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戴建业自选集》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2 次 更新时间:2012-03-07 14: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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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 (进入专栏)  

  

  由于文学院要出一套“教授文库”,我将先后发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华文史论丛》、《读书》、《图书情报知识》、《中国韵文学刊》、《中国文学研究》和我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的文章汇拢在一起,那些已经收入专著中的文章基本不选,那些文化随笔、社会评论和翻译文章一概不选,只选那些至今看上去还不太丢人的“学术论文”,其中最长的一篇达四万多字,最短的文章也有八九千字。感谢我所在的文学院和我校出版社,让这些专著以外的单篇文章有了“大团圆”的机会。

  正如书名所标示的那样,本选集中二十多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文献考辨和文学阐释。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华师后,我读书、教书和写书,基本是围绕这两个方面打转。

  

  一

  

  我曾在《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后记中说:“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方向虽是古代文学,导师曹慕樊先生在入学伊始最先给我们开的课却是文献学(又称目录学或校雠学),当时是用他自编的油印教材,即后来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目录学纲要》。从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讲到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提要》,从版本、校勘讲到辨伪与辑佚,先生言之侃侃,而我听之昏昏。那时既觉得它毫无用处,又对它毫无兴趣,尽管先生讲得十分精彩,我自己仍然所得无多。后来才知道,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先生受文献学,这种学术渊源决定了他对文献学的重视;也是后来才懂得,文献学是‘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先生一开始就给我们讲文献学,是要将我们领进学术的大门,而且是要让我们‘入门须正’,可惜我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自己从事教学工作以后,才更深地体会到文献学的重要性,研究古代文学如果没有扎实的文献根基,阐释可能就会“凌空蹈虚”,议论可能就是“自言自语”。不过,我写文献学论文是自己招博士生以后的事情,当时准备要给博士生开文献学课程。原先我打算像曹老师那样写成概论性的教案,阅读了大量文献学典籍后,我发现我国古典文献学著作,其实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学术史,也就是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无论是国家馆藏目录或史志目录,还是私家目录或专科目录,其实又都是一种独特的知识论著作,它们都在图书分类中凸显了知识分类和学术分类,这就是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因此,我试图将古代的文献学与古人的学术路数结合起来,并从古代典籍的分类来探讨古代知识系统的建构。这些文章发表后,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 意外获得学界专家和朋友们的好评。《别忘了祖传秘方——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寄给北京的《读书》后,很快就收到杂志主编的录用通知,主编在电邮中对拙文赞赏有加,这篇文章也许是《读书》发表的最长文章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素未谋面的葛云波先生,读到拙文后特地给我来信说:“今见先生妙文,发微梁、钱、张之殊途,张皇舜徽先生之学术地位,鼓吹传统治学方法,皆中肯之言,发人深省。先生高识,吾辈服膺,故略草数言以致敬意。”我校文学研究所所长张三夕兄,还因此文主持过一次张舜徽先生学术个性的讨论会。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孙文宪老师,也因此文在他们文艺理论教研室开过小组讨论会,孙老师不同意我文中的观点,我到场进行了交流和答辩。正是这些热情的鼓励,正是这些善意的批评,给了我客串文献学的勇气,我陆陆续续地写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通志二十略》、《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方面的文章,并与我校图书情报专业的教授共同申请到了教育部一个重点课题,除共同完成课题的专著外,我自己也将写一本文献学专著。本选集中已经发表的部分论文,是我学习文献学的一得之见,未发表的版本考证文章这次没有收入选集。

  

  二

  

  我读研究生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赶上了中国学术界的“方法热”。西方“历时性”的学术进程,在中国“共时性”地全面铺开,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解释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新流派还没有混到眼熟,另一个新流派就挤到前排;一种新方法还没有学会,另一种新方法就取而代之,学者们在这些新学派、新方法、新概念面前目迷五色,论文几乎就是新概念的堆砌和轰炸。我和很多青年学者一样早先也是新方法的“赶潮人”,很快便发现一味“穷力追新”容易让人心浮气躁。思想敏锐却失之空泛,观点新颖但疏于论证,是那时大多数论著论文的共同特点。我读本科时去旁听过刘纲纪先生讲美学,很快又读到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现在的研究生很难想象八九十年代李泽厚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很难想象青年学子对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套用梁武帝的话来说,几乎是“三日不读李泽厚便觉口臭”。由于李泽厚称自己的学术是从康德入手的,我又糊里糊涂地找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来读,读不懂便找我校老校长韦卓民先生翻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康德哲学讲解》学习,老实说我至今对康德的理解仍未达到“一知半解”的水平。接下来便读朱光潜先生翻译的黑格尔《美学》,这时候我明白必须向哲学专业的朋友请教。行家告诉我说,要想读懂黑格尔《美学》,先得进入黑格尔的哲学框架;要进入黑格尔的哲学框架,最好的钥匙便是他的《小逻辑》。起初读《小逻辑》像读天书,朋友又推荐我读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前者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综论,后者是对《小逻辑》一节一节的注释和阐释,这两本书真帮了我的大忙。读完了这几本后再读黑格尔的《美学》就明白多了。朱光潜先生的译文清通畅达,很多段落译得雅洁可诵,这使我尝到了读理论书的甜头,而且我很快发现李泽厚《美的历程》与黑格尔的《美学》一脉相承,如李氏评宋元小品画与黑格尔评荷兰小品画在思路上毫无二致。那时候对理论有极高的兴趣,收入选集中的《论庄子“逍遥游”的心灵历程及其归宿》一文,就有较浓的理论思辨色彩,我在文章中试图阐述“逍遥游”的本质特征,并辩驳将“逍遥游”比附成审美的流行观点。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可能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才让我明白什么叫“论证”。我的一个年青同事,在职攻读张三夕兄博士期间,因要参加小组讨论,曾找我借阅过这本著作,她发现这本书被我划得密密麻麻,到处眉批写得星星点点。不仅原著我反复读过了好几遍,而且我翻阅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参考资料。相比于海德格尔对“此在”擘肌分理的严谨论析,很多著名思想家的论著论文只能算一些“思想火花”。我被这位德国哲人的推理能力所折服,尽其所能学习海氏的论证技巧,尽其所能师其意而不师其词,但我学到的可能连皮毛都算不上,如《存在与时间》论述此在的沉沦与澄明,我的拙著也以《澄明之境》名其书,足见仅猎得其词句而未得其精髓,拙著中各章的论证仍然十分粗糙。

