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1 次 更新时间:2012-03-03 21: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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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新世纪曙光在望。要是真有上帝对我说:“许个愿吧,为你的祖国。”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这些都是现行宪法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但纸上的东西化为现实,历来都很艰巨。

  

  19世纪中国的最后一年是以两件事为标志的:一是义和团事件;另一是北方大旱,“货卖人肉”,有几十万人活活饿死。两者既是19世纪中国的总结,又是20世纪中国之命运的隐喻。而这些都与有没有真正的法治和自由息息相关。

  

  

  愚昧怎样成为灾难

  

  义和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迷信、民族自大、排外、残忍、邪教等等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垃圾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还会有。如果这只是少数公民的个人信念或信仰,它无碍大局,不会成灾。它所以成为震惊世界、祸国殃民的奇耻大辱,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

  

  1.经济、文化在国内外不能自由交流,在有形、无形的思想控制和思想蛊惑下,出现大面积的群体愚昧。

  

  在义和团席卷华北之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符咒可令“刀枪不入”,屎尿等秽物可以破解和抵挡洋人的枪炮?为什么居然有那么多人把残杀“洋鬼子”、“二毛子”,拆毁铁路、电线、学堂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行动?国际法传入近60年后,北京又为什么会出现军民联手攻打使馆的事件?在一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礼义之邦,以此等蠢行迎接20世纪,无疑是令中国人蒙羞的国耻。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又以新的形式重演了。以革命的名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越多越反动”,“破四旧”,“消灭帝修反”,火烧英国代办处,使难以数计的知识阶层备受折磨乃至家破人亡……亵渎文明,无以复加。中国又一次蒙羞。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应再揭的旧疮疤,请再看看两年前的景象:几个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狭隘民族主义,狂呼“中国可以说不”!有多少人如醉如痴,让炒作者名利双收?!

  

  窃以为这类现象所以在20世纪中国不绝如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现代公民独立自主的自觉还没有成为多数国民的习惯。他们相信“大师兄”,相信“最高指示”,愿意盲从,而没有依靠自己的理性观察一切的自信。二是盲目的民族自大。一个饱受欺凌的古老民族,急于恢复汉唐盛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却又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对世界现状缺乏基本的认识。于是,神仙和超人指点的各种捷径和发泄渠道,往往一夜之间掀动全国,趋之若骛。

  

  2.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独裁专制的权威犹在。

  

  与鸦片战争年代不同,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有一大批朝野人士对中国和世界的现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可是,他们无法左右局势。例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八个总督中只有一个摇摆观望,其他都反对依靠这些愚民的骗术“扶清灭洋”;还有一大批巡抚持同样的态度。在决定和还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绪皇帝面前直言,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国乎?”可是,在专制制度下,独栽者不但听不进去这些常识,还把他们的脑袋砍掉!这样的专横,在一些有法治传统的西方国家,即使在中世纪也是不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而在中国,时至19、20世纪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仍没有任何位置。这当然不是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认可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加上民间社会力量尚不足牵制这些专制统治者,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构也就难以建立了。

  

  翻检20世纪中国史,义和团以降的各次大灾大难,几乎无一不与这个状况息息相关。如果有民主和法治,21条能通过吗?如果建立了以自由、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全国公民可以在这样的制度下正常活动,从九一八到八年抗战的历史肯定会重写;后来的什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恐怕也不会发生。

  

  …………

  

  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

  

  历史毕竟在前进。要是说上一世纪之交“灭洋”的叫嚣还能愚弄千百万农民,还能在权贵和最高决策层中占上风,改革开放却是中国人迎接新世纪的主旋律。

  

  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每个公民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

  

  中国人应该拥抱世界,令人类文明的所有先进成果为我所用。

  

  自由是舶来品;又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的必需品。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现代经济。没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也不可能有学术、文化的繁荣和政治清明。

  

  法治也是舶来品。如果它不能在中国生根,神州必然沦为可怕的黑金世界。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竞争是制度环境之争。一国、一省、一市乃至一个企业,制度环境优良,资金、人才就会汇聚;反之,则逃之夭夭。

  

  在新世纪,让狭隘民族主义远离我们!中国的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让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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