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阶层大分化与新组合中兴起的中产阶层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旨在探索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结构整合新机制和有效推进“后工业语境”下的社会现代化。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取向的各项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固化阶级阶层结构被打破，伴随着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与西方相似的中产阶层浮出水面。本文在对当前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体系进行梳理和对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中的相关研究与国内研究概况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兴起的中国中产阶层进行了界定，认为中产阶层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小康大众”，并在中产阶层社会整合功能之上对社会结构整合新机制进行了探索。另外，本文尝试建构了中产阶层面向现代化的四个研究维度，并建构了具有实践意义的中国填充型的现代化模式，然后分析了填充型现代化模式的定位、特征与动力源，认为填充型现代化模式是“后工业语境”下中国的有效发展方式。最后，本文就我们是否需要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展开了讨论，认为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是必然的需要，并对如何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提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看法，并指出我们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中产阶层/社会结构整合/社会现代化/时空特性/填充模式

一、研究缘起：兴起的中国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Middle Class），又称中产阶级、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它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纯粹阶级范畴，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职业特征、自我感知等趋同及社会评价与认同一致的一个群体。最早的有关中产阶级概念的提出和系统研究出现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1951年撰写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一书中。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取向的各项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固化阶级阶层结构[1]被打破，伴随着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与西方相似的中产阶层也浮出水面，受到了社会各层人士的关注。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于几年前大胆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层数量将达到100万人，而现实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已达到8000万以上[2]，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权威人士指出，21世纪初的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3].当然，中国现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为中产阶层提供了出现和成长的“公共领域”[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中第三产业规模日益扩大，市场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大众教育事业的兴起，也都为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与成长提供了条件。

同时，中国加入WTO 之后，将多个领域与国际接轨，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将产生新的格局，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将直接参与收入分配，也为中产阶层的扩大提供了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也指出，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转变。

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将中国社会群体划分为10个阶层，并指出能归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为15%左右[5].尽管如此，在中国不同的人包括学者的心目中，中产阶层的所指是不明确的。中国的中产阶层到底是些什么群体？他们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有无不同？他们将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二、分析支架：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体系

二十余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的社会变迁进入了加速变迁阶段，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转型，二是社会现代化。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现象。由于中国发展背景和经历的特殊性，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急剧分化之后正趋于协调稳和的分化与组合趋势。深入研究和把握当前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的动态趋势，分析总结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现象的整体效应，作以相应的关系协调和规范，促进其分化与组合的健康有序发展及阶层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以提高社会整合水平和推进现代化的实现。

（一）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

国内外社会学者普遍认为社会变迁是一个衡量社会运行的动态指标。社会变迁既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和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和社会变化的结果，是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思想的解放、新阶段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运作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推行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中国当前加速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社会制度作为社会行为规范体系，给予社会变迁以直接影响。政治制度既可以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又可以限制或束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稳定与否，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决定了社会变迁的方向和过程[6].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社会变迁的外部拉力机制，但也不能忽视其消极的客观存在。人们常常认为，社会变迁与社会稳定是对立的。功能主义者从静态角度强调“均衡”而否定“变迁”，冲突主义者却从动态角度强调“变迁”而质疑“秩序”。这二者都具有片面性，社会是稳定而持久的系统，但的确又在经历冲突和持续不断的变迁[7].与之对应的是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分化和社会整合。社会转型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是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和整体性发展，其主体是结构的转型[8].结构（structure）是指相对稳定的、模式化的社会单位或有着相对稳定模式的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政府和市场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由于中国社会在历史、文化与资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发展进程的特点：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启动；城市化过程的双向运动；转型过程中非平衡[9].从八十年代中期到现今，中国社会结构处于快速化分化时期，而社会整合机制相对滞后，阻碍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正向分化与有效组合，不利于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垂直结构的变迁更为明显、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社会阶层的大分化与新组合是其具体表现。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现代化即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现代知识（包括科学技术）为动力，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以社会结构的协调优化为纽带，涉及政治制度、组织管理、生活方式、活动空间等诸多领域的革命性、全球性、长期性和整体性发展过程。

（二）社会分层体系

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 ）有两种界定方式：一为客观过程的界定，即认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现象和过程；二为主观方法的界定，既认为社会分层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方法。其实，对社会分层的不同理解或界定并不矛盾，因为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映[10].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社会中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社会资源包括财产、权力、收入、教育、声望等，也可理解为经济、文化（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对社会资源的占有量和获取机会上的差异构成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是一种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隐性化的关系，是对垂直分化所产生的各阶层之间关系的集中概括。社会分层研究的模式由于客观评价标准、视角不一，呈现出如下主要理论模式：收入源泉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阶级分析理论（卡尔·马克思）、多元分层理论或三位一体分层模式（M ·韦伯）、精英理论（帕累托）、社会职业论（艾尔巴·爱德华兹）、社会流动模式（布劳和邓肯）、新马克思主义论（赖特）、网络结构论（格兰诺维特）、市场转型理论（I ·撒拉尼和维克多·N ）等。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的两个特定角度。社会分层理论从静态上描述和分析阶层结构分化和整合的基本特征和质变过程，社会流动理论从动态上描述和分析阶层结构分化和事例的量变过程[11].中国当前社会阶层分化主要是由政府和市场推动的。产业革命（工业化）、知识革命（信息化），继续充当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的“原动力”，而作为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背景的社会变迁与结构转型也构成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各项制度得到了很大完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的趋势将不会减弱，但也趋于协调稳和的分化与组合。

三、理论基础：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相关研究和国内研究概况

（一）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相关研究

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有两个传统，一是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一是马克思·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

卡尔·马克思认为，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是形成阶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资本家和工人各自迥异的经济收入、政治权力和价值观念。马克斯·韦伯则采用了三位一体的分层标准，即经济、权力、声望作为三个不同的维度，各自独立，整个社会按照这三个标准划分，构成了多元分层空间结构。在韦伯那里，引入对身份地位的主观评价标准，体现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趋向，基于收入的分层来源于一种市场占有关系，即它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在市场上交换能力的差别。在对这两位社会学先师进行比较时，有学者认为，阶层概念比阶级概念的含义宽泛，更适宜用来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的阶级现象，并且，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属于经济范畴，强调了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用来分析具有根本利益尖锐对立的阶级社会似乎更为合适；韦伯的阶层概念则是一个社会范畴，包含了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等多种社会差别，强调社会整体协调功能，所揭示的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动态变化特点[12].

在延续以上两个传统基础上，西方社会学者重新探索，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取向。同样，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的概念一般也有新旧之分。马克思曾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少量资本自主经营的小商贩、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及自由职业者等称为“小资产阶级”或“旧中产阶级”。对后资本主义社会[13]中的“靠工资谋生”的各种、各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公职人员及自由职业者等，马克思的继承者[14]称其为“新小资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而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发扬者称其为“中产阶层”或“新中间层”。新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冲突论”观点认为，这一阶级是游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不稳定的、不断向上下两极分化的阶级。新韦伯主义者基于“功能论”观点则认为，这是一个促进社会发展、对社会结构具有稳定功能的社会主体力量。

1.新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中的中产阶级观

新马克思主义者紧紧抓住与马克思提出的“旧”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来界定、认识“新”小资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一致认为新中产阶级具有如下特点：职业构成以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份；形成了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都程度不同地或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或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15].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新中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社会功能等认识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并行成了“新小资产阶级论”、“新中间阶级论”、“矛盾的阶级地位论”、“专业—管理阶级论”和“阶级两极分化论”等五大阶级理论流派[16].

