  为什么正统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解答常常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假定话语 意识——给行动的理由以话语的说明——即穷尽了人类行动者具有的认知能力,于是研究者 进而求诸结构方面的原因,然而任何人对他或她为何遵循某种特殊的行动路线(的原因)知道 的远比其用话语清楚表达的为多。实践意识是基础,社会世界因此而成为我们可以预期的。 社 会世界的可预期性并非简单“发生的”,如自然界的可预期性那样。它是由组织起来的具有 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的实践所带来的。

  

  传统社会科学概念的第三个缺点是这样的观点,认为发现社会生活的规律是可能的,这多 少是直接类比于自然科学中存在的那些规律。有两类“概括”存在于社会科学中,如果你愿 意不妨称其为“规律”,但每一类都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考虑一下哲学家彼得·温奇 (Perter Winch)所举的交通信号灯前停车的例子。人们可以设想这里涉及一种“规律”,信 号为红灯时则车停,变为绿灯时则车继续行驶。如果你来自不同的文化,先前从未见过汽车 ,你可能会想象信号灯之间有某种射线让车停下。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它的确是自然主义 规律。但我们都知道使车停下的是驾车人都了解有关交通行为的规则,这些行为法规和常规 为驾车人的行为提供了理由。

  

  如果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只是作为驾车人的常人行为,得到的也只是他们差不多全停在信号 灯前之类的发现,这对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常人行动者来说未免乏味。驾车人当然已经 知道他们停在信号灯前,并且知道为什么停车,因为这正是通过采纳常规来解释他们正在做 的事。这样一种概括,若不是人类学的工作重新发现它的意义,全然是老生常谈。社会学家 和人类学家的一项任务就是阐述诸文化何以不同、诸常规何以不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可预 期性何以大大依赖对常规的不同认知。

  

  第二种意义的“规律”更接近正统共识中确立的种种概括。这涉及到人类行动的无意后果 。我们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以有认知能力的方式行动——我们全都以某种方式知道我们正在 做什么并且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是真实的。然而,正如韦伯所强调的那样,虽然我们全是 有意图的行动者,我们行动的范围总是持续地逸出于激起行动的意图和目的。

  

  正统共识的支持者一心想的是由有意的结果产生的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当然也成为社会 中的行动者行动的条件。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关注的那类概括是建立在普遍化的无意后果的 假设之上的。“规律”在这里可以按一种接近于自然科学中的类似规律的概括形式来理解。 我将称这类概括为类型2概括。类型1概括则依赖社会行动者基于认知能力而对规则和常规的 遵守。

  

  类型2概括的确存在于社会科学中。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去发现这类概括 。试举一个存在“贫穷循环”的例子。贫穷地区的学校设备简陋,学生得不到鼓励去追求学 术价值,教师的任务只是控制课堂上的秩序。孩子们离校时,他们从这样的学校得不到合格 的训练,只能谋求相对低薪的工作和住在贫民区。他们的孩子也就在这样的街区上学——于 是贫穷便循环往复。

  

  然而,类型2概括从未正好对应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准确地说是因为它们所假定的因果关 系是基于有意行动的无意后果。人类行动者的认知能力是变动的,因此所有这类概括确实都 是可变的。在类型1概括(行为的规则和常规)与类型2概括(基于无意的后果)之间存在一种内 在 的联系。在一特定的行动脉络中,人们依其对常规的认知所做的事会随时间的进程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类型2概括。

  

  社会科学不可能是纯粹“解释性”的。不这样想就会犯根本的错误,认为类型1概括穷尽了 社会科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理解之功的观点便是如此。另一方面,自然主义的立场也是错误的 ,因为它假定通过确立类型2的规律,我们便能全面解释人类行为。全部的社会科学其实都 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即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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