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群: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7 次 更新时间:2012-03-09 1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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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群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从1912年至1928年,历时17年。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变更如下:袁世凯大总统(1912-1916);黎元洪大总统(1916-1917);徐世昌大总统(1918-1922);黎元洪大总统(1922-1923);曹锟大总统(贿选,1923-1924);段祺瑞总执政(1924-1926);张作霖大元帅(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代表国家行使统治权。1927-1928)。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出于正统性的需要,对北京政府“妖魔化”,并称其为“北洋军阀政府”。这样,在1949年后的大陆和解严以前的台湾,北京政府便成为“军阀混战”、“政治反动”等一切黑暗的代名词,但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其实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其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

  

  一、议员和总统选举产生

  

  立法和行政的选举,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和实现方式,是国家民主化的根本标准。

  1、第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

  国会是立法机构,是三权分立之一权。中国立法机构选举,始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省咨议局的选举。到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从下到上的议员选举成为政治常态。

  孙中山1912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限10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

  1912年8月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全国随即开始国会议员选举的筹备工作。

  “国会组织法”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其中:参议院议员由各省议会选出;众议院议员,先由各省选民直选选出“初选当选人”(是议员名额的50倍),再由“初选当选人”选举产生“复选当选人”(即议员)。

  1912年底和1913年初,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时期,中国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国会议员选举。当时中国人口4亿左右,各省登记选民共4.3千万,选民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是10%,约每10人中便有1名选民。这一比例,和西方国家早期议会选举比也不算低:英国第一个议会选举法颁布于1406年,470多年之后,也就是1867年和1883年,选民人数增加至200多万,达到全体成年居民(而非全国人口的比例)的8%。可见,从选民比例看中国的起点是很高的。

  经过轰轰烈烈的初选和复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产生(国民党成为国会内第一大党,在参众议两院870个议席中,占392个席位;占总数的45%)。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开幕典礼。上午9时起,议员们身着特制的礼服陆续齐集会场,其中有参议员179人,众议员503人,国务总理及各部长皆列席,其它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11时典礼开始,供卫军鸣礼炮108响以志敬。

  中华民国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和国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制真正开始!

  2、第一位正式总统的选举

  1913年10月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投票地点设在中华民国众议院。

  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由国会议员用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得票满投票人数3/4者当选;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以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人决选之,得票过半数者当选。此次到会议员759名。首轮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471,未及3/4;黎元洪得票154,排第二。接着依法进行第二轮投票,依旧无人过3/4(袁世凯得了497票);第三轮就是第二轮得票最多的袁、黎对决,票多者赢。目击者称,袁世凯当时非常紧张,绕室彷徨,搓手顿足,六神无主,生怕票数少于黎元洪,大总统被黎夺去(参阅夏双刃著:《乱世掌国》,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投票结果袁世凯得507票,超过半数票当选总统。根据共和政体的法统,袁世凯可谓“中华民国”第一任合法正式大总统。次日黎元洪当选副总统。

  顺便一议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称的“帝”是君主立宪的“帝”,绝非君主专制的“帝”。当时,国会的议题非常明确,就是更改国体,推行君主立宪。1915年11月各省“国民代表大会”陆续举行国体投票,每张票上印的也是“君主立宪”4字,投票人只写“赞成”或“反对”两字。倡导君主立宪的不少是知识精英、民主人士,如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还有19将军,也纷纷表态支持实行君主立宪,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国情。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尽管后来某些独裁者的权力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袁世凯甚至超过了以往的皇帝,但没有人再敢提“称帝”二字。其实,君主立宪制、共和立宪制,核心是立宪,有没有君主无所谓。

  再议曹锟贿选。1923年5月,直系及部分议员为推举曹锟上台,借制宪经费之争逼迫黎元洪退位。参、众两院部分议员鉴于北京已成为直系势力范围,遂发起国会南迁活动,一些议员相继离京至沪。8月留京国会议员决定用预备费开支国会常会的出席费,只要议员出席常会,就可获出席费100元,以此诱使至沪议员回京。10月4日,宪法会议法定人数已足,10月5日“两院开大总统选举会,出席议员590人,曹锟得票480票。”“贿选”一词最早出自离京国会议员的宣传。(参考曹立群:穿透历史的悲怆:回眸宪政在中国的发展)