希腊的尼科斯·普兰查斯在其“新小资产阶级论”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分析社会阶级，并没有局限于经济标准，而是明确提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17].对此，普兰查斯提出了以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条标准划分社会阶级，并分别加入新的变量来界定“新小资产阶级”。经济标准反映个人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普兰查斯提出，只有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标准与剥削关系“联系起来”，这一标准才有意义。工人阶级从事生产性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而被资本家占有：“新小资产阶级”从事非生产性劳动，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所以，配权“，一般技术人员和企业中的中下层管理人员在劳动分工中所占的地位，是受他们所维持着的政治关系支配，并以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劳动为标志，即从工人身上摄取剩余价值，执行由资本的地位产生的权利，其实他们在政治上也为资本所统治，可见，他们既不属于工人阶级，也不屈于资产阶级，而是”新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19].意识形态标准则针对各种脑力劳动者对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态度。普兰查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脑力劳动者的”科学活动“，同时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物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活动，它”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意识形态条件“[20].因此，他们属于”新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意大利的古格利尔莫·卡切迪以社会承担者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职能“为标准划分社会阶级，逐渐形成”新中间阶级理论“。卡切迪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主要有三个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新中间阶级“，而”新中间阶级“仅指工厂企业中的中下层管理人员。美国的埃立克·赖特从控制力人手分析了美国社会阶级结构，提出了”矛盾的阶级地位论“。赖特认为，在美国，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本质上仍是对抗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仍然控制着资本、投资和资源，控制着生产资料，控制着劳动力。无产阶级包含了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又分为上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工长阶层与工人阶级[21].以上三种理论流派影响最为广泛。

2.新韦伯主义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中产阶层观

新韦伯主义多元社会分层理论，在以职业的社会报酬及社会评价为基点的基础上，聚焦于“白领人员”（White-Collar Workers）的概念界定及其社会意义。对此，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解：（1）以不同的劳动方式所做的界定。“白领”是脑力劳动者，“蓝领”则是体力劳动者。

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进展，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大减少，“蓝领”劳动者中脑力劳动的成分日益增加，他们所受的教育与很多“白领人员”不相上下；另一方面，由于引进了机械、电子设备等，“白领人员”的工作中，体力的、机械性的劳动反而占有相当比例。如此，仅以脑力劳动作为“白领人员”的基本含义已名不副实。因而，一些研究者改称“白领”为“非体力劳动者”。

（2）从社会职能角度所做的界定。

联邦德国社会学家弗里茨·克龙奈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白领人员”所承担的四项职能：行政、事务；设计、计算、研究、分析等技术工作；监督、管理、控制；经营商业、买卖。这四项职能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曾经是由雇主担负的。这一看法的缺陷在于，人们因对这四项职能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差异。（3）引入“纯粹物理条件”视角的界定。瑞士社会学家罗杰·吉罗德根据所谓的“纯粹物理条件”提出，“白领”具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从工作环境看，“白领人员”从事的是“科室工作”，而不是在车间同机械打交道；上班时穿戴得体，无需穿特殊的工作服。二是从工作对象看，“白领”多是与文件、文字、符号以及与人打交道，而“蓝领”的工作对象是“物”。这种以“白领”及其以职业的社会评价为基点来认识社会分层结构，体现了从较简单的财产关系演变为多元的职业关系，也显现出了不同于原前工业化社会结构的新的分层要素及其关系[22].

不难看出，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两种理论的社会分层取向，一定意义上着重客观过程的界定。就社会分层理论及方法而言，历来都有客观分层与主观分层之说。主观分层，是指对社会成员的地位归属，采用主观自我评价和他人认定的方法所获得的分层结果；其依据主要是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评价、认定）。在西方国家，对中间阶层的界定和认识，主观分层的视角也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日本1975年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 ），大多数人在综合平衡之后，把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为中等水平，形成了日本的“中间阶层”归属意识，出现了国民对日本社会是“一个平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认同[23].美国社会学界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职业名望调查，发现各阶层的美国人在职业名望评分中都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即对属于“中间阶层”的职业均给以高分评价[24].在社会认同上的“中产阶层化”，使得那些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得以获得一个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得以“中间阶层”的社会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作为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的基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缓和市场化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负面社会结果，争取各阶层平等获益，寻得社会政策调整的空间[25].

（二）国内中产阶层研究概况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针对西方社会当时新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背景下，出现了大量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第一次系统描述了其所谓的中产阶级（专业和管理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26].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经典文献。毛泽东在1926年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以后阶级斗争思想路线取向下的50多年里，这篇文章成为我们界定社会阶级关系的重要依据。毛泽东认为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到了“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中产阶级的主体[27].

近年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同样出现了一批专业和管理人员，他们的规模日趋庞大，其收人较高且有稳定来源，并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随着“白领”一词在大众媒体和日常生活中的频频出现，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不过，国内学者多采用了中间阶层这一概念。赵利生在《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动态考察》[28]中，把分层标准划分为外显地位与潜在地位两种形式，他指出教育和文化程度作为潜在地位影响着外在的权力、声望和收入。李芬在《知识社会知识分子》[29]中也表达了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的看法。

陆梅在《中产阶级的概念与理论回顾》[30]中提到，以技术和管理为职能的变化带来了收入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类似的还有戴炳源等的《中国中产阶层的现状特点及发展态势分析》[31]，张建明等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32]，秦言的《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33]，李强的《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34]等，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产阶层的成因，也达成以下的认识：第一、中间阶层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的学历与收入相关性很强。第二、中间阶层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产业结构变迁的结果，他们大多处于服务业和高新技术等新兴领域，比如金融、保险、证券、软件开发、生物制药等行业。第三、中间阶层的形成与职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他们中有很大部分是商业企业里的办公室管理人员。第四、中间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商业部门工作，或在三资企业作雇员，或自己创业。

这些分析和预测大多与西方学者关于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形成的看法相类似。最新的研究有李强的《关于中产阶级与中间阶层》[35]，肖文涛的《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36]，张宛丽的《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周晓虹的《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及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等等。

李强在《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中论述新中间阶层对老中间阶层的替代时，运用1996年暑期的调查数据证明，一方面，年轻的高收入群体主要出现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中小城市里还完全没有发现踪影，从中国社会总的结构看，中间阶层的欠缺是比较明显的，另一方面，根据同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分组图显示，社会上高收入层较多的占有了其他阶层的收入。再者，即使对于上海这个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在《2001年上海社会报告书》中，调查分析结果显示，上海市的社会结构仍呈“葫芦型”，类似于西方社会结构中庞大的、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的中间阶层尚未形成，但办事人员群体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是社会的主体（占调查总体的46.4％），正在逐步成为“类中产阶级”。

据悉，该调查的样本来自上海十个中心城区。在这种情况下，李强是对全社会的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大持乐观态度。

而最近陆学艺所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37]，表明中国社会阶层已由原来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大阶层转化为今天的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等十个阶层。他们的研究还指出，这种阶层结构的多元化倾向，显示出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正在迅速扩张，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开始由原先的“金字塔形”向“橄榄型”转化。表面看起来，这是一种整个社会趋于稳定的可喜的现象。

在2002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张宛丽提出所谓中间阶层[38]，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的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就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国情而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是：（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2）现代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3）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但“中间阶层”的行为边界目前还不很清晰，阶层认知尚处于萌芽状态，仅为“准阶层”形态；而受到现阶段社会分化的结构性挤压，内部已显出上、中、下三层的分化形态。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结构及行为特征为：（1）“多重社会分割”。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分割、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域及城市社区分割、不同所有制经济关系的分割、不同社会价值观及行为方式的分割。（2）“建构性”，是一种历史的承继与现实的建构、正式制度因素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先赋因素与后致因素等共同作用的互动结果。

在2002年“当前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上，周晓虹就中产阶级行为方式[39]，提出了“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观，即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民主政治的政治后卫倾向，和在消费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追求品位、格调，接受“分期付款”、“贷款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的消费前卫倾向。

四、小康大众：中国中产阶层的界定[40]

