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香港人的特质，很多人都会用到“务实”这个词。确实，长期以来，香港人在政治方面都不爱搞宏大叙事，务实和理性的风格甚至使他们对政治和群体表达相对冷漠。这一点，从香港的报摊就可以看出来：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一本像样的时政杂志，娱乐八卦周刊毫无疑问才是杂志的中坚。香港人几十年来习惯了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与家庭，激烈的群体表达似乎与香港人无缘。大学教授们，也都倾向于做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意见领袖。
但情况在这些年显然已经发生变化，香港似乎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这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我们只有了解香港今天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困境，才能明白为何“This city is dying（这城市快死掉了）”，会在过去一年成为城中热话。
香港经济模式的困境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发表报告指出，香港是全亚洲贫富最悬殊的城市。
香港是一个税基狭窄的外向型经济体，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利得税、薪俸税、地价收入和投资收益。现今的香港政府，与物业相关的税收亦接近两成，其比例远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在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政府卖地和投资收益共占政府总收入的39.6%；在过去两年，政府的卖地收入更是分别超过了600亿和800亿港元，以政府年度总收入为两千多亿计算，约占三成。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土地和房地产财政既缺乏稳定性，更存在结构性问题。但与此同时，政府的大部分支出都用于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主要是新移民的涌入）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部分支出的比重只会进一步增大。更加吊诡的是，高地价政策给普通市民造成了沉重负担，而政府又不得不倚赖卖地收入来“派糖”平息民众的怨气，这变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尽管目前香港仍能以卖地保证库房盈余，其公共财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机。
香港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前任特首董建华时期以来，政府不再安于“积极不干预”的角色，不断尝试主导经济转型，发展新产业，但“八万五”的房屋政策导致楼价暴跌，代表高科技经济的“数码港”最终沦为地产项目。在经历了连续的赤字预算案和SARS的打击之后，政府终于决定接受“背靠祖国”的定位，开始大力发展与内地的经贸融合。这便是2004年开始实行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其中正包括了内地人熟知的自由行。
香港学者卢兆兴曾以“大陆化”（mainlandization）来描述香港回归后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大陆化”这个词本身已经揭示了，“一国两制”实行十五年以来，两地间的融合多于疏离，而融合又以香港向内地的靠拢为主。作为中央对香港的一种经济策略的“大陆化”，恰恰始于CEPA和自由行。
CEPA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根据香港政府工业贸易署的统计，仅仅在2007年到2009年，香港的服务企业因CEPA获得的累积业务收益超过500亿港元；而香港根据CEPA设于内地的企业在此期间获得约1985亿港元的收益。而自由行方面，专业人士估计，以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代表3.5万人失业计算，自由行和CEPA大约将香港的失业率拉低近两个百分点。
当初开通CEPA和自由行时，中央和港府都有一种期望，那就是用这种刺激措施使香港经济喘一口气，用以带动金融、专业服务、教育和医疗等产业的服务需求，毕竟这些行业才应该是香港竞争力的核心。然而近十年过去，有评论认为，零售业的急剧增长“其溢出效应无法到达其他产业”，反而使其他新兴产业难有发展的空间。即使增加了就业，自由行吸纳的主要是大量的低技术劳动力，年轻人投身其中亦难有好的发展前途。因此，自由行的好处除了商铺业主，普通市民几乎享受不到。反而是连锁零售商店的急剧扩张，破坏了香港社会原本的社区结构和消费习惯，其中的损害逐渐浮现，演变成今天港人与内地游客的对立。
更严重的是，在这十年之中，自由行带来的眼前利益和繁华景象甚为符合港人实用主义的心态，而“背靠祖国”的神话也已经深深植入香港社会的群体意识之中。由于库房连年盈余，政府不仅不再讨论税基狭窄的问题，还以争取到新的中央“惠港措施”为政绩，遑论顾及经济转型。