  曹锟贿选事件,是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史上的污点,说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民主还很不成熟。民主国家刚开始时民主搞的都不好,袁伟时先生查证指出英国当年的贿选比曹锟还严重。民主有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从另一面看,贿选恰恰说明选票有效力,候选人必须尊重选民。如果形式上有“选票”,内定好后再披上合法的外衣,这种选举才是真正虚伪无耻的东西,候选人也根本不必贿选,只需“跑官”“买官”,拉拢贿赂好上面握有裁决权的人即可。无论如何,向选民“贿选”比向权贵“买官”要强得多!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总统都是选举产生的,不管质量如何,即便贿选,也说明当时的人们起码还是尊重法律程序尊重选民的。民国初年议会选举尽管也有弊端,但绝大多数选出来的议员还是代表了民意的,他们监督政府、弹劾污吏、代民呼吁,在民初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三权分立是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标志,是目前政治科学所知道的唯一能制约政府权力、防止独裁和腐败的方法。北京政府时期建立了三权分立制度。

  北京政府时期的宪法更换频繁,共存在过5个:1912年3月孙文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10月国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案》(因系在天坛起草,又称《天坛宪草》);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1923年10月曹锟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世称“曹锟宪法”);1925年12月段祺瑞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这些宪法都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总统权力,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一定的尊重和保障。例如1917年5月,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国会则针锋相对决定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解除了段祺瑞的职务,段祺瑞的参战计划受挫。显然,那时的国会并非“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这些宪法也保证了司法独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如“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1913年宋教仁被杀后,上海地方检察厅两次发传票公开传讯涉案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赴沪作供。一个地方检察厅竟公开传讯国务总理,这是司法独立的鲜明佐证,是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不畏强权的壮举!再如,1925年10月京师地方监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金佛朗案”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通货膨胀,法郎暴跌,法国炮制了所谓金法郎,要求中国政府以这种本不存在的金质货币偿付辛丑条约赔款,中国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司法机关介入调查。翁敬棠写出调查报告,确认“金佛朗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已触犯刑律第108条,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建议“饬令主办公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他还检举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金佛朗案”从犯。这一审查过程,中央政府没有干涉,反映了当时司法的独立性。

  尽管中华民国这些宪法各有不足,还不成熟,但即便《袁记约法》也还实行了三权分立,只是赋予总统以立法权,与法国第六共和为解决“府院之争”赋予总统戴高乐以立法权类似。就连“曹锟宪法”也比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先进。

  

  三、言论自由得到一定保障

  

  舆论监督是指公民有权接触多种独立的信息来源,并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如对国家政治、政府官员、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意识形态等,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基础。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也存在封闭报馆、捕杀报人的事件,但舆论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得到一定保障。当时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媒体,如《京报》、《新青年》、《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据统计,辛亥革命之后到袁世凯称帝前,民间办的报纸有500多份。据叶再生先生所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统计,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 当时,创办一新报刊相当容易,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薪的很小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名家周策纵先生的估计和叶再生先生相同:“'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1927年日报增至628种,发行量更是突飞猛进。仅以《申报》为例,1912年发行量约7000份,1928年达14万份。1926年中国首家无线电广播电台在哈尔滨开业,随即各类官、私营广播电台纷纷出现。公民自由空间的扩大,为社会精英乃至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创造了条件。

  先进知识分子充分利用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这一条件,向专制意识形态发起猛烈进攻。

  陈独秀发文强调,争取民主必须反对“恶国家”:“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李大钊则强调,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指出,民主共和的基本标准是全民普选:“没有全民普选,还配叫共和国么?……我有一个疑问,到了今日,没有普通选举,还称得起是个共和国么?”(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号)他号召广大青年彻底解放自己的思想,“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担负起“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的使命!(《青春》,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

  胡适则号召广大青年脱奴隶状态,负起公民责任,做一个为民主而奋斗的真正爱国者:“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毛泽东在湖南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湘江评论》、《新湖南》。周恩来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他们宣传革命,鼓动造反。

  正是言论自由得到一定保障,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文化运动。

  

  四、公民享有结社自由权力

  

  结社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又一个重要标志。结社自由,是指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旨,自由地组织各种社会团体进行活动的权利。结社自由是维护人权和制约政府的重要机制,个人依靠团体可以获得集体力量的支撑,从而保障自己的权利。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公民所享有的结社自由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根据台北张玉法先生著《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从1912年2月至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党会有85个,未立案的更多。1912年的主要党会团体有:民权监督党、全国联合进行会、民生促进会、平民党、进步党、政群社、中华共和宪政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公民党、国民协会、大中党、国民公会、工商勇进党、统一国民党、工商共进社、议院政治促成会、中国佛教协进会、中华民国竞进会、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中国社会党、社会党、自由党、统一共和党、中华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华民党、民主党、中国同盟会、仁党、共和急进会、广东进步党、共和党、国民党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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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国际评论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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