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现象，并且社会变迁成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组合的一种重要的内部推动力量，由于中国发展背景和经历的特殊性，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急剧分化之后正处于协调秩序、平稳分化组合的动态过程之中。笔者对此，采用一种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并对传统的多元分层理论和社会职业分层理论加以综合，其主要评定标准为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职业指标、经济指指标（包含财产和收入）、声望指标和权力指标。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是指在社会变迁中，处于新因果理论模型之中的变数，是没有加以辨别和解释的强化因素与规范机制，如市场机制、体制改革、人口流动、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意识形态、发展潮流等。此项指标是在社会变迁（持续性的）中寻求阶层组合的动态范式，是一种趋势性的规范，也是一种共同性的描述。其余指标不再赘述。据此可将目前中国经历了二十余年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组合，并于今后减弱趋于协调秩序平稳的阶层分化与组合的社会现象，根据上述5种指标的综合评定，对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做如下新的划定：精英阶层（核心或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一般阶层和渐进阶层（代价阶层）。

（一）社会阶层结构

1.精英阶层（核心或富裕阶层）

社会管理领域①国家机关及工作机构高级负责人及其高级办事人员②国家大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其办事人员③大型私营企业负责人④三资企业中方代理人和高级管理人员⑤高级知识分子（专家）

①②是由传统分层理论界定的，而③④⑤是在传统分层理论基础上介入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加以界定的。

上述表明这一阶层主要分布在社会管理的职业领域，在权力层面，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能做出有重要影响的决定，可称为核心阶层；在经济层面，他们拥有相当多的财富，收入极高，又可称为富裕阶层；在职业和声望层面，他们极为人推崇、受人尊敬，也可称为精英阶层，即我们常说的权力精英和企业精英。高级知识分子即常说的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是在当前世界知识价值革命中提升起来的，他们拥有一定的财富，有着高收入，行使着一种“无形的权力”，是知识领域的核心，可称为知识精英，是精英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产阶层

社会管理领域

知识领域①中级知识分子（科学研究人员、科学技术管理和辅助人员）

②一般知识分子（卫生技术人员、法律工作人员、数学人员、文化工作人员即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服务领域①国家公务员②经济业务人员③政治保卫人员④个体工商户（城镇和乡村）

⑤知识工人（熟悉技术业务工人，饮食各种性质的企业工人）

①金融、贸易、商业人员②邮政、电信人员③传媒、演艺和咨询人员

其他领域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界定若按照西方“中产阶级”的界定方式是行不通的，中国有着自己特殊历史性发展的背景。据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统计分析，在被调查的28种职业中，没有一种职业在收入、权力、声望三方面的位次排列是一致的[41].中国社科院“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课题组的调查分析同样表明，职业声望序列同收入序列存在严重脱节。举收入标准来说，划分多少等级、从第几到第几个等级算中产阶层很难有统一标准，而且等级之间差别将被掩盖，从收入上很难判断一个人的阶层归属，而且目前阶层声望又不一致。对此，笔者在传统分层理论基础上，介入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从法律上的不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视角和稳定性不平等与暂时性不平等的视角，另外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去审视阶层分化与组合，根据下文操作指标，做出了上述界定。衡量是否为中产阶层的操作指标应为：从事以脑力劳动力主的职业，包括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兼具体劳动的职业；对其授权管辖的工作对象拥有一定调度、支配、控制权；工资、薪金等所从事的合法职业的合法报酬和经合法手续获得的私人财富，其收入及财富水平在社会中等水平者[42]；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专业技能者等；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要，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遵纪守法，举止文明，回报社会等。中国中产阶层在其形成过程中，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较大；社会管理领域（③④⑤）、知识领域、服务领域和其他领域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机制的日趋完善、体制改革的迅速推进、社会流动的不断合理化、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逐步形成等分化组合成的。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这种组合趋势更明显，其分布领域破“国”字号领域并日趋扩大、成长。其产生有其历史因素：人与人之间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基本相同的；在贫富差距扩大的同时，出现了一个收入相近的扩大的中间收入层；职业生活是今天社会生活的中心；知识分子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43].他们之间的权力、经济、声望虽存在差别，但差别已明显缩进并且日益减小，据此可有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之分。他们的权力、声望、经济也多居于社会分层体系中间位置。他们主要分布在社会管理、知识和服务的职业领域，社会管理者、知识分子群体是其核心和基础。

3.一般阶层：①全国各行业工人（除知识工人和其间成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外）；②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村村务干部（除个体工商户和其间成为私营企业主外）。

4.渐进阶层（代价阶层）：①农村未脱贫劳动者；②城镇低收入者（失业半失业者、无职业者）。

目前，一般阶层仍是中国阶层结构的主体，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他们的声望、权力，因中产阶层的形成和扩大而逐渐低落，他们经济上是温饱层。他们在社会流动中正逐步通过各种渠道实现代内中和代际间的上升性流动。渐进阶层，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滞后的群体，同时也是在中国社会变迁中付出代价的群体，在当前国家政策倾向扶贫和实行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他们正在实现温饱、富裕的渐进过程之中。

（二）中国中产阶层的特征

阶层是指社会中那些有着相似的强力、特定的制度化权力和威望的人的聚合体，这些人依据共同的利益而联系起来，是按照一些标准组合排列起来的群体系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纵深推展、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的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法制制度的健全和福利制度的完善，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中产阶层已形成了自己的特征。

1.中国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变迁的产物，有着共同的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迁，并引起了连锁反应，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大分化和新组合，中产阶层就是社会结构分化组合的新事物。他们的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改革的成败、经济发展与否、科技的进步、市场机制的建立、社会制度的完善等都是他们所急切关注的。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力支持与推进者，改革开放、社会现代化成为他们共同利益相联的一条主线。这也是他们组合成为具有相似强力聚合体的根本所在。

2.中国中产阶层受教育程度日益高等化趋势正日趋增强。中产阶层工作或劳动的方式主要是脑力劳动，这对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要求，相当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但在中国现阶段，中产阶层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受教育程度不是高等教育，但他们的收入、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甚至生活方式都与受过高等教育的那部分中产阶层无太大分别，所以没有严格强调受教育程度在划分中产阶层时的绝对必要性。并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知识社会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环境中他们都懂得知识和学习的重要性，他们在工作中都处于不断学习和改进提高自己的过程之中。

3.中国中产阶层的职业特质主要是脑力劳动。这不仅表现在职业类别上，还表现在工作的环境和形式以及职业的科学技术含量上。他们是脑力劳动者，以办公室为主要工作场所，以知识为主要劳动工具和手段。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拥有并使用自己的专业技术特长工作，并以此为谋生的手段，另一部分则利用以往学习和训练所培养的能力和素质从事非专业技术工作，比如管理工作。

4.中国中产阶层的组织形式是网络组织结构，阶层内部关系呈网络结构关系。网络就是人们彼此交谈，分享思想、信息和资源。网络组织（Net-working ）是动态描述，不是静态体现。重要是达到目标的过程，也就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相互联系的沟通途径。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44].

中产阶层内部各个领域的成员间关系是相互联系、交互共生、互相依赖的一种横向联系，他们在网络组织形式和网络结构关系下可以促成自助、交换信息，分享资源，提高生产力和工作环境质量，推进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推动社会现代化。他们在社会中既要求彼此的独立又要求相互的联系，这也是现代社会知识信息化的内在需要。杰弗雷·斯坦普在《新世代》杂志上这样说过，网络是一种适当的社会技术，这是相当于适当的科学技术的一种人的作用，它起的作用是人与人之间促成沟通与互助。其组织形式和结构关系是适应当今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种整合的社会网。

5.目前中国中产阶层正在迅速扩展，分布在政治、经济、科教文等很多领域，他们多具有独立自主并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素质，对社会的主导价值有较强认同感。由于社会的转型，中西方文化兼容、现代的社会价值道德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国中产阶层的显著特征。

