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论元嘉七言古诗的诗史意义

——兼论七古艺术形式的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2 次 更新时间:2012-03-12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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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 (进入专栏)  

  

  胡应麟在论述七言古诗的发展时说:“七言古乐府外,歌行可法者,汉《四愁》,魏《燕歌》,晋《白纻》。宋、齐诸子,大演五言,殊寡七字。至梁乃有长篇,陈、隋浸盛,婉丽相矜。”[1]不知这位对诗史如此熟悉的诗论家为何作出了如此不符合史实的判断。我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粗略统计,南朝齐诗坛上的确“殊寡七字”,七言诗加上断句也不过四五首,可是宋代现保存完整的七言歌行就有51首之多(包括七言杂诗),除少于梁代的86首之外,远远超过陈代的43首和隋代的18首。即使六朝七古数量较多的梁代也没有产生像鲍照这样的七言歌行名家,除鲍照外,宋代诗坛名家如谢灵运、谢庄、谢惠连、汤惠休等都或多或少创作过七言歌行,七言诗与五言诗的比例宋代也绝对高于梁代。在整个南北朝七古的创作中,既不能说“陈、隋浸盛”,更不能说宋“殊寡七字”, 相反宋元嘉时期是七言古诗创作的一个高峰,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文体本身讲,七言古诗艺术形式至元嘉才臻于成熟;从诗歌发展史讲,元嘉七言古诗更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说:“七言之制,断以明远为祖何?前虽有作者,正荒忽中鸟径耳。柞棫初拔,即开夷庚,明远于此,实已范围千古。故七言不自明远来,皆荑稗而已。”[2]本文试图从七言古诗艺术形式的演进中,揭示元嘉七古的诗史意义。

  

  一、从单一韵式到因情转韵

  

  《世说新语•排调》篇刘孝标注引“《东方朔别传》曰:‘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诗。’七言诗自此始也。”[3]七言诗是否始于这首《柏梁诗》尚存争议,而且这首由武帝和大臣们七嘴八舌拼凑而成的26句七言诗,从艺术上看也“殊不成章”,连唯古是尚的胡应麟也嫌它“兴寄无存” [4]。但它在形式上满足了七言诗的条件,每句都由七言构成,句句押韵且一韵到底,在节奏上也都是上四下三,后来人们将这种艺术形式的诗歌称为“柏梁体”。从西汉的《柏梁诗》至东晋末近六百年时间,七言的用韵和表现手法没有根本的突破,尽管产生了像曹丕《燕歌行》那样出自一人之手的“纯粹七言古诗”,尽管它达到了“倾情、倾度、倾色、倾声”的艺术效果[5],但在体式上《燕歌行》二首还是典型的“柏梁体”,和《柏梁诗》一样每句用韵,押平声韵并一韵到底。由于全诗每句用韵,所以诗歌无须凑成偶数句子,《燕歌行》其一共15句,其二共13句。这种韵式使它的用韵受到很多限制,也容易造成声韵的重复单调。诗人们虽偶尔写作七言诗,但并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也没有发现七言诗艺术上的表现潜力,比起五言诗的成熟与繁荣来,七言诗的用韵和表现手法都比较幼稚单调,七言诗的诗人与诗作更显得寂寥。连仿作七言诗的诗人也轻视七言诗,如西晋傅玄在《拟四愁诗》的小序中说:“昔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聊拟而作之。”[6]将七言诗看成“小而俗”的东西,恐怕不是傅玄一个人的私见而是当时文人的公论。直至东晋上流文人还不知道七言诗为何物,《世说新语•排调》载:“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7]王子猷回答的这两句无论是句型还是节奏,都不能说是七言诗。虽然是调侃一类的“排调”,由此也可看出东晋文人对七言诗的隔膜与生疏。对什么是七言诗尚且说不出子丑寅卯,自然就不会有兴趣去写七言诗,更不会写出好的七言诗来。

  元嘉诗人登上诗坛后,七言诗表现手法的种种局限才得以克服,这一诗体在艺术形式上才逐渐走向成熟。元嘉诗人对七言诗的主要贡献,首先就表现在打破了柏梁体严格整齐的齐言句式,和句句押韵且只押平声韵的格局,创造了一种声调和句式都较为灵活自如的新型七言诗体。

