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洁:理性选择、比较方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1 次 更新时间:2012-03-02 13: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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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洁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际关系中分离之后,汲取了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学派和英国学派的重要标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是理性选择和比较方法,后者通常可以划分为大样本统计和小样本案例分析。是否采用源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和使用大样本统计还是小样本案例分析成为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争议的核心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重视研究方法的掌握,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消费者”,要实现同西方学者的对话,我们必须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服务于议题设定,任何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应当根据自己议题需要谨慎地使用某种或者多种研究方法;应当关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新动向和新发展,这两个学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还将继续。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性选择/比较方法

  作者简介:熊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研究方法对任何学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①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更是一门学科立身的一个重要标志,②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即是如此。该学科自从国际关系中分离出来之后,汲取了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等其他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③其研究方法成为其学者津津乐道的区别于其他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分IPE的“国际组织”学派和英国学派的重要标准。④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1)是否应当重视源自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选择方法,尤其是形式的理性选择方法;(2)应当使用大样本的统计分析还是小样本的案例分析,⑤即选择何种比较方法。本文试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不断互动的大背景之下梳理国际政治经济学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和比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后者通常可以划分为大样本统计(large-N statistics)和小样本案例分析(small-N case studies)。

  

  一 理性选择: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性选择方法是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贡献,伴随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愈渐紧密的联系,理性选择方法在IPE方法论中的重要地位随之凸显,它被广泛运用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国际合作与国际机制等诸多领域。

  (一)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从学科研究范围的界定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其因变量或自变量必然与经济要素相关。⑥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决定了它不可能摆脱经济学诸多影响,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愈渐紧密的关系众所周知,学者们在讨论IPE问题时会泰然自若地与经济学同行进行交流,自然而然地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然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成立之初,情况并非如此。当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议题主要来自国际关系,⑦第一代IPE学者们⑧最重要的任务是对IPE这一学科进行界定和阐释,⑨他们更多的是站在经济学家的对立面,对后者的理论和解释提出挑战和质疑,⑩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忽视了政治因素的作用,无法充分理解和解释国际贸易、生产、金融等诸多领域存在的问题。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人的著作(11)都是如此。尽管经济学的利益等概念已经在IPE研究中广为接受,然而其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却鲜有被运用在IPE的研究中;同样,经济学家也鲜有关注政治学领域的变量,学科间的交流非常有限。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干脆把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各自独立的状态形象地比做“聋子间的对话”,(12)斯特兰奇则将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称为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的“相互忽略的案例”。(13)此外,第一代IPE学者关注的问题都是相对宏观的,具有普遍性,而不是具体的或个别的现象。比如,当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研究复合相互依赖、吉尔平研究未来三种模式、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研究国际机制以及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研究国内结构时,都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整个范畴纳入到研究领域中,而不是具体地解释子范畴领域。(1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IPE第二代学者的研究议题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专业化主义的影响下,新一代IPE学者将他们的研究范围局限在对政治经济学概念更狭隘的理解上,他们改变了以往研究整个范畴、普遍问题的惯例,将视角转向单个领域的具体政策,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外经济政策。(15)比如,一国具体的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戴维·莱克(David A. Lake)借用了罗伯特·贝茨(Robert H. Bates)提出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概念对此进行了概括,他认为第二代IPE学者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国际-国内前沿,寻求通过体系特别是国内层次的分析进行解释,强调理性的推理。(16)与此同时,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两个学科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将政治变量加入到经济模型当中,有学者甚至坦言长此以往经济学家有可能垄断这一领域;(17)另一方面,因为研究议题的需要,同时为了更好地与经济学同行对话,IPE学者更加主动地掌握了经济学理论,并且能娴熟地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如理性选择方法。

  (二)理性选择

  理性选择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研究使用的重要方法,其基础是微观经济学,目前这一方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重要的研究路径,尽管仍有学者对这一方法不以为然,比如,斯特兰奇对于以理性选择为代表的经济学方法就持断然的否定态度,在她看来,“经济学过分地夸大了人类行为中的理性作用……国际经济史早已表明,经济政策方面的政治选择都是基于政治目标和恐惧,有时甚至完全出于不相关的考虑和非理性的情感,而不是基于对量化的经济收益的仔细斟酌”;(18)也并非所有的IPE研究都使用这一方法,不少学者依然更强调认知的重要性,(19)偏好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然而,多数IPE研究者更青睐理性选择方法,美国学者尤其如此。1945年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最早将理性选择方法运用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20)在其代表作《国家力量与对外贸易的结构》中,赫希曼通过比较贸易双边国家的经济收益得失来讨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即对外贸易的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选择方法运用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历史甚至先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诞生。(21)