五、动态探索：中国社会结构整合新机制

社会变迁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带有相关性的长期系统工程。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其结构表现形式就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学研究认为，自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或加速发展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2年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结构分化的开始加速阶段，主要表现为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动；而从1992年到今天是社会结构急剧分化的阶段，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间的大分化与新组合。可是，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整合机制却相对滞后，阻碍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正向分化与有效整合以及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社会整合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关系着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在社会转型加速发展阶段动态过程中，探求一种新的整合机制，有着重要意义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整合，是指解决如何调适社会体系的各个部分使之成为一个功能整体的功能迫力，在整合功能迫力下使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一种整体效应[45].分化与整合是对立统一的，分化既代表现代社会中社会变化的主要结果，也代表着社会变化的动力；分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会进化的，一种是社会退化的，其关键是分化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整合新机制。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组合都是社会结构再整合的功能性机因与动力模式。正如尼科·斯特尔所说，进一步的分化（即新的组织、地位和作用）或代表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生阶层，恰恰是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与新的整合因素）[46].本文认为，中国已经形成并日益壮大的新生阶层——中产阶层——的特质功能系统正成为中国社会结构整合的新机制。

第一，中国中产阶层的聚合性与同化性促使社会结构的再整合和社会稳定的巩固。中国中产阶层的聚合性功能是由他们有着共同利益的特征所决定的，而中国中产阶层的同化性功能则是由其有着中西方文化兼容、一套新的社会价值道德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特征所驱动的。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个人的独立为其前提的，要求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自由人。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具有中西方文化兼容的优势并形成了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因而他们要求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要求规范和发展中间组织，实现新的社会群体的组织化，要求建构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从另一横向角度，他们的要求促进了制度性的整合、组织的整合（功能性整合）和价值体系的整合（认同性整合）。社会整合就是通过制度、组织、价值体系等连接纽带把各种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其实质就是通过制度、组织、价值体系对整个社会结构要素的协调。社会结构分化的范围越广、程度越高，对整合的需求也越复杂，高度的分化需要相应的复杂化的整合机制，现代社会的整合机制应该是一个与社会有机体相协调的有机系统，一个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整合有机整体[47].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时代性要求实现了制度、组织、文化系统的统一，促使中国社会结构整合机制系统化，并通过聚合和同化把不同的社会要素及其复杂的社会关系统合于一个有条理的社会关系体系模式之中，以提高社会结构的功能整合力及其自控性，并达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再整合与社会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典范和保证。

第二，中国中产阶层的协同性促进着社会结构的再整合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宏观层面纵向剖析，中产阶层的聚合性与同化性在促进社会结构再整合和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拉动了社会的发展。而中产阶层的协同性却以另一种方式促进着社会结构的再整合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协同是社会系统中诸要素（个人、群体、组织、阶层等）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一项整合功能范式，中国中产阶层协同性是由其现代性特征决定的。中国的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的支持者，它标志着贫困群体的缩小。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打破了以往封闭固定式的分层格局，促使了开放流动型的分层格局的形成，促进了社会结构由刚性向弹性的转变。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动态的、充满活力和带有现代性因素的阶层，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他们除本阶层内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还有着阶层之间及不同阶层成员间的相互联系。社会结构的整合实质上也就是社会领域的各个因素以及社会各个个体之间合力机制的完善。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在中国特定历史现实环境下产生的，是新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从传统到现代）的代表者。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中，随着社会转型的良性推进及其逐步完成和社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中产阶层也将日益壮大，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社会发展实质上是社会系统诸要素整体效应的结果，在社会系统诸要素的整体效应中，它具有“等级秩序”，也总是有主次之分，并且主次结合、互相影响，互相转化，中产阶层作为一种进步性核心要素协调着阶层间的关系，协同着社会各构成要素，进而促进社会结构的再整合并协调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第三，中国中产阶层的缓冲性调节着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再整合和社会政治的稳定。

中国中产阶层的缓冲性是由其特征的整体表象——中间力量——决定的，其缓冲性功能是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实现的。社会不平等包括政治上不平等和经济上不平等，而经济上不平等则是社会矛盾的根源，当矛盾激化时往往体现在政治上，影响着社会政治的稳定。精英阶层与渐进阶层由于财富和收入的差距，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矛盾的极端则是两极分化、两层对立、政治冲突；矛盾的缓冲则是两头缩小、中间扩大、政治稳定。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冲的过程，也是中产阶层扩大的过程。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上的社会流动，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性体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阶层间的上升性的社会流动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也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向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向上的流动对渐进阶层和一般阶层产生重要影响，使他们向中产阶层升迁，并可缓冲调节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从而起到缓和社会紧张的功能，也并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第四，中国中产阶层具有的导向性，是社会结构整合新机制的动态描述。由于中产阶层内部关系呈网络结构关系，网络组织结构是其组织形式，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横向联系，他们的位置是独立的而他们相互之间又是聚合的，互相提供信息，分享资源、协调管理，以一种相互导向的方式促使社会整合机制的不断合理。而中产阶层与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流动模式下扩展性的渗透关系，因而中产阶层对一般阶层和渐进阶层的导向功能更具社会性。其主要表现为规范性导向、价值性导向和结构性导向。①规范性导向。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变迁的产物，改革开放是他们利益的“安全阀”。他们支持改革开放，要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民主政治和法制化，要求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这作为一种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向其他阶层渗透并规范着其余阶层的认识，也并规范着与其他阶层的行为合作、相互关联，协调着阶层之间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善着市场经济体制、带动着民主和法制建设，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核心力量。

②价值性导向。中国的中产阶层对社会的主导价值有较强的认同感并带有中西方文化兼容的特点，有着一整套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价值道德规范体系。中产阶层对主导价值的认同和新价值道德规范体系在“潜功能”方式下导向着其余阶层的价值观念，促使其余阶层成员适应改革，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并促使他们带有进步性的上升性社会流动。

③结构性导向。中产阶层的结构性导向是与其先进的组织形式分不开的。网络组织使权力由垂直变成平行，个人因而得到极大的自由，网络组织将权力赋予个人，而网中人则会彼此教育。这种结构性导向，整合着一般和渐进阶层，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合力机制进一步完善，并推动整个社会结构的再整合。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其导向功能迫力下，也实现对其他阶层的规范整合、价值整合和结构整合，是社会结构整合的动态性描述。

小结

社会的存在及其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社会各因素融为一体、统一协调地运行的结果。

一个没有整合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整合，既是静态层面上的社会稳定也是动态层面上的社会发展，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与否取决于社会的整合程度。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探求一种新的整合机制是必要的，也是推动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有效的必要方式。通过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界定和特征的分析，其聚合性、同化性、协同性、缓冲性和导向性的功能构成的特质功能系统成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社会结构整合的新机制。这也是在中国中产阶层日益壮大发展基础上的一种试探性动态探索。当然在中国社会结构分化中也存在不少其它问题，比如社会公正问题，社会焦虑问题等，限于篇幅，在此不做论述。我们也从中发现，中国中产阶层正成为社会现代化延伸扩展的媒介——作为一种社会现代化介质——拓宽了现代化因素发展的空间，中产阶层正作为一种前沿力量推进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六、建构尝试：面向中国现代化

改革开放作为社会转型的加速器，推进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现代化，这一传统发展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追求目标。中国社科院社会指标研究课题组根据《2000年世界报告》和其它有关年鉴等文献，对我国现代化指数用英格尔斯标准作为衡量值进行了综合测评，1978年是59.6%，1998年提高到81.9%，距现代化标准还有18个百分点。新的21世纪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其推进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和政府不仅直接介入现代化进程，而且往往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这在早期和中初期是必要的。从速度上看，中国的现代化是赶超与渐进并存。当然，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所遇到的问题是特殊而又复杂的。自下而上民间推动力量的缺失，致使中国现代化后力不足，另外由于中国现代化的选择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而不是传统社会自然而然的发展和延续，从而产生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与断裂，成为制约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笔者在上文中，曾将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为精英阶层、中产阶层、一般阶层和渐进阶层，并指出中产阶层是一个面向21世纪和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比较巩固的协调的社会中间力量，中产阶层作为现代化介质，是推进现代化的前沿力量。社会的进步与中产阶层的成长是分不开的，笔者依然在中产阶层基础上，寻求对社会结构断裂和传统与现代断裂的弥补以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相结合的现代化推进方式，构建一个新的时空特性下延伸扩展的填充型现代化模式，并探讨其运作机制和实现方式。

