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全球化反流及其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 次 更新时间:2012-03-19 08: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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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  

  

  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高失业和财政紧缩导致发达国家对于全球化的质疑,典型的论调是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而源源不断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和移民侵占了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但是,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从中长期来看上述的全球化的商品和人的流动趋势将可能会出现返流的情况,“世界是平的”的论断,正日具现实意味。

  

  海外生产反流

  

  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进程首先体现在生产从劳力成本高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2000年,中国制造业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7%,美国为27%,而到2010年,美国降至19%,而中国则上升到19.7%,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2010年美国消费中国产品的比率是:电脑电子产品29.1%,塑料橡胶制品6.1%,家具21.3%,家电20.8%。1950年美国人中3个人中有1人从事制造业,而现在则是10个人中一个。根据HIS Global Insight的研究,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失去了57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但是全球化的流动方向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海外生产的回流(re-shoring of production from overseas)。

  首先,中国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导致比较优势下降。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平均工资是50美分/小时,现在是3.5美元/小时。波士顿咨询集团在2011年夏天发表了一份题为“Made in America Again”(“再度由美国制造”),指出2010年中国国内的工资水平提高了15%-20%,而经济危机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下降,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2015年将可能超过美国。通用汽车去年9月雇用的一线工人的工资仅为经济危机前的四分之一。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甚至认为到2023年中日之间的工资水平将会持平。非工资成本也在增加,例如中国政府对于工人的福利制度,环境保护规则等日益严格。考虑到美国工人的生产率平均为中国的12倍,以及远洋运输的成本,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比较优势正在减少。

  第二,发达国家对于产品质量,交货期以及个性化服务的要求让生产回流可能性增加。惠普日本公司去年8月开始将原来在中国生产的每年50万台电脑转到东京生产,尽管从劳动力成本计算日本是中国的4倍,但由于劳动生产率高,在日本的成品时间为5天,是中国的三分一。与此同时,该公司还通过在电脑中根据顾客需要装入软件等个性化服务提高了单价,这些对于具有较高消费要求的顾客群具有较大吸引力。

  第三,发达国家在政策上也开始向吸引制造业回流方向倾斜。1月24日,奥巴马总统在年度演说中强调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扩大就业和让高科技企业回流美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降低法人税从目前的35%降至18%。2011年,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前一年增加1.9%,达到了1179万人,实现了连续两年增加。与此同时,新能源特别是页岩气的开发让美国国内的能源价格大幅下跌也将会降低美国制造的成本。

  

  人力资源的反流

  

  发达国家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以及社会老龄,阶层固化等因素正在让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希望到新兴国家寻找自己的未来,这同过去发展中国家的“脑力人才外流”(brain drain)正好反方向。

  在欧洲,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中的高失业率以及社会向上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不畅是导致发达国家“脑力人才外流”的重要原因。以意大利为例, 15-24岁年轻人3人中有1人失业,而找工作主要依靠人际关系而不是才智,据报道61%的公司依靠介绍来找人。长期的高福利和僵硬的用工制度让那些不愿意改革的既得利益团体异常强大,成为阻碍年轻人发展的障碍。世界银行商业环境排名显示意大利为87位,甚至低于加纳,赞比亚和蒙古。据《金融时报》报道,2008年-2009年有12万意大利年轻人出国找工作,其中70%是具有高学历的毕业生,脑力人才流失的比例相当高。

  在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的日本则面临着人口减少,老龄化的巨大挑战,年轻人对于未来的不安让他们开始向海外寻找出路。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有3成的日本年轻人愿意放弃“安定思想”出国找工作。去年,索尼海外法人直接从日本招收大学应届毕业生到海外工作的几个人的职位,接到了超过100倍的应聘申请,尽管属于现地采用待遇比从日本本社派去人员要低,但是应聘者更看重的是职业生涯的磨炼。

  

  全球化反流的挑战

  

  全球化反流的趋势继续的话,中国作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称号有可能不会继续。中国首先要面对就业机会减少的挑战。中国的生产成本的提高,那些单纯简单劳动的生产将不断会转移到更加廉价的国家,例如孟加拉,越南等,而那些具有较高附加值的生产则可能流向发达国家,所谓的“中等国家的陷阱”的威胁日益紧迫。

  中国需要做的首先是要努力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国内有了需求就业才能保证;第二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来降低相对成本,国家要为劳动者提供相应的教育和培训,让他们有国际竞争力。

  全球化反流对发达国家也不是没有挑战。首先,单纯劳动密集型生产例如纺织品不会返流回发达国家,能够返流的只是那些能够体现发达国家相对优势的产业;第二,生产反流也不一定能为发达国家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以电子产品行业为例,虽然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中国,就算中国有100万个就业机会丧失,回到美国的也可能仅仅是10万个就业机会,不会是1对1的置换;第三,人力资源的反流可能会降低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发达国家需要做的是首先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让他们具有国际竞争力;其次是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避免阶层固化;再次是加大吸引人才和移民政策保持社会多样性和活力。

  

  作者是日本新潟大学大学院 現代社会文化研究科 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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