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如何进入西方“学统”内部?

——《思辨之神:西方哲学思潮选讲》一书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8 次 更新时间:2012-03-06 0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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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进入专栏)  

  

  [作者按]本文是作者新近出版的一本小书《思辨之神:西方哲学思潮选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的“绪言”部分(书中写作“开场白”)。这篇序言的主要目的,在于抨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理解西方哲学时,始终摆脱不了中国古代学术观念的影响,先入为主地从中国传统出发曲解西方学术精神;他们对西方一些哲学家的学术观点有可能会所了解,但是对于西方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传统的精神实质缺乏切身的体会和理解,也不能真正参与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中去。因而出现了许多无意义的中西比较、中西汇通研究,而对所谓的中国哲学特色的分析,也显得无的放矢。

  

  已故学者王太庆先生曾指出:中国人学习西方哲学时,切忌掺杂进自身固有的观念;如果还没有真正把西方人的书读进去,就急于从中西汇通的思路出发来理解人家,就有可能体会不到西方思想的锋芒,不能学到原汁原味的东西。这位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西方哲学翻译家、著名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在总结自己一生钻研西方哲学的心路历程时,说出了如下几段话: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也读过一些讲西方哲学或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书,可是得到的印象和读中国固有的书差不多,西方人特有的锋芒我体会不到。直到三年级的时候受到陈康先生的教育,才发现自己以为汇通中西的办法不对头,读书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塞进自己从别的地方拿来的或在自己脑子里猜出来的东西。这才开始学着老老实实地念书,学着照原样理解外国人的思想及其发展。[1]

  所以要向外国人、以至外国古人学习我们中国人原来没有的那份精神财富,学到的必须是原汁原味的外国东西,不能有不纯的成分混入,否则我们就不能达到目的。但是,尽管学了一百多年,大致的梗概也知道一点,但是要学到原汁原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2]

  有些人也许会说,任何阐释都不可能不带有先入之见,要做到原汁原味是不可能的。不过在我看来,“阐释学时髦”不能拯救我们。王太庆先生说的是钻研西方哲学、西方思想时的态度,不能因为原汁原味做不到就不去追求这个目标。有些东西,有些思想,还是有一个历史的真实性存在的。比如柏拉图对哲学这门学问的使命的理解、孔子作《春秋》的思想动机、孟子的王政思想是针对什么提出来的,等等,这些问题还是可以考证的嘛!怎么能因为现在有了阐释学,后者宣称一切阐释都不可能真正客观,于是我们就不必去追问历史的真相了?否认王太庆的观点可能为我们自己的急功近利大开方便之门,然而历史是无情的,那些不是以大量深入的研究为基础,在太多不切实际的个人想象基础上写出来的东西,注定了会经不起推敲,会被历史淘汰,乃至给后人留下笑柄。