本部分将在社会时空的全新视角基础上致力于中产阶层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维度的建构尝试。

阶层分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现象，高度的分化与整合是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体制中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职业分工体系的完善，中产阶层在社会分化与重组中日渐成长壮大。

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结构的整合因素，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力量，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下，中产阶层将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和核心力量。笔者在时空特性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48]基础上，对中产阶层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四个维度在本部分给以了阐述。

前沿力量作为研究维度之一，源于中产阶层的自身特征和我国特有的历史背景，是时间—空间断裂条件下现代性的延续性有机体系。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变迁的产物，有着共同利益，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支持者与推进者，改革开放、现代化成为他们共同利益的一条主线，这是中产阶层作为前沿力量、延续现代性的前提或可能条件。中产阶层受教育程度高等化趋势与脑力劳动职业特质，使得知识被反思地运用于社会行动，教育相应成为阶层升迁中而拥有知识社会资源或知识资本的主要工具，并且知识具有广泛的渗透力和较强的扩展力，对于中产阶层作为前沿力量、延伸现代性而言，具有了可行条件。中西方文化兼容、现代社会价值道德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国中产阶层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民众主义成为伴生物，消费文化成为现代主义的表征，中产阶层成为现代性的导引者和推广者。中产阶层的反思性，多表现为权力分化、价值作用、未预期后果影响、双向阐释过程中知识循环的渗透，是保守主义与批判性的双重结合，但在中国现阶段，其多表现为某种激进主义，是现代化的推进者。另外，中产阶层的网络组织结构，是一个现代性的认同网，正如群体社会记忆被嵌入制度结构中而使制度为我所用、其他阶层成员通过获取和定位以实现阶层归属的认同[49].当前，中国中产阶层正处于崛起阶段，对现代化的推动首先表现为前沿力量，或者扩展意义上的现代化中坚力量或主体力量。

现代化是在历时过程中通过时间维度的转换及其比较获得，并在延伸过程中通过空间维度的扩展而实现。

与之相对应，结构已成为一套规则或资源。而在中国，传统因素瓦解和解体的速度往往快于现代因素形成或建设的速度，这两种速度之间的异步性，致使现代化的选择不是传统社会的发展和延续，形成社会结构断裂，包括主体结构的二元对立和时空结构的非延续性，比如经济上、城乡间、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非延续性等[50].这种二元对立和非延续性之中，形成一个断裂空间。吉登斯把结构二重性看作跨时空社会再生产连续性的主要根据，而前提正是对断裂的弥补，或称之为弥补断裂主义，这是中产阶层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第二个维度。

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结构要素，是一种中间力量，在时空中被断裂—延伸的社会记忆填补在断裂空间，构成一定意义上的“连续统”，中产阶层的这种填补力量，正是结构断裂中另一极端经济发展造就的产物。另外，结构断裂的另一个需要是整合，包括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

中产阶层的社会实践（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功能）正是整合的结构性因素和动力机体内核。弥补断裂主义的弥补和整合机体，弥补了结构断裂，使结构将时间与空间结合在一起，不是对现代化的限制，而成为一种现代化的纽带，作为一种能力而被复制或记忆。

自下而上主导意识形态与现代性动力来源之一的反思特性有关，它是不同于时空延伸、脱域机制的制度类型[51]，而和前沿力量、弥补断裂主义一样，成为中产阶层与现代化相关的第三个研究维度。需说明的是，自下而上的主导意识形态与政府主导方略是不矛盾的，而是互相促进相互补充的。一种文明的传播，是靠文明的载体即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变化来实现的，单向度社会制度形式和结构作为载体是不健全的。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没有形成民间自下而上的主体力量，政府充当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而现代化后发逻辑又要求政府主动地培育和塑造一个具有自觉能力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这内在地构成一个现实悖论，或者称之为两难困境。而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的分离是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马克思对此有极为精辟的论述。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现实境况，强有力的政府行为是现代化得以顺利推进的保证性条件，政府主导的方略不能削弱。自由的公共生活（市民化的生活）是现代性的首要特征，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中产阶层的出现往往作为中国独立民间力量兴起的标志，在这一力量兴起的同时，各种现代化的倾向也在阶层内部得到发展，形成比较自主的现代化取向。这种现代化取向作为自下而上主导意识形态，将有效实现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相结合的推进方式，也将由国家塑造一个新的社会。这种主导力量，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是民间力量的社会实践形式。

人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单位，成为现代化这一宏观过程的微观载体，为之提供持久的动力。人的现代化是全面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不论任何一个时代，社会的发展必定要某个阶级或阶层处于主导地位，而划定社会发展的主导阶级或阶层是与现代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有直接联系的。在现代社会还是后现代社会或者所谓的知识社会，知识已作为一个新的原则，诚如邓小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知识作为生产工具具有生产社会行为的能力。某种意义上，知识构成社会行为扩大的潜能，成为延伸和扩展的条件。这本身是一个嵌入的社会变化的观点，是把现代化过程定为一种“延伸”或“扩展”的过程。基于前沿力量维度分析之上，中产阶层作为现代化的前沿力量，是现代性的拥有者，又是现代化的实际承担者和现代化因素的拓展者。中产阶层自身的现代化，是建立在掌握现代知识和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发展的中坚力量或延伸扩展力量，这也是现代性“延伸”或“扩展”的载体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艾森斯塔德主张的阶层社会动员和大众谐同取向有着一致的地方[52].延伸被嵌入当地环境中，构成各种认识方面可能性扩大，是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物的标准和单位的扩展，比如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构建了一种现代性延伸，而不仅是得到认可行为方式的消除[53].与尼科斯特尔观点一致，笔者强调：现代化延伸的结果，是时空两个方向上拓宽延长的过程。显然，笔者已把延伸扩展体系作为中产阶层与现代化研究的第四个维度。不用加以区分，中介力量（载体形式）与延伸扩展力量是这个维度的社会实践方式。

图一列出了中产阶层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四个基本维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说明的是，这四个研究维度建立在时空特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论断基础之上。目前，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概念仍在探索和形成过程中，不过社会科学家一直未能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来建构他们的社会思想[54].笔者正是把时空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因素，并抽象出来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简略勾勒了中产阶层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四个维度。前沿力量研究维度是在中产阶层的自身特征和中国社会特殊背景基础上提出的，具有普遍主义性质。弥补断裂主义是基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元结构理论上的迷失和实践上的断裂而引出的一项研究维度，带有特殊主义性质，是填充模式构建的重要基础之一。自下而上主导意识形态是根据中国现实与发展需要，在寻求政府主导和民间主导相结合的现代化推进方式中提出的，在逻辑上也许带有悖论性质，但二者互补是统一于社会实践的。另外，笔者在考察人的现代化理论与延伸扩展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延伸扩展体系这一研究维度，这是较为重要的，并且是填充模式构建与实现的重要基础。这四个研究维度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比较全面概括了时空特性的发展维度，它们都构架在中产阶层与中国现代化基础之上。横轴相连的前沿力量和自下而上的主导意识形态，是现代化横向扩展的基础，是对“断裂”的填补或扩充。而纵轴相连的弥补断裂主义与延伸扩展体系，是一种现代化纵向伸延的表征。四个斜轴表示这四个维度之间层递的循环，而现代性是四个维度的核心，中产阶层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往往是与四个维度相对应的前沿、弥补与整合、主导、中介与延伸机体力量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四个研究维度相对独立于社会时空，却统一于一个新的填充型的现代化模式。

