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谈谈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6 次 更新时间:2012-03-02 23: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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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文元  

  

  各位专家,各位同行,我想,“可持续发展”这个词目前在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可能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汇。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人类所面对自身的发展和前途,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和道路。我记起一件事,1994年,李政道先生跟我谈过一次话,在这次谈话里他讲了这么一段精神,他说理论物理学家所关心的是物质本身的性质、来源,它的变化以及互相之间的关联,虽然非常复杂,但是我认为更加复杂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本身。我说这个话不是他的原话,但是基本意思是这样的。他认为,更加艰难的和更难以把握精确行为的可能是人类社会,是我们地球。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就代表了一种人类勇于探索、自我前进,对自己的前途进行有效规范的一种表达。

  

  为了讲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讲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发展的严重挑战。我们把它归纳为六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人口,而且中国人口三大高峰,在未来的20到30年,要相继来临,人口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居于首位的国情和我们必须要对待的问题。大家讲以人为本,我们首先要面对我们现在的13亿人,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我们经常讲,如果用乘法来看,一个小问题被13亿一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做除法,一个再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可能就是很小的数字。而这些是其他国家无法体验的。人口问题,所谓三大高峰,第一是人口的总量,目前我们13亿,这个人口巨大的列车,它的惯性还是汹涌向前,每年一千到一千二百万的新生人口,我们还要坚持好多年。同时,就业人口,一个是由于结构的升级、产业的升级换代,我们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培训,就是工厂的下岗职工,同时我们新的劳动人口应当怎样提供就业机会,这对任何一级政府和任何一届政府都是不可绕开的大问题。当然还有第三个高峰,那就是老龄化人口。在人口问题上,应当说这是我们中国在高层决策方面犯的第一个错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当我们的人口处于5.4亿到5.8亿的时候,实际上人口的压力我们自己还没有体会到的时候,一些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已经敏感地感觉到人口问题将会是中国巨大的负担。当时马寅初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但是很可惜,没有接受这个观点,反过来把它作为一种反动思想学术权威去批判它。马寅初知道人有一只口要吃饭,要消费,没有看到人有两只手可以劳动,去创造。这个问题经过五十年以后,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因此我经常用一句话来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失策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目前我们人口数量的控制还在继续执行,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人口的结构,社会劳动力,社会抚养能力,老中青三者之间的匹配将会出现新的问题。当2050年,我们人口的数量基本稳定,或者达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更多的工夫去调整人口的架构,这需要再有二十到三十年。因此,1950年我们对人口所犯的错误,可能要到2050年才能纠正。也就是说,一百年的时间,给予我们一个沉重的教训。

  

  第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改革开放以后,翻两番,而且现在速度不减,这是我们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个时代。但是毋庸置疑,我们是用什么代价换取的每年平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这个经济增长率的换来,我们是靠拼资源、拼消耗换来的。因此,我们粗放式的生产就导致了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的超常规利用,而这种超常规利用,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一下子还不能完全改变过来。这就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方面。

  

  第三,我们要促进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的逆转。大家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我们有很多环境绿化,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不要去破坏生态环境对我们的支持。但是事实是,据国家权威人士发布,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形势其实是整体恶化。我可以想象,在座的诸位没有人能看到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翻了两番到三番,而他们的生态环境却没有受到干扰,而且变得越来越好。这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碰到过这种状态。因为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划一个坐标系,用纵坐标代表环境质量,生态退化的速率,用横坐标代表人均的财富从少逐渐加大。我们看到的是随着人均财富的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是恶化的。而且,这种恶化的速度是加大的。到了这个倒U型曲线,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再随着人均财富的继续增长,生态环境质量开始变好,绕过这个临界点,向右侧逆转。我们统计世界上133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无一能逃离这个规律的制约。中国也不会。这就是说,即使在你非常重视的情况下,这个规律仍然是要表达出来的。

  

  世界银行统计,美国是在人均GDP达到一万一千美元的时候,日本达到人均八千美元的时候,开始向右侧逆转。但是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肯定不能再走,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能力我们现在就可以借鉴。当大部分中国人均达到三千到四千美元之间,也许就是我们生态环境质量向右侧良好逆转的时候。

  

  第四,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现代化是我们几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志士仁人追求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将会在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205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得到具体的实现。这当然是能产生非常伟大的民族自豪感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给我们带来的肩上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它所面临的不得不承受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

  

  第五、城市化战略的优先。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建国初期到现在,我们一直背着这个包袱,就是工业化的进程,超过城市化进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有一个口号,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认为在城里人吃的是闲饭。其实弄错了,真正生产力的聚集,和财富创造的源泉,应该是城市代表先进生产力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由于我们五十年来,执行城市战略一个偏差,造成我们现在城市化水平一个是落后,一个是城市本身完善程度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第六,区域不平衡的加剧。因为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斯涅夫分析表明,其实在人均处于三千美元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应该是扩大。只有过了3千到5千美元之后,他们之间的差距才会逐渐缩小。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是比较重视的。党和政府用了非常大的力气,来解决诸如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等等,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改善区域不平衡。

  