  大体来说,我们中国人做学问几千年来有一种极为功利的传统,要么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要么是为了修身养性。后一种倾向导致中国人把“哲学”定义为一种人生观、世界观的学问,于是他们在理解西方哲学时,往往也习惯于从这样一种角度出发,误认为西方人同样也是为了一种人生观、世界观的目的从事哲学的。当他们读西方哲学家关于人的学说时,容易给自己一个错觉,仿佛西方人也在试图建立一种人生观;当他们研究西方人关于世界的学说时,往往错误地以为,这是西方哲学家在试图建立一种用于指导他们如何面对其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本书用大量的事实来说明,虽然这种中国人惯有的哲学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多数情况下它却离题万里,至少绝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观念。例如本书第一章在讨论“哲学”(philosophia)这一术语的本义时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人习惯于把西方人关于世界的学说理解为世界观,把西方人关于人性的学说理解为人生观,这样做是何等的错误。在这里,我想着重以“形而上学”(metaphysics)概念为例来说这个问题,这一概念在现代中国被引进和误解的命运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是如何以自己固有的文化观念来曲解西方。正如我在本书所已论证的那样,该词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主要含义本来是指从整体上“认知”世界,或者探究知识的终极基础等。总之,它主要是一门以“认知”为主要使命的学问,它出于人思辨的兴趣,来自人好奇的本性,体现了人性自由的一种旨趣,但却不一定是为了建立什么科学的世界观,以便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这门被亚里士多德本人称为“第一哲学”的哲学分支,在柏拉图那里意味着最高层次上的“科学”。正是从这里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康德要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部书中信誓旦旦地提出,让“形而上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是他们这个时代学术的最紧要任务;而现代现象学家胡塞尔为何仍口口声声地要重建作为“科学的皇后”的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一通过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得以定名的学科,本义并不是要去追寻一个“形而上”的终极价值。虽然它有时会提出宇宙的终极实在是一种超感觉的实在(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等),但是这只是发现,是结果,不是出发点,而且也不是每个形而上学家都赞同或探究超感觉的实在。令人遗憾的是,自从严复以来,现代中国学者尤其满意于该词的中文译法“形而上学”,并在这一前提下极为普遍地从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出发,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把它理解为一门追寻人生的终极价值的学问,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追求那个“形而上”的价值本体——“道”,以便帮助人们找到人生的终极归宿。由此出发,有的中国学者得出中西方学术的根本关怀是相同或相通的,甚至得出“真正的形而上学在中国”这样的荒唐结论来。殊不知,在多数情况下,西方人研究“形而上学”的根本目的既不是出自个人的终极关怀,也非为了灵魂的拯救、精神的解脱或自我的修养,而是“为了求知而求知”,是一种无关于人伦日用需要的纯粹思辨兴趣。虽然有的当代西方哲学家如雅斯贝斯、海德格尔等人已经赋予形而上学一词更加贴近于中国传统的含义,但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以偏概全,不顾它在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史上的主流含义。在我看来,“形而上学”这个例子充分表明,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哲学时太容易犯“张冠李戴”的错误,他们想用中国人自己的观念来理解西方人思想的冲动实在太强烈了,有时简直不可扼制!

  以治国安邦和修身养性为宗旨的中国传统学术观念与西方现代文明对一切古老文明的强势地位交汇在一起,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即现代中国人在研究西方哲学时,常常想着如何用它来解释或解决中华民族今天面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包括中国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西方哲学的汇通,等等。我并不反对这样想,但是我自己感觉最深受的是,一种本来并不以实用的国家拯救事业为使命的学问,当被中国人普遍地从民族、国家或个人的实用需要来理解之后,其所产生的歪曲和误解是多么的深刻。正因为许多当代中国人理解西方哲学时先入为主的东西太多了,才导致他们一些人难以进入西方哲学内部,他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容易长期停留在隔靴搔痒的境地。因为我们都知道,希腊哲学家之所以研究哲学,不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树立了雄心壮志,要把自己的城邦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就象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德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出来的,而洛克、休谟也不是为了指导人们更好地面对和解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而献身于哲学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虽然口口声声地要学习西学,但是到头来他们中很多人还只是学到了一点皮毛,其结果可能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有的人整天津津乐道于一些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把那些西方哲学家拿来与这个或那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相比较。他们确实懂得很多西方“学说”、“观点”、“思想”,等等,但是却可能从来没有进入到西方哲学的伟大传统内部中去,不能置身于西方人精神世界的辉煌殿堂中来升华自己的人性、陶铸自己的灵魂,而是受各种现实因素的干扰,勉为其难地做着“洋为中用”的梦。总之,他们对于西方哲学原汁原味的东西并不清楚,对于西方思想的内在魅力缺乏切身体验。比如,有的中国学者说休谟之所以提出怀疑论是因为他对当时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情绪。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充分证明此人从内心深处认为休谟的怀疑论观点是“错误的”。又比如,有的学者说康德关于“物自体不可知”的思想,本质上反映了先验唯心论者在真理观上立场不够坚定的“错误态度”。殊不知康德的“物自体”概念是沿着笛卡尔、洛克、莱布尼兹、休谟以来的存在论、认识论路线往前走的必然产物,其中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学理逻辑和历史脉络,与他在真理观上的立场是否坚定、态度是否彻底毫无关系。

