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纪元:“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2 次 更新时间:2012-03-13 09: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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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纪元  

  这一句中的术语teleiontatēn应该是指“最完全的”,指的是道德与理智德性的总和。相反地,对于理智论的解读来说,该术语的意思应该是“最终的”。更进一步的一种观点认为,第一卷与第十卷第六章到第八章里使用的标准是不同的,第一卷支持涵盖主义者的解读,而第十卷支持理智论。(17)这些争论使许多解释者不得不承认,teleion的含义是模糊的。(18)

  如果我们在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之间有所区分,我们就有办法能避开这种混乱。我们应该发问:这两种标准指的是前者还是后者、或者两者都是?一方面,有文本证据表明它们指的是作为“活得好”的幸福。在1097b1-5,幸福由于它包括荣誉、愉快、理性和德性为其构成,而被看做是teleion。此处,teleion的意思显然是“完全的”。相似地,在109769-11,自足被说成不意为一个人足以单独生活。相反,一个人是一个社会动物,并且必须涉入到一种关系网络之中。只有作为“活得好”的幸福才能使这处文本言之成理。另一方面,这两种标准也用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合于适当德性的努斯的活动将会是teleia的幸福”(1177a17)。“Teleia的幸福是一种思辨的活动”(1178b8)。并且,“我们所说的自足,大体上必须属于思辨的活动”(1177a27-28)。

  可见,这两种标准既被用于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也被用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由于这两种类型的幸福并不一样,对于幸福的标准就也应该按照它们被用于哪种类型的幸福而被加以不同的理解。让我们先来比较下面两种说法:

  (a)外在善的缺乏“损害”(rupainein)一个人的幸福(1099a32-b5);

  (b)各种善对于思辨是“妨碍”(podia)(1178a34-b4),且此背景中的思辨是teleia的幸福。外在善在(a)那里被说成是对幸福而言必不可少的,但在(b)那里却被说成是其阻碍。如果两者所言的幸福是同一种类型的话,则它们显然是矛盾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a)指的是作为“活得好”的幸福,必须是具有各种善的幸福,而(b)把幸福指为“做得好”,那么矛盾就将消失。如果对思辨活动而言各种各样的善是阻碍的话,说作为思辨活动的幸福是teleion就不意味着它是“完全的”。相应地,思辨活动的自足也不是在“无所不包”这种意义上而言的。

  令人吃惊的是,虽然这些标准有着不同的运用,亚里士多德在第一卷第七章关于它们的观点,似乎同时可与任何一种幸福概念相适应。

  对teleion的标准解释是,“总是在其自身(di'autēn)是可欲的,且从不为了其它事物(di'allo)而欲求”(1097a33-34)。作为“活得好”的幸福满足这一描述,因为它涵盖了各种德性的善,而且也不会欲求一个更进一步的目的。所有其它的善物因它们自身被追求,但也为了作为“活得好”的幸福,因为它们是那种幸福的组成物(1097b1-5)。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也满足这个传统的解释。当亚里士多德在第十卷第六章解释为什么思辨活动是teleios时,他的理由是:“幸福必须存在于那些可欲求的活动自身,而不是那些为了其它事物的可欲求活动”(1176b1-5)。不为其它任何事物、只为自身之故被欲求,这正是在第一卷第七章1097a33-34处所表述的teleion的标准。相似地,在第十卷第七章里,幸福被定义为思辨活动的一个主要理由,即在于这种活动自身不是为了任何进一步的活动而被追求的,且它是所有类型的活动里面的最终者(1177b1-3)。那么,思辨活动满足了teleion的传统解释,虽然对之的解释是以一种与完整生活有所不同的方式进行的。

  在自足的标准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所定义的自足,它因其自身就使得生活是可欲求的,而且不缺他物”(1097b15-16)。作为“活得好”的幸福在其“不缺乏可欲求的善”的意义上满足这一描述。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也满足这一传统解释,因为它“不缺任何事物,而是自足的”(1176b1-5)。

