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梁漱溟:生活在圆融的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9 次 更新时间:2012-02-25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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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2012年1月31日,正月初十晚上八点,伴随着“老爷电脑”的磕磕碰碰,笔者开始了日知社音频讲座的第二讲——梁漱溟的生命传奇,大体上循着《奇崛梁漱溟》的思路,尝试着理解梁漱溟独特的人生路经。

不错,梁漱溟先生是百年中国,具有自家面目的思想家。按理说,“思想家”,运用自己的头脑,深入思考时代的核心问题,可是,梁先生,并不满足,还要按照自己的思想进行行动,进而成为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梁先生并不是坐而论道的“思想者”,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从这一点来看,倒是与孙中山、毛泽东有着相似的情怀,只不过,梁先生是一位“补天派”。

“思想家”需要“静”,一张平静的书桌,沉思默想,苦思冥想;“活动家”需要“动”,八千里路云与月,跋山涉水,四海为家。一“动”一“静”,“动”“静”结合,胸中自有万千沟壑,如此风光霁月,没有“知行合一”的自觉,哪里能够企望呢?

梁漱溟,进入北大,成就了一段传奇,印证了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国立北京大学,“新潮”与“国故”两股力量的博弈中,梁漱溟依然那么特立独行。“国故”派老先生看来,欠缺国学根底的梁漱溟,没有资格成为“国故”派;而“新潮”派看来,主讲佛教和印度文化的梁漱溟,浑身透着“腐朽”的气息,怎么可能属于“新潮”派呢?令人叹惋不已的是,“新潮”和“国故”两派,都渗透着强烈的“意图伦理”,也就是说,双方进行的是“零和博弈”。

学界愿意把梁漱溟先生当作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陈来先生指出,与其说梁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不如说,梁先生属于“文化多元主义者”,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梁先生北大的七年间(1917——1924年),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讨一个说法。

王元化先生晚年,对百年中国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裹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意图伦理、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值得进行理性的考量。而老辈梁漱溟,在新文化的洪流中,之所以处境尴尬,是因为,绝大部分人带着意图伦理,打量梁漱溟。也就是说,梁漱溟不具有“政治正确”的势能。

其实,梁漱溟先生的本心,只是为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说句公道话而已。现在,回首往事,晚辈才明了,梁漱溟先生,高瞻远瞩,具有远见卓识。

梁先生一生,萦绕着两个主题“究竟是为什么活着?”、“中国的出路何在?”,而上下求索。既然,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那么,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前世”和“今生”,就成为燃眉之急。

梁先生可贵之处,就在于,明了世界大势,绝不是冬烘先生,这样,就和“国故”派,分道扬镳。梁先生,很清醒,中国早晚要走到宪政民主的道路,信从“普世伦理”,这一点,与陈独秀、胡适没有二致。但是,陈独秀、胡适,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梁漱溟和自己是一拨的,问题就出在:梁漱溟对东方文化,具有“温情”和“敬意”。

现在想来,梁漱溟先生真是萨伊德和吉尔茨的先驱,九十年前,梁先生无师自通,开创了“东方主义”和“地方性知识”的中国学派。

在激进主义者看来,既然,中国可行的路径是承受“欧风美雨”的“西学东渐”,那么,传统中国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和“障碍”。只有把中国传统“格式化”,扔到“垃圾站”,中国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晚辈不是苛责前辈,中国真正轻装前进,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红卫兵小将在“伟大领袖”的指引之下,“破四旧,立四新”,“ 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本朝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孔夫子”变成了“孔老二”。

把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妖魔化”,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点,具有宽广视野和理性眼光的梁漱溟,看得真切。“周随旧邦,其命维新”。传统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主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通过增革损益来完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千头万绪,有多少工作,须脚踏实地,扎实苦干。只有丧失了民族自信力的人,才对“传统”破口大骂。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是,那些内心“纠结”和“焦虑”的人,已经丧失了耐性,听不进理性的声音。所以,梁漱溟先生,在国立北京大学,心境之寂寞,处境之尴尬,不难想见。

“反西方主义”,自然,没有出路;但是,“反东方主义”,难道就有出息吗?梁漱溟先生,在新文化的洪流中,直面“反东方主义”的滔天恶浪,反其道而行之,毅然举起“反反东方主义”的大纛,大义凛然,是之谓大丈夫。

梁漱溟先生身处意图伦理和激进主义的漩涡,而能够超越“新潮”和“国故”两派,“传统”与“现代”,在老先生那里,是浑然一体的,梁先生真正做到了“执其两端”。

在梁先生身上,“思想家”和“活动家”是统一的;“传统”与“现代”同样是统一的;同样,“佛教精神”与“儒家本色”也是统一的;“乡村建设”和“奔走于国共间”,这些斑斓的色彩,在梁漱溟身上,自然地流淌出来,圆融无碍,使得梁漱溟先生,内力弥满,逻辑自恰,精神丰沛。

讲至最后,日知社义工把学友们的提问,进行了梳理和概括,都很精彩;无奈,我这位主讲人“饥肠辘辘”,回答的并不出彩。

有两个问题,印象深刻。其中一个,记得是当代中国的农村,已经和梁漱溟先生搞乡村建设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怎么办?

其实,梁漱溟先生搞乡村建设,进行“政、教、富、卫”四项工作,是留下遗憾的。因为,不依托地方实力派,是没有办法搞下去的。现在,有一种势头,把曾经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非要把梁漱溟先生的遗憾和不足,也要进行美化,那就有些矫枉过正了,况且,一向不苟且的梁先生,也接受不了这种不虞之誉。

现在看来,梁漱溟先生进行的乡村建设,确实,充溢着浪漫主义色彩,很有些乌托邦的味道。梁先生把乡村建设,当作宪政来搞,可以说立意高远,精神可嘉,但,依托的力量,属于“当权派”。

而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也是依托“实力派”和“当权派”。真要进行村农自治,就要恢复“农会”,那么,一竿子插到底的“党支部”,到底何去何从,就是一个问题。

由于在讲座中,提到当代中国八种思潮,当然,这是沿用了马立诚先生的说法,邓小平理论,自由主义、老左派、新左派、民主宪政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儒家,一位学友问我属于哪种派别,当时,没有机会回答。

最近四五年,本人以自由主义自居,要是排队,按理说,应该属于“右派”。也许是描绘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缘故,涉猎广泛,博采众长,日益“稳健”和“温和”。自从年前致信梁漱溟,重温梁先生的著述,愿意对八大思潮,有一份“温情”和“体贴”,这位学友问起来:突然觉得,自己什么派都不靠挂。

我想,自己应该向梁漱溟先生学习,生活在一个圆融的世界!

(2012年2月1日,6:38分,荷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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