  一般认为,理性选择的核心假设是理性利己主义(rational egoism),(22)即只有当行为能够实现该行为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时,该行为才是理性的。(23)行为个体都拥有持续追求的偏好,他们在行动过程中不会以明确、任意或者习惯的方式行事,而是首先进行利益得失的理性判断。然而,如果仅仅强调理性而忽略理性选择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选择”,那么将无法准确理解这一方法的要旨。换句话说,理性选择的假设还意味着行为者会在现有的可行的策略之中选择那个能够最大程度实现自身利益的策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选择可以理解为理性地做出选择,或者选择中的理性。

  依据具体的表达方式,理性选择的模型可以分为形式模型(formal model)和非形式模型(informal model)两种。非形式模型又被称为描述性模型(verbal model),它主要通过语言来描述问题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比如,贝思·西蒙斯(Beth A. Simmons)的著作《谁来调节?—两战期间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溯源》就是在理性选择的前提下,采用非形式的比较政治和历史的研究方法通过20世纪20-30年代不同国家对于金本位制的不同态度,探讨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家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对策。形式模型又被称为刚性模型(hard model),它主要借助数学和经济学的表达方法,内容涵盖对分析假设的清除描述、行为者的效用函数和回报、每个阶段行为者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参与者的信息和信念。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讨论建立国际机制能够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时,海伦·米尔纳(Helen V. Milner)在《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探讨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基础和条件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形式的博弈论模型。

  事实上,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并没有采用数学模型,即便是当代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等人的著作也并未采用过多的形式模型。(24)总体而言在使用理性选择方法时,更多的IPE学者采用了非形式模型,形式模型所占比例相对较低,(25)2006年发表在美国12种政治科学一流期刊上的IPE文章中仅有约20%采用形式模型,这个数字依然高于整个国际关系领域10%的比例。(26)然而受到经济学模型化趋势影响,近年来形式模型受到的关注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受过专业培训的青年学者)选择使用形式模型。形式模型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更精密简洁的语言来描述问题的关键要素,提供一个拓展理论逻辑的演绎工具。概括而言,形式化(formalization)并非理性选择的必要条件,仅仅是一种工具,但是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非数学的描述性方法在理论建构和发展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形式方法和描述方法是互补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27)是否采用数学模型,采用哪一种模型取决于分析的具体问题。

  依据具体内容,理性选择可以分为社会选择、公共选择、博弈论等。(28)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联系(经济学家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且年轻的IPE学者大都经过经济学的相关专业训练)以及研究议题进一步向中观方向或者说具体领域发展(有学者概括为第二镜像和第三镜像的综合),(29)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使用理性选择的方法,尤其是博弈论。无论是国家内部层面的对外贸易、汇率等政策的决策过程,还是国与国、地区或国际层面的合作以及国际组织的建立,其研究分析都可以运用到博弈论等理性选择的分析工具。(30)比如,在对外贸易政策制定分析中,在理性选择的前提假设下,行为者会选择(或者说偏好)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政策,研究者顺应这一明确的逻辑思路使用国内-国际的双层博弈方法。

  在最简单的理性选择模型中,行为者独立于其他行为者,仅仅考虑如何选择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他参与者的相对或绝对收益都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31)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模型理解为只有一个行为者。这基本是一种理想的特殊状态,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任何行为个体在决策过程中都不得不考虑自己将采取的行动的外部性以及其他行为者的反应。在相对复杂的理性选择模型中,每个行为者追求自身目标的行动取决于其他行为者的举动,而不再是简单的自行其是。博弈论即如此,模型中至少有两个行为者,他们会相互影响对方的行动。效用最大化取决于其他行为者可能的选择,因此信息在这里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囚徒困境、猎鹿博弈、胆小鬼博弈等都是如此。在更为复杂的理性选择模型中,行为者之间的博弈是动态的多阶段的重复博弈,(32)理性的行为者通过寻找子博弈完美均衡判断自己行动的最优选择,该模型中行为者对对方偏好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的信息可能是完全的,也可能是不完全的。最后一种模型尽管复杂,但显然更贴近IPE研究议题的现实,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总体而言,理性选择的优势在于:(1)提供行动的动机基础,体现目标与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2)为策略行为提供解释,体现策略相互作用之间的逻辑;(3)具有综合其他理论和方法的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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