  我并不是一味反对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进行比较或结合,也不反对试图把西方的有关思想用于解释或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也绝不是说,每一个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时都会犯我上面所说的那些错误。但是我认为,在如何面对和理解西方长达几千年的“学统”方面,长期以来中国人思想中有很多因素会阻碍自己正确认识西方哲学或西方学术的真谛。所以我特别赞同王太庆的观点,倾向于认为要想真正理解西方哲学思想,就必须先尽可能抛弃中国人固有的习惯性观念,先排除一些现实因素、功利需要和中西比较念头的干扰,“正心诚意”地搞清西方人思想的本来面目。如果不经历这一过程,过早地进行所谓的中、西哲学比较,或用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问题,是容易闹出笑话来的。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一些基本问题、基本精神搞清楚了,至少不至于犯前面所讲的、在西方哲学基本问题和基本精神的理解上都很离谱的错误,再进行中西比较研究是不是成效会更大?正是出于这样一些思路,本书各章节在介绍西方哲学种种思潮的时候,一直在试图尽可能展示西方哲学的真正魅力或价值,至少是一个方面的展示。我试图告诉人们西方哲学家们那种出于纯粹的个人兴趣而建立起来的思辨精神,这一精神对于人性所具有的神圣价值,以及由这一精神所决定的西方学术传统的根本特征。我们将能因此发现,西方学术的独立性从希腊时期开始就建立在它所具有的超然于一切社会需要、舆论影响或时尚潮流之上的自在逻辑之中。对于中国人来说,问题在于,长期不能理解西方哲学之独立于一切世俗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导致许多人对哲学作为一个“学统”的独立性和非功利性缺乏基本了解,更不清楚在“促进社会发展”等一些功利的价值之外,哲学作为一种伟大的学术传统对于人性所具有的永恒普遍意义是什么,以及这个传统几千年来在西方被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地追求、更新和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本书所用的“思辨”一词,其含义大约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哲学中的“理论理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杰出的西方哲学学者和翻译家苗力田先生的考察,“思辨”一词来源于theorein或spekulativ这两个词,前者为希腊文,后者为拉丁文,本义均为看或观察。其中希腊文的拼写方式后来演变成今日西方语言中的“理论”(theory),所以思辨与理论思维同义。思辨哲学就是运用概念的抽象思维活动,是锻炼人思想的操场。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鼎盛年约公元前504~501年)首次向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什么叫做哲学思辨和理论思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与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说的“理论思维”有一些关键性的区别。中国人说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常常是指把世界观和人生观体系化、理论化,从而更加有助于指导日常生活和现实需要。但是西方哲学中的理论思维恰恰常常要强调只有超脱、独立于日常生活及其他实用的人生或社会需要之外,才有真正的哲学思辨和理论思维。大体来说,古希腊哲学中思辨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形式,代表一种特殊的传统。它意味着运用概念去思维,在概念中思维思维本身,藉助于概念来超越概念;它意味着思维、思维再思维。按照苗力田的考察,或许可以说,哲学思辨的最大特征之一在于超越一切世俗的价值坐标,开辟了一块属于自身的思想操场,这块思想的操场是借助自身的逻辑、出于自身的动机、追求自身的目的而被建立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它独立自主,不依赖于社会;它自给自足,不累于外物。有人称思辨哲学的秘密就是神学,这种说法导致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真正理解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历经风雨,在各种神学的、意识形态的和世俗社会的强大压力中,为什么能终于保持住自身的独立性;也不能很好地理解,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一思辨传统成为一代又一代西方学者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追求、参预和创造的精神家园。[3]

  现在我可以谈谈我写这本书的基本动机和思路。我从1996年4月来清华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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