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发表了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后一篇国情咨文，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国情咨文。“继往”就是要对过去3年多的施政做一个说明，主要是表扬自己和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开来”就是为今年的总统选举定调，提出下一个任期的奋斗目标，以吸引选民支持。对于奥巴马，今年最重要的是赢得总统选举，那么，这份国情咨文重头戏自然是在“开来”的部分。因此，“开来”部分面既要对过去没有做好的事情婉转地遮掩，又要就未来4年大胆地向美国民众许诺。当下和未来4年，最能吸引美国民众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呢？只有一个：陷入持续衰退的美国经济问题，特别是久居高位的失业率。正是因为此，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中中国成了一个关键词。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5次提及中国，但既不是发展传统友谊，也不是深化战略合作，而是通过遏制、压迫和制裁中国，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重振美国的制造业、降低美国的失业率，最后重振美国经济。
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中（甚至奥巴马的连任选战中），中国因素成为重点和焦点，这固然与奥巴马以此推卸责任、转移视线，为自己的政策失误制造借口有关，但是问题不仅仅限于此。中国因素影响美国经济和美国选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中美经济结构紧密相依，又互为剋星的关系，也就是所谓“恶性互补”的关系。当然，中美经济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是恶性互补，中美经济关系起初是良性互补。中美经济良性互补关系肇事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鼎盛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中国制造业欣欣向荣，为美国的产业转移创造了空间，也填补了美国制造业转移后供给“空壳化”的空白，中国制造业的繁荣为美国上世纪末科技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结构性“支援”。但是从本世纪开始，也就是从2005年前后开始，中美经济从良性互补向恶性互补转换。
中美经济恶性互补主要的特征起初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中美国的贸易赤字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不断增加，致使美国不得不通过增发货币，并进而增加赤字应对外部冲击。但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业仍然繁荣，华尔街的风险没有显现，中美经济的恶性互补仍在美国的忍受限度内。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其后美国及世界经济连续4年的衰退，美国产业空壳化和华尔街危机导致失业高企引发普遍的民怨，加上中国经济升至世界第二位，中美经济恶性互补主要的特征变成了中国经济在规模上、产业结构上、市场份额上直接与美国竞争，中美经济关系转化成了各自的得益要以对方的损失为条件。但不幸的是中美经济尽管“恶性”但仍然“互补”——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市场强烈依赖，以及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外汇储备高度依赖。
另外还一层依赖，就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经常项顺差和美国对中国的资本金融项顺差使两国的货币政策互相依赖。美国的量化宽松只能通过贸易顺差把美元发给中国，变成中国的外汇储备，再被动地等待中国买美国国债，为美国注入流动性需求（给美国发货币）。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不能自主。而中国人民银行由于结汇制度，也要被动地增发人民币（相当于美国给中国发货币），货币政策同样不能在自主。这种互补关系造成中美经济相反相扣，使双方的系统性风险陡然增加。中国抛售美国国债，或者大举购买美国国债，都会摧毁美国经济，相反，只要美国截断中国的出口（通过各种贸易壁垒），同样也会陷中国经济于浊水泥沼。这种畸形的依存关系并非不能良性运转，但是其前提是高度信任和积极互利。显然，这个前提目前不复存在。
目前，美国和中国都在努力改变这种难局。因为形势非常明朗：中国外向型模式无法持续，继续以扩大出口推动经济发展只会失掉改革的最佳时机，而美国的产业空壳化也难以为继，如果继续空壳化，即便高科技主导世界，失业问题也会毁掉美国的社会基础（任何社会，不论科技如何发展，对于一个大国，低端劳动力永远是金字塔的底）。重新回到均衡（互相独立）只有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中国就是发展内需型经济模式，而美国的出路则是重回制造业。但是另一种风险潜伏于中美未来经济模式的改变之争。中美经济目前很像两个倾斜的巨人，正是因为对对方的依赖才使双方得以站稳脚跟，任何一方的率先离去，另一方就有轰然倒下的风险。因此，未来中美经济调整是一场生死时速的比拼，看谁先完成结构调整，看谁先摆脱对对方的依赖而“自给自足”，进而独立自主。最佳的结果是同时完成结构调整，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
基于既定政治、军事关系的上述中美经济关系目前所处的“恶性互补”的现状和未来存在的风险，奥巴马在自己作为连任宣言的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中5次负面地提及中国，就不仅仅是出于转移国内视线、宣战策略和诋毁中国的恶意，其中更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和困中求变的焦虑。这是中美经济关系的现实，是奥巴马和美国不得不面对的形势和不得不承认并试图解决的棘手问题。对于相对应的一方中国来说，奥巴马对中国的攻讦和诋毁，以及中美关系的前景就不是通过谈判、协商、让步以及妥协能够最终解决的问题。其实，中美的经济关系问题就像中国国内经济问题一样，转变增长方式对中国而言也是成了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而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没有多少回旋和变通的余地。如此从积极地一面看，美国“恶意逼迫”的刚性，对缺乏内部推动力而久拖不决的中国经济模式转型、升级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2012-1-3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