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城市化驶入危险区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0 次 更新时间:2012-02-28 13: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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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进入专栏)  

  

  一旦越过城乡对比的临界点,就意味着城市化的目标,就应当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稳定——稳定将成为比发展更硬的道理。稳定不是慢发展,更不是不发展。而是要转移发展的重心——从民生服从发展,转向发展保障民生……

  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而言,2011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即将达到50%。这意味着,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已经从近岸驶入深海。

  几乎所有跨越这一阶段的国家,都经过了痛苦的社会动荡甚全球冲突(如1848年革命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在这一阶段,利益格局急剧调整,社会阶层剧烈分化。今年出现剧烈社会动荡的北非地区,城市化水平恰好也是49%。根据联合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 年,埃及城市化水平43%,苏丹40%,叙利亚56.1%。突尼斯和利比亚城市化水平虽然较高(前者67%,后者78%),但如果计算规模巨大的外籍工作人口,实际的城市化水平大体也在50%左右。

  社会稳定与否,关键看这个社会是否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利益主体。城市化水平达到50%,意味着城乡两大对立的利益集团,刚好势均力敌——城市已经大到无法继续从农村汲取利益来维持运转,而农村却还没有小到可以依靠城市反哺生存。此时,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不会满足“大多数人”的偏好。因为这个“大多数”在社会上根本不存在——满足一半人的政策,必定会牺牲另一半利益。

  一旦越过城乡对比的临界点,就意味着城市化的目标,就应当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稳定——稳定将成为比发展更硬的道理。稳定不是慢发展,更不是不发展。而是要转移发展的重心——从民生服从发展,转向发展保障民生。

  “有恒产者有恒心”。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比重,决定了一个社会是稳定还是动荡。有产者若想实现其财产的价值(无论劳动力还是不动产),都必须与社会有长期契约。这就意味着,如果城市大部分居民都是有产者(或者说“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就拥有了强大的基础。

  所谓“财产”,就是指在现有社会中获得稳定收益能力。对有产者而言,社会动荡的风险大于收益,因此,所有社会的有产阶级都倾向稳定而厌恶革命;而对无产者而言,社会动荡的预期损失小于预期收益,因此,无产者(特别是那些对在现有制度内改善生存状态感到绝望的无产者)倾向于通过社会动荡改进自己的社会地位。

  传统的社会里,农民有稳定的财产——土地;在现代社会里,市民也有稳定的财产——不动产及劳动力。而在城市化过渡阶段,往往会产生大量在城乡都没有资产的“无产者”。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规模动荡,都和“流民”有关。“流民”比例越大,社会动荡就越严重。今天,在中国多数城市中,外来人口犯罪可以占到总犯罪的80%左右甚至更高。

  改革30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第二代城乡移民彻底脱离农村,成为城市的“暂住人口”。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达2.21亿人。考虑到中国城市人口不过6亿多,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比例。清华大学的报告估计,如果中国人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到2050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再次回到农村。

  让这些“半城市化”的流动人口凝固下来,需要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稳定的居所和持续的收入。就业和住宅,是决定一个人“有产”还是“无产”的分水岭。其中更关键的是就业。只要一个劳动力可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而不是临时就业),就可以通过“先租后售”等制度设计,助其获得稳定的居所。做到这两点,流民就会变为居民。

  对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威胁、随时可能夺淮入海的“人口洪水”,就可以变成城市水库里宝贵的“劳动力资源”。反之,缺少这两条,即使经济发达,有所谓标准政治制度的国家,也一样会栽入社会动荡的漩涡。

  民生需求,成千上万。重要的是选择出最紧迫的需求。现在的民生项目,大部分还是为传统的城市居民的“锦上添花”。实现稳定,现有城市居民的需求固然重要,但对稳定威胁最大的,是触发社会动荡的“催化剂”——那些在城乡都没有财产的“无产者”。无产者能否快速变为有产,决定了有产者的财产是否安全。

  政策制定者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一阶段城市化的核心问题,不是传统的农民,也不是现有的市民,而是城乡间新出现的“流民”。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就是如何使这些流动的半城市化人口,尽快凝固下来。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要将解决半城市化人口这一目标,置于资源分配的顶层。即使暂缓满足部分现有城市居民的需求(如私人交通、娱乐休闲、养老),也应在所不惜。

  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就业”势必成为各方争夺的最大资源。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一目标都必须居于政策的核心。近期,中国要特别防止因打压房价导致经济全面熄火。远期,所有与就业相关的政策,都要做相应的调整。其中,教育效率的高低,对劳动力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必须尽快将围绕升学的教育体制,改造为围绕就业的教育体制。职业教育的地位要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发展阶段不同,政策目标不同。未来十年,大国间的竞争,将不再是看谁发展的速度更快,而首先是看谁能在危机四伏的动荡年代,保持社会的稳定。就中国而言,只要实现充分就业和广覆盖的住房保障,就可以安然渡过城市化最危险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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