  七言诗产生的时间与五言诗同时甚至略早,可汉代五言乐府诗在艺术上很快走向成熟,并产生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巨制,东汉后期文人就写出了被誉为“一字千金”的五言杰作《古诗十九首》,而直到东晋许多文人还不知道“何为七言诗”。为什么七言诗的“发育”如此迟缓呢?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也很复杂,可能是“七言节奏的生成原理”致使早期七言难以意脉连贯[8],可能是七言诗在当时不像五言乐府诗那样便于入乐歌唱,可能是这种诗体比五言诗更难于掌握,也可能是此时文人对这一诗体心存“小而俗”的审美偏见,在诸多“可能”中王力先生又增加了另一种“可能”的说法:“原来韵文的要素不在于‘句’,而在于‘韵’。有了韵脚,韵文的节奏就算有了一个安顿;没有韵脚,虽然成句,诗的节奏还是没有完。依照这个说法,咱们研究诗句的时候,应该以有韵脚的地方为一句的终结……汉代的七言诗句句为韵,就只有七个字一句,比隔句为韵的五言诗倒反显得短了。这种七言诗即使出于五言诗以前,也毫不足怪。”[9]

  如果“以有韵脚的地方为一句的终结”,隔句为韵的五言一句便是十字,而句句为韵的七言一句只有七字,在叙事、抒情和写意上,一句七言就显得单调而又局促,而以一逗隔开的两个五字句反倒委婉从容,可见打破句句用韵对七言诗发展是何等重要。这一任务主要是由鲍照和汤惠休来完成的,正是由于他们这一贡献才将七言诗的发展,从“荒忽中鸟径”引入康庄通衢,在诗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及其它七言歌行,一反汉魏晋以来七言诗用韵的陈规,变原来的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除有些诗歌在奇数句上起韵外,大多数诗歌的韵脚都在偶句,这样两个七言才是一句的终结,它使七言诗抒情表意的功能大大增强,如《拟行路难》其三(“璇闺玉墀上椒阁”)只有首句在奇数句上起韵,其它每句韵脚都在偶句,“阁”、“幕”、“藿”、“爵”、“乐”、“鹤”,都以入声韵一韵到底。其十(“君不见蕣华不终朝”)则换韵两次,从“朝”、“销”平声萧韵换为“头”平声尤韵,最后换为“词”、“基”、“时”、“怡”平声支韵。全诗都用平声韵,换韵韵头的奇数句有的用韵有的不用韵。

  另一位与鲍照齐名的宋代诗人汤惠休也突破了七言诗句句用韵的限制,如他的《秋思引》:“秋寒依依风过河,白露萧萧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灭,眇眇悲望如思何。”晋代张翰的《秋风歌》虽然也是七言四句,但中间每句都有一个“兮”字,句式仍是骚体,韵调还是句句押韵。汤这首诗按惯例起句的奇数句入韵,接着便是隔句押韵,如果不是平仄和粘对尚不合律,这首七言诗句型和韵式已近于七绝了。

  鲍照、汤惠休在突破句句入韵这一限制的同时,也有意打破了七言诗只押平声韵的惯例,有时全篇押平声韵,有时又全篇押仄声韵。胡应麟在《诗薮》内编卷三中说,汉魏诸歌行“纯用七字而无杂言,全取平声而无仄韵”。[10]自《柏梁诗》后无论七言乐府还是七言骚体诗全押平韵,魏晋七言乐府《燕歌行》、《白纻舞歌诗》是如此,汉代犹带楚歌余韵的《四愁诗》也莫不如此,它们即使转韵也是平转平。胡应麟在同卷中又说:“萧子显、王子渊制作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韵转声,七字成句,故读之犹未大畅。至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11]。当代学者赵昌平先生也认为:“晋、宋以前的歌行,用韵是没有一定规律的,且多一韵到底。如曹丕《燕歌行》的一、三节。鲍照《行路难》十八首,时用转韵,但往往平转平,仄转仄。齐、梁以后歌行逐渐形成平、仄韵相间,或四句、或六句、或八句一转的体式,而诗意的转折一般都在转韵之处。”[12]胡、赵二人所言都有违诗史的实际情况,通首以仄声为韵的韵式并非始于初唐而是始于鲍照,如《拟行路难》其三就通体押仄韵,从晋至初唐的《白纻舞歌诗》全押平韵,鲍照是这一七言乐府中第一个以仄声押韵的诗人,如《代白纻舞歌辞四首》之三:“三星参差露沾湿,弦悲管清月将入,寒光萧条候虫急。荆王流叹楚妃泣,红颜难长时易戢。凝华结藻久延立,非君之故岂安集?”韵尾“湿”、“入”、“急”、“泣”、“戢”、“立”、“集”都为入声缉韵。“平仄互换”也不是“齐、梁以后歌行逐渐形成”,更不必等到初唐的“王、杨诸子”来实现,元嘉诗人汤惠休的七言诗中就已开始平仄转韵了,如他的《白纻歌三首》之一:

  琴瑟未调心已悲,任罗胜绮强自持。忍思一舞望所思,将转未转恒如疑。桃花水上春风出,舞袖逶迤鸾照日。徘徊鹤转情艳逸,君为迎歌心如一。

  诗的前四句押平韵,后四句换仄韵。当然在诗中“平仄互换”用得最多最娴熟的要数鲍照,如《拟行路难》:

  君不见河边草,冬时枯死春满道;君不见城上日,今暝没尽去,明朝复更出。今我何时当得然?一去永灭入黄泉。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其五)

  中庭五桃树,一株先作花。阳春妖冶二三月,从风簸荡落西家。西家思妇见悲惋,零泪沾衣抚心叹:初送我君出户时,何言淹留节回换?床席生尘明镜垢,纤腰瘦削发蓬乱。人生不得恒称意,惆怅徙倚至夜半。(其八)

  前首诗头二句逐句用韵,“草”、“道”押上声皓韵,接下来三句隔句用韵,“去”、“出”转为入声质韵,最后八句“然”、“泉”、“年”、“钱”、“天”又转为平声先韵,只换头的奇数句入韵,其余诗句仍旧隔句用韵。全诗连续转韵三次,由仄转仄又由仄转平。草冬枯而春再荣,日暮落而朝复出,人生却年老无再少,诗人用四个仄声韵表现自然的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再用五个平声韵意味深长地抒写人生苦短而功业难成的喟叹。后首开头四句以“花”、“家”平韵描写桃花缤纷阳春妖冶,后半以“惋”、“叹”、“换”、“乱”、“半”仄韵表现思妇心绪的骚动不平。清人陈仅在《竹林问答》中说:“转韵以意为主,意转则韵换,有意转而不换韵,未有韵换而意不转者。故多寡缓急,皆意之所为,不可勉强。”[13]鲍照的七言诗完全根据诗情来选择诗韵,自由地使诗韵随诗情的发展而变化,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谓“韵随情转”。他在七言歌行转韵上的许多创意令人叫绝,如《梅花落》: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以杂树的“徒有霜华无霜质”反衬梅花的坚贞卓绝,与之相应用韵便是一气陡转,前半“嗟”、“花”押悠长的平声麻韵,后半“实”、“日”、“质”押短促的入声质韵,在声调上形成斗折拗峭的特点。尤其是“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意脉一贯而用韵分承,语意足上而用韵启下,“霜中”“露中”“花”、“实”叠句,“花”与上“嗟”成韵,“实”与下“日”、“质”成韵,这种用韵方式大胆奇横之至,沈德潜对这种“格法甚奇”的用韵方式赞不绝口[14]。

  

  二、句型的丰富变化与章法的跌宕创新

  

  元嘉诗人在七言古诗韵式上的突破较易被人发现,尚且只为极少古人所知晓和称道,他们创新七古的表现手法本不易被人们认识,自然就少有人系统深入地阐述其艺术价值,更少有人将它放在七古艺术演进中来分析它的诗史意义。其实,从七古艺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元嘉诗人在后一方面贡献的意义和价值与前者同样重要。他们对七言古诗艺术手法的创新体现在诗歌句型的丰富变化、诗歌章法的跌宕创新等方面。

  鲍照在七古的语言上作了不少的探索和创新,就像他确立了后世七古的韵式一样,七古的基本句式也是在他手中大致定型,后来七古语言只是在他基础上的变化发展。前此的七言古诗的句式有三种类型:乐府歌谣中的杂体,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汉以后形成的柏梁体,如曹丕的《燕歌行》;受楚辞影响的齐言或杂言,如傅玄的《吴楚歌》。鲍照七言古诗句式的创新自然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不过,鲍照之前的七言诗正如王夫之所说的那样“正荒忽中鸟径耳”,艺术上仍处朴质稚拙的阶段,如曹植的《当墙欲高行》中三句四言、二句五言、一句六言、三句七言,体式上很难说它是七言歌行。又如陈琳著名的《饮马长城窟行》全诗由多数五言和少数七言构成,内容是筑城卒与长城吏的问答以及筑城卒与家乡妻子的书信对话,深得汉乐府质朴的古趣。鲍照广泛地吸收前人的艺术成果,最终创造出一种新兴的七古体式:用韵以隔句押韵为主,或平韵通押或仄韵通押,或平韵与仄韵互转,句式以七言句为主,时杂以三言或五言。仍以《梅花落》为例,一起笔是三个五言句,其中“问君何独然”为一独句,接着以“念其”两个领字领起一对偶句:“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然后三个七字句中又有一个独句“摇荡春风媚春日”,再用两个领字领起两个单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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