  然而,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说思辨活动不缺任何东西呢?在第十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通过转向“一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能得以实现”来解释它。一个道德意义上有德性的行为的表现要求外在善和机会(例如,一个人需要金钱去表现慷慨的德性,1178a33)。一个有德之举越是崇高或高尚,它所要求的去达到该行为的外在善也就越多。相反,“一个处于思辨真理状态中的人不需要那样的事物,至少从思辨活动的运用方面来说也是如此”(1178b2-3)。这意味着,思辨活动不需要任何外在事物去使这种活动得以实现或运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辨活动满足了“无缺任何事物”的条件。

  上述讨论使我们得以更好地获知teleion应该被怎样翻译。亚里士多德自己说该术语“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说”(《形而上学》,第五卷第十六章)。他列出了三种方式:“完全的”,意思是“具有它的所有各部分”;“最好的”,意思是“在它所属的种类里面是最好的”;以及“最终的”,意思是“获得了它的目的”。由于teleion既被用于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也被用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因此把它译为“完全的”或“最终的”都是一种错误。A·肯尼(Anthony Kenny)使用了“完美的(perfect)”,他的理由是,该译法能在某些场合下被认为是“完全的(complete)”,且在另外一些场合下意为“最终的(final)”或“最高的(supreme)”。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对于幸福两种类型的区分,肯尼的意见就值得仿效。它使得我们可以在当该词被用于作为“活得好”的幸福时,把它作为“完全的”之意,而且,也可以在当该词被用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时,把它作为“最终的”之意。

  

  三、思辨:活动还是生活?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的第七章处,在论证了思辨是teleia的幸福之后,(19)亚里士多德声称:

  由此可得出结论,这[hautē]就是人的teleia幸福,如果它遵从一种teleion生活[bios]的话……但这样一种生活[ho toioutos bios]对人而言要求太高;因为一个人过这种生活不是由于他是一个人,而是由于他自身中的某种神性的东西。(《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b24-28)这一段落导致很多评论者反对亚里士多德,指责其伦理学始于理解人类之善的目标,却终于一种人类不能去过的生活。按照他们的解读,思辨的生活是不实际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目标,而它对人生的兴旺发达而言也不具重要性。(20)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活得好”与“做得好”间区分的话,这一指控就会开始失去力量。在第十卷第六章到第八章对思辨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在区分作为思辨活动的幸福与作为思辨生活的幸福上做了巨大努力。思辨的生活以思辨的活动为特点。但它们不是同一件事,而亚里士多德在那部分文献中所考虑的,是去论证思辨活动才是teleia幸福。没能区分思辨活动与思辨生活之间的微妙区别,很可能是对该文本的各种解释如此对立的主要原因。以下是亚里士多德自己对这一区分的阐述:

  一个在思辨真理的人,至少就他进行这种思辨活动而言,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即外在的或社会的善]。它们实际上甚至无可避免地会妨碍他的思辨。然而作为一个人并且与许多人一起生活,他必须选择德性的行为,也因此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过人的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1178b2-7,着重号是我加上的)

  “就他进行这种活动的实行而言”的思辨者与“作为一个人”的思辨者之间的区分,正是我所称的“思辨活动”与“思辨生活”之间的分别。在另一个地方,这也被表示为“作为一个人”生活,以及“以他自身中的神性的东西”生活的分别(1177b27-28),或简单地说,一种在思辨活动(theoria)与思辨者(theorountos,1177a21)之间的分别。思辨活动只是努斯[“我们身上最高等的部分”(1177a21)]的运用。一个活着的人除了努斯之外,必定还有一副身体和其它一些灵魂的部分。虽然思辨活动是思辨生活的主要方面,但它不能成为思辨生活的唯一内容。按照1178b2-7(上有引用),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各种善对于思辨活动而言是阻碍,但对于思辨生活而言却是必需。亚里士多德在描述神的时候被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神的生活不是别的,就是思辨活动,它不拥有任何道德德性或邪恶(1178b16-17)。而在1178b32-34处,亚里士多德引入了另一个区别:思辨活动就其自身而言不需要外在物品,但思辨生活还需要食物和其它必需品。(21)