  在我看来,西部大开发的真正的意义,政治层面上的作用大于经济层面上的作用。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西部那样的生态脆弱和比较落后的地区,一下子提到东部这样的发达水平。这恐怕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允许东西部差异过大。我记得朱熔基总理,上任第一天答记者问,中国的区域性经济是多少?熔基同志回答是0.39,0.4是国际上认可的警戒线,过了0.4之后,区域上的不平衡就会发生。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目前是0.44到0.45之间,也就是超过了警戒线。因此我们看到目前的大案、要案,目前的腐败的势头,目前我们对黑社会、走私、绑票、抢银行等等,从前没有碰到过的现在都出来了。当然这里面包括的因素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区域经济不均衡,可能是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努力希望把经济系数控制在0.4以内,这是我们很大的任务。

  

  我有一组数据,大家可以知道,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根据历史学家计算,当时经济系数已经达到0.61,因此就发生了李自成的起义。李自成的纲领就是六个字,迎闯王不纳粮。千万人跟着他把明朝推翻。清朝太平天国,搞了十几年,清朝从此以后就衰败了。那个时候经济系数是多少呢?根据历史学家分析是0.56。因此,洪秀全的起义也是不可避免。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际当时的经济系数在多少呢?历史学家的统计超过0.5,因此社会的稳定状况和整个有序状态就发生了变化。非常有意思,明朝的陕西甘肃起义、清朝的广西起义都是我们说的西部地区。因此我们光靠东部的发展,不顾及西部的发展,将来产生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西部起来打烂你东部的坛坛罐罐。因此我基本看法是与其说我们从西部换来更多的经济发展红利,倒不如说保持全国比较安定、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作用更大一些。

  

  我们面临这六大挑战,意味着必须选择一个好的方向和战略。这些战略和方向,不是传统的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经过我们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的反复讨论而提出来,这一点我非常钦佩。这说明他们是具有远见的,而且是有科学依据的,是本着对人类负责的这样一种精神提出来的。

  

  现在我要讲到中国发展到世界大国的地位,我们所谓的世界大国是领土面积超过720万平方公里国家——我讲的是陆地面积,我们才叫世界大国。有人从经济方面,我们从领土。我们不和新加坡比,因为这个不可比。这7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只有六个,我们比了这几个国家,当我们用人口平均除,中国在所有平均的下游,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列出几项,中国的国土面积的65%,也就是三分之二是山地和丘陵;国土面积的70%每年遭受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当然东亚季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古代文明,但是,如果这个季风来得时间不对,或是数量不对,就会发生不是旱灾就是水灾。因此每年三月以后,中央的防洪抗灾的指挥部就忙起来了,每年都是如此,我讲的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我们碰到特大的自然灾害就比较严重了。我们的55%国土的面积实际上不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这是很厉害的,一半以上。我们17%的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的,没有。中国大陆的的平均高度是世界平均海拔高度的1.83倍。稍有物理常识的人就知道,离地心越远,要搞公路,搞建设,开发矿山,要建立城市,高出它一倍的地方,想想看要付出多少代价。

  

  中国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每年多少次?这里每年的次数是标准化的,如果是按照标准一样,损失了多少经济、损失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面积,由此算出这样一个规律。大致在隋代的时候,每年只有1.6次,以后一直上升到现在的3.9次。将来到2030年左右会达到4.1次。这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经济密度高了,同样是一种灾害在天津和新疆的沙漠里面,造成的损害当然不一样。最近我们我们写了一份报告,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灾害,应该是正常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做特殊的情况来对待。但是如果我们碰到特大的自然灾害怎么办?我劝在座的诸位,不要轻易相信报纸说的特大自然灾害,它有五项标准,国际上是基本的同。按照这种标准,我们中国近500年来,大致有四次,明朝两次,清朝两次。清朝第一次雍正年间,第二次光绪年间,大概是1880年左右。大致有这么一个规律,每发生一次特大自然灾害的周期135到150年。从1880年到现在,应该说中国还没有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尤其是1959年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特大自然灾害。这个周期已经临近了,1880年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因此我们计算机反复演示的结果,认为到2010可能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在中国的概率74.6%。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计划部门,决策部门,应该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考虑到这种突变、考虑到这种脉冲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危害,提早做好战略储备和各种准备,同时提高我们抗御灾害的能力。

  

  再谈谈我们的决策失误。人口问题是我们第一次失误,58年大跃进是第二次失误,文革十年,是第三次失误。三次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牛津大学的计算,后来又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计算,大概是列出一个单子,这个单子是什么呢?人口不发生错误,现在大概10亿左右。GDP大致这样可比的。如果现在是100的话,如果我不犯这个错误,超过现在的0.4%。人又少了,人均GDP又增长了,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我们犯了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我们选择了可持续发展这套战略,这是头脑清醒的决定。我们不会再去做重大的决策失误的事情,因为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现在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万。每年新增的GDP大致是7—8千亿,新增人口扩大,这个要消耗掉每年的新增GDP五分之一,到目前来看,也就是20%左右,新增GDP要拿出20%左右供养新增的人口。如果你人口基本上不增长,总量基本保持平衡,有的还有减少,那他新增GDP就完全可以用于它的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中国目前却背负着不可推卸的负担。

  

  资源的压力,是制约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瓶颈。这个就不讲了,大家都非常清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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