七、现实实践：填充型现代化模式

什么是填充型的现代化模式？对于填充型的现代化模式，笔者简称为填充模式，就其内涵的理解，我想先从“社会时空观”说起。时间与空间的社会科学意义，是从相对论的时空观，即时间与空间要随物体的运动发生变化，而真正提升的。时间与空间是外在与内在的统一，也是建构社会理论的核心。笔者正是基于时空特性这一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和时空脱离与延伸之上，对现代化加以研究的，这在前文已经提及。对于现代化而言，现代性在时空上表现为对未来的开放和对传统的断裂。吉登斯的“时空延伸”是对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表达和对现代性“蔓延”的理解或描述，这是内生的逻辑意蕴。而对于中国现代化，则必须在超越中延伸。

所谓超越性，是对连续性的一种揭示，是对断裂的填充，而填充的可能是对连续性的回复。填充的存在，正是中产阶层与现代化研究四个维度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中产阶层作为填充的载体或时空下结构性原则，自身的体化实践是一个有效的记忆扩展系统；中产阶层在时空中填充现代性的过程，不仅作为现代化的推进力量，也是现代化延伸扩展的中介力量[55].中产阶层填充现代性的过程，是对结构断裂的弥补；在社会时空中，实现着对其它阶层的同化或者说现代性在阶层间的延伸扩展，以及在社会行动、社会生活和整个社会过程中对非连续性与断裂的填补与扩充。笔者对此，并没有和吉登斯资本主义扩张式的延伸相一致，而是寻求一种介质或载体与承担者并在介质中实现了超越。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与景天魁研究员的后发现代化中时空压缩的观点相吻合，在压缩中求超越、变压缩为延伸[56]，不同的是填充作为一个超越形式在时空压缩中实现了延伸。不容忽视的是，填充模式的运行，是四个维度下六种机体力量相互作用统一于现代性的动力[57]的结果，其中包含着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和可持续发展与有效发展的理念。填充，在发展意义上类似于吉登斯的“脱域”，都是一种延伸扩张的具体形式，都有市场的扩张，只不过是市场的性质不同。中产阶层同时也是时空延伸的载体工具，它使在时空中分隔开来的阶层之间的同化和结构性弥补成为现实。

阶层之间的同化是人的现代化不断扩展的过程，表现为现代化了的人的扩大。这种填充型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较为拓新比较有效的现代化推进方式，对于后发国家较为适用。

填充模式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比如主张后发国家推行赶超模式的理论依据是后发效应原理，即利用后发的正面效应与后发优势来加快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至于填充模式的理论依据，有以下五项：一是结构断裂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体结构的断裂表现为二元化的结构，其中的断裂是一种“真空状态”，而人作为任何形式社会的主体，阶层这一群体力量或结构要素的填充将是一种弥补和发展的延伸；社会时空结构的断裂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非连续性，其断裂是一种“隔离状态”，寻求一种介质或载体与承担者将是对传统性的超越和现代性的延伸。

二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社会化在现代社会的延伸[58].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加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时代，这个时代不仅需要巨人，需要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格与素质的“新人”，而且也必然会产生巨人和造就一大批现代化的新人，这种新人往往是在作为前沿力量与延伸载体的中产阶层中更为凸显。中产阶层的扩大或者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延伸，也是现代化延伸扩展与推进的过程。这是对现代化持久动力的塑造和培育，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终极关怀或归宿。三是国家领导、政府推动的单向度主导推进方式的不足和现实悖论。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威，在后发现代化的早期、中初期阶段是必要的，但在中期已显出许多不足，往往削弱现代化进程的后续推动力以及难以促成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是一种民间力量的认同，其自下而上的主导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推动是不可忽略的，是在时空中社会记忆下的扩展，是作为支持填充的一种力量而存在，多表现为时空压缩下的超越或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和扩展。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或力量的存在形式[59].四是知识经济浮出水面，知识社会初露端倪，“知识”的社会资源属性效应。马克斯曾将知识归结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60]，“知识”的生产力价值及其社会文化价值是随着现代化、信息化社会的演进而愈益凸显的，并且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中产阶层可以说是与知识资本相联的一种阶层力量，或者说是知识作为稀缺性社会资源下现代化的前沿力量与延伸力量。在现代社会，从知识资本和知识产品的高增值中不难看出知识已作为最具扩张能力的资本和最具市场潜力的产品。知识是延伸扩展的现代化的基础，知识正是作为一种符号被传播，向社会行为、生活以至整个社会过程的渗透，或者说是作为现代性延伸扩展的手段[61].五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时空压缩结构下开拓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可持续性（时间）[62]而对延伸的超越方式的探索。

主导填充前沿延伸中介整合弥补

填充型现代化模式的运作机制是什么？对现代化运作的分析和建构，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反思，为现代化的研究带来了活力和生机，避免传统研究的空乏。根据国内外现代化实践，在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推动力量的组合、运作必须是协调统一的过程，否则就不会产生聚合反应和整个机制的良性运作。图二建构了填充型现代化模式的运作机制，笔者将根据上图对其加以分析和阐释。

填充型现代化模式的运作平台是改革开放。没有真正的改革开放，就没有真正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改革是较为缓和的社会变改，并不一定要局限于局部，可以是整体性和全方位层次递进的，最重要的是控制各种社会力量，在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变化的历时和跨空中取得平衡。这也许是享廷顿认为改革比革命还要艰难的所指。

封闭与开放有着巨大的时空跨度，开放作为一个社会交换过程，既是一种社会性输入和吸收或接收的过程，又是一种社会性输出和排斥或排泄的过程。改革与开放是任何一个有机系统得以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前提或条件。

市场经济是填充型现代化模式运作机制的横轴。马克思强调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而市场经济正是推动人类走向独立、优化社会结构，促使国家与社会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根本力量。市场经济作为不可超越的一种社会历史形式，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给予了最好的解释。市场在现代社会中是时空下现代性延伸的工具或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但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有着本质的认同差异[63].市场经济与现代化是一个事情两个方面，忽略其一则另一不成立，这无疑是将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纳入一个整体，看作相互共生的，并强调了市场经济是结束工具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本体现代化建设分离的根本。填充型现代化模式运作机制的纵轴是作为填充型现代化运作载体的中产阶层。其中轴或斜轴是知识资本，即所谓的带有社会属性的知识资源。横、纵、中三轴所在的场域就是社会时空压缩结构下延伸的时空体系。

填充型现代化模式的运作机制是一个有机系统，前沿、弥补与整合、主导、中介与延伸都是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机体，填充正是六种机体力量的聚合，并在对时空压缩结构的超越中实现延伸或扩展。其所包含的六种机体，是对前文中研究维度的抽离化；每一个机体产生力量的过程，是相互独立于社会主体结构，统一于社会时空结构的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各种力量的组合与运作是通过中产阶层而实现的，这并不意味着夸大中产阶层的力量，而是中产阶层被看作是一种载体或介质；知识往往作为其实现的扩展手段，市场则作为其实现的延伸工具；这种实现过程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社会过程。填充的实现，现代化表现为社会行为的扩大和社会联系的拓宽。填充的完成意味着现代化的扩展与现代性的延伸。

一个领域的延伸也许导致另一个领域的与之相伴随的扩展。填充的扩大，也许是阶层归属标准的衰退，但这种衰退是阶层同一属性不断积累的延伸。正如现代传播体系的极大增长，代表着传播机会的一种扩展，而不是传播的一种功能分化[64].