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曾荫权政府才终于大梦初觉，委任了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提倡发展知识经济和“六大优势产业”，时至今日仍成效不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无论创意、环保、医疗或是科技等多么先进的现代产业，在香港首先便要克服高地租带来的成本问题，这恰恰又是香港经济的重心和痼疾所在。高昂的地价和生活成本，极大削弱了香港在很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旧问题仍未解决，而且可能更加恶化了。因为就在这十几年间，无论香港经济和市民生活境遇如何变化，有高地价护航的大地产商却始终旱涝保收，以回归前就已积累下的雄厚土地储备和资产为基础，在回归后几乎不受节制的环境里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寡头，不仅巩固了原先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阻碍了自由竞争，更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根据香港社联的统计，2010年香港录得十年以来最多的贫穷人口数量以及最高的贫穷率，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发表报告指出，香港是全亚洲贫富最悬殊的城市。
地产财阀的合围
今天香港的公共交通、煤气、电力以及超级市场等，无一不由大地产商所控制。高度垄断之下，各个领域的公平竞争渐渐不复存在。
2010年，一位前地产商私人助理潘慧娴女士撰写的《地产霸权》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地产霸权》所依据的，除了公开的经济数据，便是十几年来港人无比熟悉的大小事件，但串联在一起，便组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超级寡头垄断经济与民生命脉的景象。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主要的四家地产商就已经控制了香港55%的房地产市场，如今新的地产商已经极难进入这个市场。而大地产商凭借地产事业获取的暴利，进而收购拥有大量土地的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机构，享受这些廉价地皮的同时也因公共服务的专营权和垄断地位获取稳定可观的利润。今天香港的公共交通、煤气、电力以及超级市场等，无一不由大地产商所控制。
受此书启发，一位名叫庞一鸣的香港青年开始身体力行一个“一年不帮衬地产商”的计划，然而，这项计划殊为艰难。纵使他不搭乘公共巴士，不去连锁超市，不去连锁快餐店，不去大商场里的电影院，不装上网宽频，他也无法不用电，不坐渡海小轮或是地铁。电力公司和小轮也都属于大地产商所有，而港铁本身就是一个地产商。今天，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已被全部纳入地产商强大的网络之内，民众在无法负担房价的同时，更发现当公共服务加价时，他们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高度垄断之下，各个领域的公平竞争渐渐不复存在。政府的放任无疑助长了跨行业垄断的加剧。早在1993年的殖民地时代，立法局已经开始讨论公平竞争政策，但在回归之后的头十几年里，特区政府一直反对订立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公平竞争法，而只愿意对电讯和广播业进行反垄断监管；直至2008年，政府才终于发表竞争立法建议的咨询文件。这条法例原计划应在2008至2009立法年度内通过，但至今仍在讨论之中。
在这十几年香港大学所作的历次民调中，香港社会“公平”指标得到的评分，长期在各项指标评分中包尾，远远落后于自由、文明、治安、廉洁、繁荣以及法治等指标；2011年12月公布的民调显示，若要在“繁荣、廉洁、公平、自由或福利社会”中做出选择，最多港人选择的是“公平社会”，其次才是廉洁和繁荣的社会。反抗各种不公平，拿回自己应得的那份，俨然成了港人的头等目标。
官员遭遇信任危机
除了在面对地产财阀时表现软弱与放任之外，政府为摆脱财赤而进行的公产私有化过程也助长了垄断企业的扩张，使基层市民生活更加艰难。
不少香港人认为，当香港社会逐渐为大地产商的跨行业垄断付出沉重代价时，港府却躲在“积极不干预”和“小政府，大市场”的旧信条后面，以一时的盈余或赤字来判断市况，逃避作为平衡者和仲裁者的责任，放任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情况恶化。
持这种看法的港人并非没有依据，比如长期以来，政府不愿主动监管一手楼销售。直至今日，香港地产商在卖楼过程中仍只需进行“自我规管”，故而民间有“街市卖菜呃秤会被海关检控，地产商卖发水楼却不必负责”的愤懑。2011年，政府终于开始就立法规管一手楼销售进行公众咨询，提上日程，但此时政府早已在民众中落下了受制于“地产霸权”的软弱形象，社会不满也自然随之而来。
除了在面对地产财阀时表现软弱与放任之外，政府为摆脱财赤而进行的公产私有化过程也助长了垄断企业的扩张，使基层市民生活更加艰难。2005年，房屋委员会将旗下遍布各个公共屋邨的180个零售和停车场设施分拆出售给“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然而接下来的几年，由于领汇以成倍的租金加幅逐渐使小商户绝迹，原本作为公共屋邨配套设施的商场也逐步蜕变为低收入阶层负担不起的连锁商店聚集地。小商户因大幅加租而发起多次抗议，民怨累积之下，这一公营服务私有化的案例可说是相当失败。
这些做法，包括“公平竞争”法的难产，不但加剧了市场环境的不公平，还损害了政府自身的管治威信，令民众怀疑政府无意改变甚至是助长各种社会不公的现象，从而逐渐不再信任政府。在“不信任”的社会氛围之下，政府官员稍有不慎，便可能瓜田李下，堕入“官商勾结”或是“利益输送”的疑云。
例如，前地政署署长梁展文曾参与政府和某大地产商补地价的谈判，退休后又加入该地产集团接受高薪厚职，因此数次被立法会传唤解释此事。尽管梁氏并未违反法律，此事却触发了公众对政府官员可能收取“延后利益”的疑虑。
此次特首曾荫权就因为参加私人宴会、低价乘坐富豪的私人游艇等并未违法的“小事”而引发了轩然大波，就连他本人也连称感到意外：“我承认45年公务经验是我的资产，但也是包袱，有时会令自己有盲点，只相信自己一套，忽视时代转变后，公众期望也跟着改变，对公职人员有更高的要求。”言下之意便是，他本人没想到，民众对官员的信任度已经今非昔比。
今天港人对贪腐问题如此敏感，固然是因为香港人对公务员的廉洁度是“零容忍”，却也不排除港人对政府官员疑虑渐深。香港公务员一向以清廉高效著称，这种不信任不仅对整个公务员体系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也增加了未来政府推行政策的阻力，更加剧了社会分裂。
