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海青: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之路

——由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所引发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 次 更新时间:2012-03-18 22: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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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海青  

  一旦实施,必然遭遇阻力,效果有限。

  两《证据规定》涉及公、检、法、司、安等各部门权力配置与利益分配,最初由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后邀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多家机关领导参加座谈,对两《证据规定》的内容发表意见,经过反复协商、沟通、修改,形成方案,并经由各家会签后而发布实施。虽然两《证据规定》形成、出台的过程并不顺利,但相信在经历了艰难的利益博弈后既然已经达成了共识,必然能够顺利实施,而不会像律师法那样遭到某些部门的强烈抵制。因为在经历了多方利益博弈后,能够克服某一司法机关决策者在业务视野与利益本位方面的局限,从而使得改革方案具有多方可接受性。两《证据规定》的出台表明,刑事司法改革的多机关利益相关性决定了只有利益所涉机关共同积极参与,群策群力,在使得改革方案成为参与各方行动或策略的最优组合,实现或最大限度接近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状态”[15]的情形下,改革才能顺利推进。[16]

  

  三、内容选定标准:“急用”与“共识”双重标准

  

  证据立法问题一直是我国司法改革中的热门话题,在有关证据立法模式的讨论中,对于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采用统一的证据法典模式难度太大、可行性不强的认识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之后,[17]有关民事、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相继出台,[18]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由于内容、利益关系等方面都更错综复杂而始终未能成行,然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在没有相应规则及时应对的情况下愈演愈烈,两《证据规定》的出台在司法改革内容的选定上体现了“急用先立”、“共识先立”的双重标准。

  “急用”标准侧重于客观需要。两《证据规定》中的“急用”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实践中死刑案件证据运用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问题亟待解决的回应。死刑一旦执行后果无法挽回,死刑案件质量涉及公民生命权予夺的公正与否。然而,当前我国死刑案件质量令人堪忧。自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后,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因事实、证据问题不核准的案件超过全部不核准案件的30%,一审报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死刑案件,改判率也在30%、40%左右。这种状况表明我国死刑案件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方面还存在严重问题,亟待规范。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痼疾,有学者对近年来媒体披露的在全国引起一定震动的20起刑事冤案成因的分析表明,刑讯逼供问题尤为严重,可以说是导致许多案件误判的最重要原因。在20起冤案中,有多达19起案件,也即95%的案件存在刑讯逼供。[19]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严禁刑讯逼供的法律规定,但并未有相关的证据排除规定,两高的司法解释虽然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程序规范,可操作性差而难以适用。另一方面,是对地方证据规则急需规范与统一的回应。目前,为适应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各地已经广泛开展了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工作,其中大多涉及死刑案件证据规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公安厅2006年8月9日发布了《关于死刑案件言词证据的若干意见(试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2006年10月24日发布了《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若干意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12月5日发布了《关于重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和毒品犯罪案件基本证据及其规格的意见》等。[20]地方有关死刑案件证据运用与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规范,虽然对于规范死刑案件证据运用与遏制刑讯逼等非法取证现象具有积极意义,并且这种遍地开花的地方性改革也大有生机盎然之发展趋势,但法制统一性要求却不能容忍这种法律适用中“地方割据”局面的长期存在,[21]而必须加以规范。

  “共识”标准侧重于主观条件。其要求哪方面规则达成共识就先制定出台哪方面规则,不追求那种脱离实际的完备性,不求一步到位,但求在现有立法经验和条件上稳妥及时地进行。[22]这里所谓的“共识先立”有我国所一贯奉行的“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立法政策之意蕴。虽然“共识先立”有着与“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立法政策类似的局限性,如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整体规划之嫌”,[23]但如前所述,尚未达成共识的改革方案,一方面在内容上可能还不完备,另一方面在实施中也不顺畅。因而这种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方式,应当说是在转型时期改革经验与能力尚不能满足改革实际需要的条件下不得己并且近乎合理的选择。这里所谓的“共识”,在主体上主要包括公、检、法、司、安等机关。在内容上包括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对解决方案的共识。鉴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以及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恶害,这两方面证据规范在公、检、法、司、安等各利益机关之间较易达成共识。在解决方案方面,在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确保死刑案件质量以及严防刑讯逼供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经过讨论、协商,共同赞成的解决方案也比较容易获得。

  

  四、智力支持:法学界的智慧

  

  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在其《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中明确指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他应当使人们具有一种真正需求的感觉,并向他们介绍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他应当不断研究新东西,从而保持敏感性,并且要尽力防止那种对别人的意见和叙述方法完全闭塞的倾向。……学者究竟怎样才能够和应当怎样传播自己的知识呢?不相信别人的诚实和才能,社会就不能存在,当学者获得他应有的信任时,他才能指望这种对其诚实和才能的信任。”[24]这段论述的核心意思是学者应当为社会服务,而社会应当信任学者,学者的使命才能够真正完成。