八、有效发展：填充模式的定位与特征和动力源

填充模式的定位是按照现代化规律要求而渐次展开的，是四级层面体系的统一和四个发展模式的结合。第一级层面是有关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及主体。现代化的启动、推进和拓展必须置于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之中，奉行以人为本的根本战略导向。现代化应以人为根本出发点，以满足人的合理需要为基本指向，并且要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依靠人的自身力量去推进。英格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包括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65].第二级层面是第一级层面内容在宏观上的具体化。在经济层面要求工业化，在政治层面要求民主化、法制化，在社会生活层面要求世俗化，在文化层面要求理性独断化，在资源配置层面要求市场化。这种宏观上的具体化，强调现代化必须遵循发展的有效性、可持续性，尽可能有序地向前推进。第一级层面定位的内在逻辑要求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已明确指出，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将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第三级层面侧重各个国家和地区具体的现代化模式，包括方式、战略、速度、水平以及推进技巧等。第四级层面是现代化过程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具体安排、具体规划以及具体的目标等内容。这四级层面构成一个有机体系，从第一级层面到第四级层面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越来越具体化，后一级层面的内容是前一级层面合乎逻辑的演化和具体化[66].第一个发展模式是后发外生型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外力人为”下推动实现的，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国家和政府是主要推动力量。赶超型是由第一个发展模式衍生出来的，根据后发优势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机遇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加速实现向现代化转变。有效发展模式是对第二个发展模式的反思，它强调社会的发展，无论是推进方式、成长机制还是结果，均呈“有效”状态。

渐进型是第四个发展模式，它是在有效发展基础上对现代化的现实思考，主张不脱离国情、考虑社会支撑力与承受力，以降低社会现代化成本、减缓现代化阻力、确保现代化顺利推进。

本文的填充型现代化模式与以上四个模式并不矛盾，而是基于它们基础之上对中国现代化推进方式的再探讨，并是一定层次上的结合。填充模式是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殊社会环境中而提出的，强调后发优势并追求合理发展，强调政府主导方略并追求与民间主导意识形态相结合，认可某些层面和某阶段的赶超发展并主张与渐进的现代化推进方式相结合，强调一种有效的发展，兼顾发展的健康有序、协调顺利和持续性。

中国填充型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如下五个特征：第一，具有时空特性。时间与空间参与了“存在”的形成，它们是塑造现实存在的内在因素，而不只是外部条件；从“耗散结构论”这一命题出发，将时间与空间看作是行动的环境，吉登斯开始利用时空延伸建构社会思想[67].笔者也以时空结构为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把现代化这一社会现实与抽象出来的时空结合起来，视现代化为延伸扩展的过程，填充是现代化延伸扩展的形式和机制。

填充模式中的前沿、弥补与整合、中介与延伸、主导都具有时空特性，其机体力量组合的过程，也是填充机制的运作过程。第二，具有中介特性。填充模式的建构，是在一种介质或充当载体与承担者——中产阶层——基础上展开的。现代化的延伸是由交换媒介的扩大所推进，中产阶层力量的大小强弱，决定着现代化延伸扩展的程度。中产阶层作为介质，是被嵌入社会时空结构中去的，它对社会结构断裂的弥补是作为记忆的扩展而实现的，这只是填充的一个必要环节。填充模式的中介特性开始突出地表现在前沿性，这恰是充当中介的基础和前提。第三，是有双向共生性。在前文探讨中产阶层与现代化研究的维度中，曾指出自下而上主导意识形态，填充模式正是在这一维度之上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与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相结合；政府主导是指方略上的主导，民间主导是指意识形态上的主导，这在社会实践中是双向的也是共生的。共生，指的是相互促进、共同生长，决定现代化进程的有序化。

前文分析的中产阶层，作为一个兴起的民间力量，既带有保守性也带有革命性，在一定时期往往具有较强的激进主义，这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有利于现代化进程中自下而上民间力量的培育和扩展乃至整个形态力量的发挥。这种双向度的现代化推进方式改变了以往单向度的不足，既以共生为前提又以共生为结果。第四，具有渐进性和有效性。填充模式是在中国现阶段和未来特定阶段（现阶段的延伸）特有的国情基础之上建构的，社会转型的艰巨、现代化建设及市场经济运作经验的匮乏和现代化这一“历时跨空”过程的长期性等制约因素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在总体上具有渐进性，是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彼消此长的特性体现。

填充模式的运作过程，是“六种机体一个机制”平稳递进交互作用的社会发展过程，每一个机体的缺失或力量的不完备，都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六种机体力量的组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对有效性的认同与强化。填充型的现代化表现为发展的渐进性和有效性。第五，具有培育特性。填充模式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现代化社会土壤的培育过程，而对现代化社会土壤的培育又推动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土壤，或一种大的社会环境，或某些间接性、前提性的社会改革。填充型现代化模式的运作必须培育其填充的载体或现代化介质与实际承担者，即充当现代化前沿力量和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与之相关的社会土壤有：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良好公正的教育体系、必要的社会知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合理的产业与职业体制等等，这些社会土壤的培育程度决定着中产阶层扩大的程度，直接影响到现代化延伸扩展力的强弱。

根据国内外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在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促动因素、推动因素、驱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等共同组成综合性系统性的现代化动力源。下面就中国填充型的现代化动力源作一分析。1.经济建设是现代化的原动力。经济建设，包括经济成长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是社会其它系统要素以及新系统、新机制和新要素赖以存在和生成的基础。拿经济成长来说，工业化的实现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而且也促成了一套新的现代职业体系。当然，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填充型现代化载体兴起壮大的前提或条件。2.公众利益是现代化的根本内生动力。公众利益的一层外延是人的现代化，另一层则表征为民间力量。公众利益作为根本内生动力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战略导向，公众利益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的。公众对现代化进程的参与系数和推进力度取决于公众在现代化进程中获益的程度。社会客体要素互动规律的唯一基础是作为会发展主体的人的能动性，是人的自我超越。社会客体和社会主体、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总体化进程，构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现代化辩证发展的动力学基础[68].提高人的现代化程度、造就大批现代化的实际承担者，是现代化能动因素的源泉。另外，对公众利益的强化认可，必将促成一支强大的民间力量，而民间力量与现代化的初步广泛的结合，使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具有了一种强劲的底力。3.改革是现代化的内驱动力。改革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市场经济有助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有助于社会分化与整合，有助于克服国家官僚化，有助于开放机制形成，有助于大众化特征的确立等等，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有着重要影响。而政治体制改革在于强化政府的调控与干预能力，这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内源性的规范力量得以有序发展的保证。另外，改革的过程也是社会重组的过程。4.开放是现代化的外驱动力。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所走的道路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是对社会交往重要性的论述，本身就强调了一种开放。开放是现代化的强大动力资源，为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一个有效杠杆[69]，这种内在生长力表现为民间力量或中产阶层的推进力。开放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开放就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5.机遇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机遇是社会发展在波动中形成的可能性时间与空间，它往往表现为多种社会关系与矛盾链条的某一特殊环节[70].由于时间的一维性，机遇也就有了随机性与不可重复性，在空间意义上，机遇是独特的与稍纵即逝的。

所谓抓住了机遇，就是抓住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发展要素和自身发展优势的最佳时空聚合点，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种突破性力量，加速现代化的延伸扩展。6.现代知识是现代化的又一重要动力。现代知识的积累、传播同现代化实际进程的有效结合，使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更加具有一种渗透力和扩散力。现代知识作为填充型现代化运作的手段或延伸扩展的符号，对现代化产生巨大的影响。知识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构成了社会结合和统一的规范性原则。另外，现代知识也将突出和强化教育地位，而教育的突出将有利于知识的更新、传播以及培养大批的现代化“实际承担者”或者填充型现代化的载体，从而更有利于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