法治遭到民粹挑战
批评和挑战单独看来似乎都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却已逐渐升格为对整个司法体系的攻击，并借着民粹和排外情绪的抬头壮大声势。
香港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香港是个法治社会”。“法治”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基石，香港人一直也以他们的司法制度和法治水平为荣。但这一基石，近年也有松动的迹象。有人开始挑战法治，或许是香港遇到的最大挑战。
法治程度首先与民众的信心有关。回归以来香港市民对法治状况评分的几次下跌，均由重大的事件诱发：1999年“胡仙案”；2000年警方引用公安法逮捕大学生；2008年民间电台案、富豪超速驾驶案以及艺人裸照案；以及2010年包致金侄女袭警案。这些事件均涉及律政司选择性检控或是警方选择性执法。可见，在港人心中，司法独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是最重要的法治指标。
不过，虽然香港的司法机关从来都是民望最高的机构，以及香港的法治评分总体上仍处于高位，当社会对经济目标和社会公平的渴求过于迫切，而资源又相对紧拙时，民粹情绪便极易被煽动起来，转而威胁到法治所涵盖的诸多价值。
例如，与如今的“双非”婴儿涌港直接相关的庄丰源案，早年虽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终审法院的判决毕竟还是获得了特区政府和舆论的普遍尊重。然而，在“双非”婴儿比十年前多了50倍的今天，已经有声音将此案重新定性为大律师策动的、终审法院造成的“错案”，而社会对此却并无太多分析和批判的声音。究其原因，虽然有如今香港社会不堪重负的因素，更多的恐怕还是近年来民粹情绪的抬头，使得社会整体在法治立场上的某些退却逐渐合理化了。在此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俗称民告官的司法复核案件。
首先是针对司法复核申请人的所谓“滥用”法律援助和“滥用”司法复核的攻击。如前所述的“领汇”管理公司，在2004年上市前曾被公屋居民提起司法复核，由于上市计划一度被阻止，有许多投资者甚至主流媒体将矛头指向领综援的起诉人，并逐步扩大为对法律援助制度的质疑，以对该公屋居民提起司法复核的动机的揣测，得出滥用法援的结论。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要义是确保每个人不会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服务。而市民提起司法复核是一项法定权利，其申请是否获得接纳，则由法院遵循普通法原则和具体案情及理据做出裁决，亦可视为法院自有一套防止滥诉的机制，如果法院受理申请，自然就不存在“滥用”的问题。
最严重也是近期发生的，便是直接攻击司法复核制度本身，提出所谓“司法暴政”论，将“法院是否有权废除民选议会制定的法律”这一在成熟法治社会得到充分讨论的“反多数难题”，一面倒地变成对司法之恶的声讨。2011年，在高等法院判决“入境条例”中限制外佣申请居港权的条文违背基本法之后，一篇刊登在主流报章上的评论宣称发现了“香港宪制的盲点”，即，法院竟然可以推翻一项由立法和行政共同决定的、行之已久的政策。然而，香港的司法复核制度既包括对政府行为的复审，也包括对立法是否合乎基本法的审查。后者赋予了法院更多权力去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此“盲点说”若获得香港社会接纳并予以相应的“纠正”，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势将严重削弱，而法治也就离覆亡不远了。
这些批评和挑战单独看来似乎都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却已逐渐升格为对整个司法体系的攻击，并借着民粹和排外情绪的抬头壮大声势，以动机去量度个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合法性和法律专业人员的操守，以经济效益的大小作为评判法官裁决是否正当的唯一标准，这些都是极度偏离法治原则的鼓吹，并将逐步侵蚀法治的各个层面。最后香港人可能会面对如此荒谬而可怕的不确定性：当损失达到多少亿时，当多少万内地孕妇或外佣涌入时，法官的裁决就应当被“纠正”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香港的法律精英们不遗余力地予以还击，但由于他们多属于与政府不友好的派别，其政治身份多于专业身份，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们的意见对普罗大众的影响力；而在他们之外，香港社会也缺乏强大而稳定的知识分子阶层，勇于承担起沟通知识界与民众的责任，不厌其烦地向民众解释：为何要用纳税人的金钱去援助那些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人告政府；为何法院的裁决即使“不受欢迎”却仍必须得到尊重。但这些精英的声音，在各种不满的情绪之中，能压得住民粹的鼓噪吗？
结语
几个月以来，香港风波不断，面对着一些港人升腾的戾气，并非是一句“请勿动怒”或是“包容理性”就可以抚平的。许多港人看到了“背靠祖国”的出路不在于在物质和心理上定期领取惠港劵，而在于借助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庞大的市场尽快实现经济转型。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突破地产财阀的合围，靠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崛起实现可持续的经济转型，是解决香港诸多问题的出路所在。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香港必须坚守的，便是这座东方之珠得以安身立命的——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