  据有学者观察,中国法学在超越了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大体完成了“注释法学”的理论建构之后,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发展进路逐步行进,在丰满中国法学学术羽毛的同时,却使法学与法治实践渐次偏离,具体表现在:法学研究的主题缺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有关注、法学研究的语境远离中国社会的实际场景、法学研究中潜含着法学人刻意疏离法治实践的姿态。[25]笔者不否定上述现象的客观存在,但对于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一种中国法学未来发展趋向的判断却不敢苟同。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实际上已经悄然开始了对以往疏离法治实践的研究范式的反思,并且转型也已经悄然发生。以刑事诉讼法学界为例,这种反思与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注实践。有关对2009年在15种核心期刊上发表的99篇刑事诉讼法学的论文统计表明,刑事诉讼法学界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呈现出以下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对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进行总体反思。在2009年所发表的论文中,已有关于改革开放30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的全面反思者。[26]二是对本土问题展开实证研究。在2009年所发论文中,有16篇论文专门对实践中的改革探索、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占发文总量的16.33%。这表明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受到刑事诉讼法学者的关注。[27]另一方面是参与实践。学者们的这种参与不仅表现在到中央、地方司法机关挂职锻炼,还更直接地体现在与地方司法机关联合创建试点改革项目,比如2002年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与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合作开展了“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示范(试验)”项目、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与吉林省辽源市人民检察院合作开展了“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试点”项目、2009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法院、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合作开展了“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试点”项目、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和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合作开展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等等。在这些试点改革项目中,学者们积极贡献智慧,根据实践需要主动探索创建新的程序与制度,观察其实施效果,总结经验教训并使其不断完善。

  上述有关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正在发生的转型表明,中国法学界已经逐步走向成熟。虽然法学界中尚未产生像经济学界老一辈如吴敬琏、厉以宁,中青年如林毅夫、樊纲等重量级的学者那样真正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28]但是法学学者们关注、参与司法改革,从整体上对于推动司法改革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分析实践中的“真问题”,并努力从中探寻法治建设的中国模式的研究范式将使得其研究成果对于决策者的参考价值日益增大,因而在当前刑事司法的改革中不能忽略法学学者们的智慧。

  事实上,两《证据规定》中就蕴含了法学界丰富的智慧支持。在两《证据规定》出台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的项目组就征求了法学专家们的意见,因而出台后得到了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致肯定,认为“两个规定的出台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标志。这些规定一旦得到实施,势必可以督促侦查人员严格依法进行调查取证行为,促使公诉人认真做好出庭应诉准备,也会促使法官认真履行程序性裁判的责任。”[29]而且两《证据规定》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学界的研究成果,比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从而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而证据裁判原则是为法学界所倡导已久的证据法原则,法学界对证据裁判原则的概念、主要内容以及国外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及其在我国的构建问题等都进行了长足的研究。[30]又如《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从而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该《规定》还明确了包括程序启动、法庭初步审查、控方证明、双方质证、法庭处理等在内的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操作规程。而这些内容在法学界也已有颇丰的研究成果。[31]

  

  五、实施保障:后续措施及时跟进

  

  按照社会学法学家的主张,“法律的生命力乃在于它的适用和实施”。[32]法律规范只有顺利实施才能真正从“纸面上的法”变为“行动中的法”,从而体现其价值,因而在法律规范颁布后,实施保障措施的跟进非常关键。

  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对于新出台的改革规范极少有诸如培训执法人员等后续措施方面的规定,而通常是由执法者在实践中自行探索,影响了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比如据司法实践中的反映,附条件逮捕制度在适用初期,部分检察机关对案件适用范围和条件掌握不够准确,如是否属于严重犯罪、是否符合证据要求、如何落实捕后跟踪监督等等,都曾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争议。尤其是一些公安机关对捕后限期补充证据的要求,存在一定的消极情绪,致使所附条件往往落实不力。[33]

  与以往出台的司法改革规范所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两《证据规定》的《印发通知》中包含了有关贯彻执行的后续措施的规定,概括地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充分认识制定、执行两《证据规定》的重要意义。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从全面准确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和国家刑事政策的高度,积极加强宣传工作,充分认识出台两《证据规定》的重要意义。二是认真组织开展对两《证据规定》的培训。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等单位和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不同途径,采取不同方式,认真、及时地开展对两《证据规定》的培训和学习工作,要求精心组织相关办案人员参加专项培训,确保使每一名刑事办案人员都能够全面掌握两《证据规定》的具体内容。三是严格贯彻执行两《证据规定》。要求各相关部门在司法实践中严格贯彻落实两《证据规定》,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切实提高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确保将两《证据规定》落到实处,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在贯彻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探索出的新经验、新做法,要认真总结,并及时报告中央主管部门。[34]上述后续措施的跟进使得执法部门不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两《证据规定》的实施,而且也能够在了解与理解两《证据规定》内容与要求的基础上,在执法行动中有效地贯彻落实,从而充分保障了两《证据规定》的有效实施。所以,在笔者看来,这也是应当从两《证据规定》中所汲取的、今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所应为之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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