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都把梁祝的爱情看作一出悲剧，悲剧所在即为建筑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上的封建包办婚姻对两人爱情的摧残与棒杀，纵使两人情比金坚，生死契阔，也只能落得个“仅有灵犀之一点，而无彩凤之双翼”的悲情结局， 留下那一座孤零零的坟冢向后世诉说着无尽的凄凉，以及哀伤。后世看官在为之扼腕叹息的同时，也难免痛斥封建包办婚姻的种种罪恶与不堪。但事情真的是那么简单吗？包办婚姻真的就那么十恶不赦吗？我看未必，北大法学院苏力教授以“一个社会制度的变迁往往要以无数的社会成员付出巨大的代价”为立论，为我们客观、理性得理解梁祝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苏力看来，一个社会制度的变迁往往要以无数社会成员付出巨大代价才能推动，这种社会变迁的动力并非一定是少数社会精英山雨欲来、疾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也可以是无数底层草根日拱一卒、聚沙成塔式的点滴改良。但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某项制度在无数“行动者”的渐进前行中一步一步地流变及至最终的定型或者覆灭，而“这些生活在具体时空和具体制度”中的行动者却往往对此习焉不察甚或是浑然不知，依赖却不理解，正如哈耶克等人所强调的：制度的形成和更替并非人类有意识的创造，而是人们行动和历史发展的无心结果。王朝的更替，制度的变迁，风俗的流变，格局的洗牌，有时候并非是当事人有意为之，一个无心举动就有可能成为历史的拐点，促成历史的巨变,一如昏聩如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之于西周的翻盘，狂热如哥伦布的远洋淘金之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热血如普林西普萨拉热窝的刺杀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无数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如中古的梁祝之于传统包办婚姻的冲击。而这也恰恰构成了梁祝爱情的最悲催所在——他们并未谙于当时的包办婚姻之于作为个例的梁祝爱情合理性的理解与包容。换言之，假若当时梁祝对包办婚姻的反抗表现的得不要过于极端与偏激，作为常规之外的梁祝婚恋个例是可以为社会所接纳允许的。未能开花结果便溺毙于“历史三峡”的梁祝爱情只能让我们这些穿越“三峡”、站在西陵峡之巅的后世司马懿感慨“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了。正如克尔凯格尔所言，人们只有回头看才能理解生活，而生活本身却是永远向前的。我们在这里臧否古人，指点历史，又何尝不是一种隔岸观火式的马后炮 ？
对于梁祝的悲剧，人们在唏嘘感慨的同时总忘不了痛骂一番传统包办婚姻的种种不堪，正是这“吃人”的旧礼教棒打金枝，活生生拆散一对比翼连枝的情笃鸳鸯。固然，无论如何，包办婚姻都是造成梁祝悲剧之最大原因，但我在这里只想再纠正一次那种长期流行于坊间的谬种，即：任何一项制度、俗约的形成在特定历史范畴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它不再适应甚至成为一股时代潮流的反动力量，虽然它也会挣扎反抗，但大浪淘沙，落后的陈腐的终究会被历史淘汰，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也即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历时性而非共时性的。
正如被后世批驳得一文不值的包办婚姻制度（不管历史当事人有没有认识到或承认这是一项制度），当我们理性深入其形成、流变的细节时，会发现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竟是如此合理，甚至具有无可争议的最佳天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体现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之上。下面我将分别阐释这两种合理性。
先说人的生物性。在长期的古代社会中，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技术和医疗水准也都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在此种落后粗鄙的社会条件下，人的寿命必然很低。（根据刘翠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些家族的研究，在1400-1900年间，中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约在35-40岁之间波动。实际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仅有35岁而已。）在这种逼仄的社会语境下，为了保证生命的繁衍与宗族的延续，早婚早育成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最佳选择。
再说人的社会性。在古代长期的农业社会中，交通不便，信息流通不畅，社会流动性小，人们交往面狭窄，加之适婚男女（古人一般在15、16岁左右结婚）性心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对儿女私情不甚了了，而对于其父母而言，“由于其社会经历和社会关系相对来说更为广阔和广泛，父母亲也更有可能为子女发现在他们看来适合其子女的配偶。甚至为了提高择偶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一些父母还会大量运用媒妁之言。”由此看来，“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在传统社会都起到择偶的信息渠道的功能，在乡土社会中总体来说（尽管并不总是）具有正面功能。”( 以上两处均引自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的悲剧说起》)。如是观之，包办婚姻在一定的历史范畴中具有天然合理性，利远大于弊。梁祝的悲剧不过是反映了社会进程中例外与常规的冲突，而我在前面讲过，这个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然而我们这些后世“不冷静的旁观者”每每不屑于侈谈包办婚姻，将包办婚姻彻底否定与妖魔化，甚至在更多时候挟现代文明之威对这种所谓的“野蛮”掘坟鞭尸，为新风气祭刀。透过一个世纪尤其是最近一个甲子的烟云，我们发现，吾国吾民对待历史的态度竟是如此轻佻与疯癫。毋庸讳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特殊年代政治气候的影响，但运动之后，我们当归于理性，只是我们仍囿于思维的惯性准确说是惰性，而终究未能逃脱狂热的泥淖以致自剜双眼！行文至此，我想起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汉察举制的评判：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要追溯到汉代的察举制度，但就汉代察举制度之原始用意言，实在不算是一项坏制度，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这不仅是汉代察举制度，古今一切中外制度都必如是，否则一项好的制度若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许后人来努力政治了。钱宾四的这段评价不可谓不公允。兹再举一例，肇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为下层贫寒子弟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的顺畅渠道与公正平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人文思想产生了有益影响，只是在后世操作中出现的官样八股疆固了考试模式，禁锢了文人思想，加之西风东来，最终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碎，消失于江湖，流落于草莽，最终化作历史的有机肥，为历史研究滋润土壤，提供营养。
由于种种主观、客观的条件，包办婚姻成为传统社会中“基本的婚姻制度，一种事实上的法律，一种人们有义务遵守并通过社会压力保障实施的细则”（同上），那么我们就不要厚责古人，苛求制度的完美无瑕。包办婚姻纵有千般恶，那也只是近世以降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的普遍冲突所凸显，但这并不能掩盖包办婚姻在一定历史范畴的合理性。所谓“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对其合理的成分我们要接纳借鉴，落后的当然要直面批判。不虚美，不隐恶，不迁怒，不贰过，这才是一个民族对本国历史应抱持的气度与修养。事实上，保持公正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在乱象丛生的当下更具现实意义。
回过头来再看梁祝的悲剧，我们发现，一个悲情故事的背后竟有那么多因我们的傲慢与偏见所忽视的历史真相，或许，梁祝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盖因其被贴上了反封建的标签而不是爱情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不免又是一出更大的悲剧……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山西大学62号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