小结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对“中产阶层与社会结构整合”子课题研究基础上，发现社会主体结构的断裂，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而是在此认识上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断裂[71]，并指出中产阶层作为现代化的介质，是推进现代化的前沿力量，这种介质是作为断裂中发生延续的媒介。当笔者开始“中产阶层与现代化研究”这一子课题研究时，发现主体结构的断裂的外延层面时空结构的断裂，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而对传统的断裂性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这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延续性与非延续性问题。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非延续性，造成了社会结构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断裂，这种断裂是时空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断裂意识，使笔者脑中产生一种弥补的想法。当然，对于主体结构是可以弥补的，而对于现代化是不可以弥补的；或许有一种填充方式既能弥补结构断裂，又能将现代化延伸扩展。因此，笔者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视中产阶层为重要的弥补结构因素或力量和现代化的“实际承担者”或填充载体（延伸扩展的力量），建构一种新型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填充型的现代化模式，也就是前文研究的内容。成熟的公民社会或发达的商业社会是中产阶层赖以生成、存在和壮大的土壤，而中产阶层的壮大往往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这是现代化研究领域认同的已检验的命题，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便是最好的例证[72].笔者正是从自己的研究发现和社会科学中不可避免的认识论隐喻这一前提开始，力图构建填充型的现代化模式以有效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本文关于中产阶层与现代化研究的四个维度：前沿力量、弥补断裂主义、自上而下主导意识形态、延伸扩展体系，是统一于时空特性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的，只是各自层面的具体化。而这四个维度下的六种机体力量：前沿、弥补与整合、主导、中介与延伸是填充模式运作的时空聚合力量，统一于填充机制或现代化延伸扩展的社会过程。这六种力量机体缺一不可，它们是一个有机组合系统或聚合反应体系。填充型的现代化是一个以中产阶层为填充载体或延伸扩展力量，不断延伸扩展的过程；是一个民间力量自下而上主导与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相结合的推进过程；是一个将知识作为传播、渗透和扩展符号系统的中产阶层力量扩大的过程；也是时空延伸下对时空压缩的超越过程。填充型的现代化模式不是孤立的，在发展意义上是对后发外生、赶超、有效、渐进发展模式的结合，也是对中国现代战略方案体系：总体战略、中观战略、以人为中心的核心战略的统一。当然，填充型现代化模式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实际运作中，不免会有一些问题和反差，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目前，填充模式的运作必须依靠大批的中产阶层，这就牵涉到中产阶层的培育问题，中产阶层的发育与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社会政治制度提供的条件有关，并受产业结构、职业体系、教育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制度方案和政策对中产阶层的培育，将对它的发展前途有着巨大的影响。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在中国上世纪末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新的21世纪，中国不但要完成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蜕变，而且还要适应后工业社会或所谓的知识社会发展的要求，中产阶层将是决定中国最终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建构在中产阶层基础上和时空特性下延伸扩展的填充型现代化模式也将是中国现代化中后期和后期的有效发展推进方式。

九、话题之外：我们需要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吗？

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巨大的现实差距：在西方国家，“中产阶层”已成为推动现代社会稳定和发展、引导主流社会价值规范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约占人口的80%左右，在西方“大众”几乎就是中产阶层的代名词。而相比之下，我国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社会作用还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特别是规模还很小，目前，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仅为15%[73].日本由于战后中产阶层不断扩大，日本人对中产阶层归属的认同率达到90%以上，成为自民党保守政治的重要支持力量，支撑着社会的长期稳定[74].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由于社会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发育缓慢，结果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例如当今的巴西、阿根廷、伊朗等国家。中国从当前的基尼系数平均已达0.39，直逼0.4这一警戒线，可见中国贫富差距的严重性。人数上的“金字塔”和财富占有上的“倒金字塔”结构，直接导致“仇富心理”、“财富原罪论”的蔓延。这种包含着不满和愤怒的“嫉妒”已经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如不迅速加以扭转，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中产阶级不发达，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而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必然互相排斥，导致社会不稳定，这已成为西方的经典之谈。可见，扩大中产阶层应是社会公正与社会稳定的需要。扩大中产阶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响亮口号，明确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75].从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新提法，我们可以看出：高层已经正视中国收入差距在拉大的现实；进一步坚定按要素分配的改革取向；党中央也将中产阶层视为小康大众的发展方向。可以说，“中产”已经成为继“温饱”之后建设“小康”的经济生活指标。

从上文来看，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已经成为必然的需要，那么如何可能呢？我们必须审时度势调整社会政策，创造中产阶层发育的良好社会环境，对中产阶层要加以有效保护和鼓励，从而维护社会公正，即通过创造实现财富，而不是“掠人自肥”，并保证个人财富的获得[76].另外，从增量的角度去做大经济蛋糕，进而提高穷人的收入，让他们进入社会中产阶层，而不从存量的角度去“剥夺”富人，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两个途径来实现“抽肥补瘦”的目的。所谓“扩中、保低、调高”的政策是值得运用的。“扩中”，就是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使城乡人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调高”，就是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力度，调节社会过高收入者的收入水：“保低”，就是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转入城镇或非农产业就业。根据西方经验，对中国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提高人口质量，提升人力资本，塑造知识型社会，是扩展中产阶层必须的选择。中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使得社会阶层结构极不合理。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户籍制度，推城市化进程。同时，广开就业门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当前，特别要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总而言之，中国扩大中产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这种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三级格局”，全社会成员仅有工人、农民、干部之分，当时的知识分子被划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4-256页。

[3]“未来五年我国中产阶级人口达两亿”，《信息时报》2001年7月21日。

[4]公共领域是市民生活的指向，一定意义上是从国家政治生活独立出来的，详细论述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

[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6]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9-382页。

[7]I·罗伯逊：“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8]刘祖云：“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9]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0]刘祖云：“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11]张继焦：“中国阶层由刚性向弹性的转型”，《吉首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12]张宛丽：“近期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13]后资本主义社会又称后工业社会，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

[14]马克思的继承者的研究取向，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注意到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关系中间的“新小资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他们的职业地位及社会功能明显区别于马克思、思格斯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时所指称的“旧”小资产阶级。

[15]尼科斯·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王宏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结构理论》，载何建章等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6]王宏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结构理论》，载何建章等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7]尼科斯·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载何建章等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8]同上。

[19]尼科斯·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载何建章等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0]同上。

[21]赖特：《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限定》，载何建章等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2]李强：《西方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载何建章等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3]李国庆：《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24]王琦：《关于社会分层理论的探讨和经验研究》，载何建章等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5]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6]参见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3-11页。

[28]赵利生：“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动态考察”，《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29]李芬：“知识社会知识分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30]陆梅：“中产阶级的概念与理论回顾”，《南通师专学报》1998年第6期。

[31]戴炳源等：“中国中产阶层的现状特点及发展态势分析”，《财政研究》1998年第9期。

[32]张建明等：“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33]参见秦言：《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

[34]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35]李强：“关于中产阶级与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6]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37]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8]可参见已发稿，张

[39]可参见已发稿，周

[40]对于“小康大众”，的稳定是重要的，同时他有意识地区分了“小康，明确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现在重新思考起来，我认为“小康大众”是“实”，“中产阶层”是“名”。李培林：“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李正东：“试论中国中产阶层——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社会结构整合的动态探索”，《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41]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的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1期。

[42]现阶段，以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5000-35000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0000-70000元为基准。请参阅1998-2002年国家统计局主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43]潘允康：“白领与现代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

[44]维高：《知识的革命》，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第65-67页。

[45]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30-331页。

[46]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3-47页。

[47]庞玉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新型整合机制的建构”，《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

[48]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49]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50]在经济上体现为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并存—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对立，在城乡间体现为分层中的身份与经济并存—封闭与开放对立，以上两种对立形成社会主体结构的断裂。

[5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25页。

[52]参见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53]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5-49页。

[5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55]中产阶层在时空中填充现代性的过程体现为一种弥补和延伸的过程，这种观点得益于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一书的论述。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56]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57]这里笔者所谓的现代性动力即抽象化的填充机制，这不同于吉登斯依赖于信任之中抽离化的脱域机制，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58]叶南客，徐琴：“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因素的综合研究”，《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1期。

[59]参见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6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61]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62]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6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6-102页。

[64]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5-49页。

[65]详细叙述参见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66]对于四级层面的操作的观点，是受启发于吴忠民对现代化的具体运做的讨论。参见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东方出版社，1999年。

[67]《社会的构成》一书是其建构思想的代表。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68]王雅林：“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

[69]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

[70]刘秀萍：“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问题’”，《晋阳学刊》2001年第1期。

[71]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较为明显，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非连续性可能较为隐化。

[72]参见李路曲：《新加坡现代化之路》，新华出版社，1996年。

[7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74]参见李国庆：《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75]参见党的十六大工作报告。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76]对于“审时度势”此点，官方也有了共识，对中等收入群体予以了关注。江泽民在党的8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身份职业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参见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