  读大学时喜欢背诵贾谊《过秦论》和韩愈《原毁》一类文章,读研究生时看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才翻然醒悟,《过秦论》这种文章不过是以辞赋作论文,徒有排比波澜和雄词壮彩,“千言之论,略其意不过百名”(章太炎《论式》)。晚周以后最善持论的作家首推王弼、嵇康,嵇文尤能“体物研几,衡铢剖粒”(钱钟书《管锥编》)。《玄学的兴盛与论说文的繁荣——正始论说文的文化学阐释》,便是自己学习魏晋文的一点心得体会。

  我最感兴趣的是六朝文学,最喜欢读的文学体裁是诗歌,因此,选集中分析六朝诗人诗作的论文比例较大。研究老子的专著,阐释庄子的论文,都是我为了研究六朝文学做准备工作时的附产品。我一直想通过古典诗歌的论析,探究我国诗人情感体验的方式和生命境界的特征。十几年前我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后记中说:“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作出了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这一看法我至今还没有多大变化。我将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等我完成了一个重大项目的子课题——“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语言批评”后,我还会回来阐述中国古代诗人的情感体验与生命境界。

  选集中还收录了二三篇研究现当代学者和诗人的文章,研究闻一多是由于当时我们教研室承担了一个教育部的课题,我分写这位现代学者和诗人,我想写出闻先生的学术个性。写余光中先生是因为当时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更因为我对余先生的诗歌和翻译都很喜欢,我自己过去也写点新诗和旧体诗,也弄点英国小品文和小说翻译,写诗固然需要天才灵气,译事同样非常艰难,可能是我对余先生有较深的体认与理解,听说余先生对拙文评价很好。有一篇论述杨义先生“诸子还原系列”学术理路的文章,是杨先生邀请我赴京参加他的新书发布会和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人民性”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的命运——对一种批评尺度及其运用的回顾与反思》一文写于上世纪末,当时正值“世纪反思”热的时候,我那时想对二十世纪后半期大陆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进行一次梳理,反思这些批评范畴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是非得失。记得当时列出的范畴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民性”、“阶级性”等,我想一个个梳理,写成一本小册子。论“人民性”这篇文章投了几个杂志,所有编辑都给我泼冷水,说现在反思这种东西有点敏感,冷水把我的热情也浇凉了。我一直认为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到现在还有许多学者习惯性地套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范畴,如“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等,这种简单贴标签的“学术研究”贻害无穷。李白何曾知道什么“浪漫主义”,又何曾用“浪漫主义手法”写诗?为什么要给杜甫诗歌戴上“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拿西方的理论准绳来套中国古代诗人,其结果必然是削足以适履,杀头以便冠。如果追溯一下那些舶来范畴的来龙去脉,就知道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提法何等可笑!假如当时能及时发表这篇文章,假如能得到刊物和学界的鼓励,我肯定写出了反思理论范畴的系列论文。

  最后两篇论文分析文化认同、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一篇发表于十几年以前,一篇为澳门大学2009年“‘冲突对话与文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论文(后发表于《华中人文论丛》2010年第2期)。可能是看到我这个教古代文学的人批判传统文化,《否定与新生——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论略》曾招致指责,《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大会宣读后,引起与会者和听众的热烈反响。这两篇文章都是从不同角度阐述同一个论点:仅从传统文化中“开”不出现代文明,文化上的抱残守缺绝无出路,躺在祖辈留下的老屋中吃喝屙睡更无前途,我们应有大格局和大胸襟来汲取和容纳各种异质文化,让中西文化实现多元互补,在祖辈留下的地基上重建民族新的文化价值大厦,用人类的文化精华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回首这几十年的求学历程,自己不过是受风气影响和兴趣驱使读了点中外书籍,在比较熟悉的几个点上写了些论学文章,既无可夸耀,也无须遮掩。

  

  

  三

  

  虽然喜欢伏案读书,喜欢在电脑上敲字,也喜欢在课堂上授课,但敲出来的这些论著论文,到底有多大的社会意义我一直深表怀疑。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大家都在忙着为自己的肚子操劳,哪有工夫为自己的灵魂操心?今天神州大地上那些翻云覆雨的强人,谁还想去弄明白“道,可道,非常道”?谁还有心思去体验存在的澄明?有多少人在翻阅我们这些乏味的学术论文?有多少人愿意掏钱购买这些枯燥的学术著作?即使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乾嘉学者,他们那些艰深的煌煌大著今天到底又有多少读者?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看《皇清经解》及其续编?我现在能够体认古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喟叹,能够理解鲁迅先生教儿子“别做空头文学家”的遗言。

  如果上帝允许我这一生从头再来,我一定会去选择一个实用专业,为社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读高中时最喜欢的是数学,后来却阴差阳错选择了文学。我觉得一个男人选哪个专业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和选哪个女孩做自己的太太一样,都有极大的盲目性和偶然性。茫茫人海中为什么要与这个女孩共度一生?三百六十行中为什么要选这个行当作为终生职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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