  如果我们记住这一区分,并再一次阅读《尼各马可伦理学》的1177b24-28(本部分开头之处有过引用),就会清楚看到思辨不实际的指责是无的放矢,因为它错误地把亚里士多德对思辨活动的观点当作了他关于思辨生活方面的立场。在该段落里,“由此可得出结论”应被解释为:“由思辨活动是最完善的幸福得出结论……”这一观点是他在第十卷第七章的第一部分之主题,1177b24处的“这”[hautē]应该是思辨活动,在那个地方,亚里士多德刚把他论证为teleia幸福。他用了虚拟语气,说如果思辨活动可以被当做一个人生活的完整(teleia在这一背景中应该被认为是“完整”之意)内容去追求,它或可对人而言构成teleia幸福。然而,根据“作为一个人”生活以及“以他自身中的神性的东西”生活(1177b27-28)这一区分,这一虚拟情况不可能成为现实。短语“这样一种生活”指的是思辨活动。一种能正常过下去的人的生活不能仅由思辨活动构成。

  亚里士多德试图说的是,存在一种最好的活动(例如theoria),尽管它不能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然存在着思辨者的人:阿那克萨哥拉和泰勒斯被作为引证的例子(1141b3-7)。但是,这些人虽然以思辨活动为特点,但他们并不是因思辨活动而定义的,因为他们需要吃、喝,需要处理人际关系。

  

  四、幸福的层级:生活还是活动?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1178a8-10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幸福的层级或等级:

  这[houtos]因此也是最幸福的。另一方面,体现其它种类德性[ho kate ten allen bios]的生活是第二层级幸福的。如何去理解这一层级一直是争议性话题。术语bios是对立观点的一个主要源泉。(22)一种观点把它仅仅看做意为一个人的传记式的生活或其模式。(23)一个人在各时间段内只能拥有一种bios。据此观点,亚里士多德在其说法里比较的实际上应该是两种值得过的生活。虽然此处所对立的生活到底是何类型存在诸多争论,更多的评论者似乎正是以此方式来解读的。(24)然而,还有观点认为,bios既可以指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也可以指全部生活的一方面或状态。(25)据此观点,层级应被看做是“一个全体生活的两个不同方面”的比较。(26)

  如果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之间的区分是站得住脚的,那么,这里被划出的等级不能是两种(过得好的)生活,而应该是两种(发挥得好的)活动:思辨活动与实践活动。在此层级里,bios指的应为一个全体生活的一种状态或一方面。代词“这(houtos)”在1178a8行是“最幸福的”的主语,它指的应该是1178a7行提到的“体现努斯的生活(ho kata ton noun bios)”。这应该是那种一个人所过的“不是由于他是一个人,而是以他自身中的某种神圣的东西”的生活(1177b27)。亚里士多德此处不是在谈论有关一个思辨者所过的生活,而是在谈那个人努斯的运用。进一步地,与首要幸福做比较的是“体现其它种类德性的生活。”通过说“其它种类德性”,亚里士多德所意指的是实践智慧和伦理德性。由于努斯是属于所有人的,“体现其它种类德性的生活”就必定是思辨活动,亦即体现道德德性的活动,而非一个人的全体生活。(27)所以,在被比较的两种bios里,一种拒绝道德德性和实践智慧,另一种则没有把思辨包括在内。如果bios只意味着一种实际上可以过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就把各种可被过生活必须具有的许多活动排除在外,而比较也就将不再能言之成理。(28)

  当然,思辨活动和实践活动分别是思辨生活和实践生活各自的主要内容。在这样一种派生意义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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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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