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我的文革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8 次 更新时间:2012-02-23 13: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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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 (进入专栏)  

  

  放在我桌上是一份近四十年前的手稿,末尾的署名和日期是:许成钢,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是今年夏天母亲在中关村的家里找出来的,还找到一摞厚厚的七十年代家书和一九七五年上访的文稿。刚巧最近北岛提到要编撰关于七十年代的专集,再加上不久前北大荒插队的战友张莹传来她的相关回忆,好像骤然间这一切都在提醒我重新梳理记忆,尽管那十年似乎从来没真的远离我。

  我们习惯把历史以十年计,这种断代法常有不尽人意之处,可当我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七十年代,的确整齐地切割了我的人生。一九七○年,我不到二十,在北大荒建设兵团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管治。在监督劳改的过程中,我自学了高中及(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及英语,并搞了不少技术革新。七十年代最后一年,近而立之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那十年,我从阶下囚到所谓“科举及第”,对历史无足轻重,而对我自己却是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我七十年代最初的灾难,就始于上面提及的那份完成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天的手稿,那是计划中的一本书的最初四个章节,长达六十六页,有引言有脚注有文献索引,工整地复写在当年的小格稿纸上,书名为《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我忘了当年到底复写了多少份,给多少人寄过,总之,这份文稿成了我最重要的罪证之一。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党委一九七四年为我的“案件”所下的结论,主要是组织遍布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反革命集团”,因此定为“反革命集团案”。

  说到这份书稿,就一定要回溯到文化革命。文革开始时,我在清华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前,我最大的兴趣是工程,清华附中有很好的无线电业余小组和实验室,我的课余时间大都花在无线电上。那时我已开始自学无线电电子学和相关的数学,沉醉于技术设计和发明。我出身不好,父亲许良英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罪行”见诸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后被迫离职到农村当农民;母亲受株连被开除党籍及降职处分。不过,我在政治上还算活跃,文革前我是清华附中少先队的大队副。父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即使遭到残酷整肃,他们仍持有非常正统的观念,并用它教育我。我在文革前是个坚信共产主义的好学生。

  而文革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文革前,反修防修已成为学校里每日的话题。文革最初反对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六年五月,清华附中高二的干部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当毛泽东离京到外地视察,团中央奉党中央之命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层层打招呼说,“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如同当年的右派学生。随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他立即表示支持“红卫兵”。

  一时“红卫兵”成了文革主力军,矛头指向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干部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我出身不好又是学生干部,自然成了打击对象。这有如晴天霹雳——我一下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形势变化是以天计的。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毛泽东表态支持红卫兵后不久,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翻案,而蒯大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工作组在两个月前亲自定的案。此举意义重大,文革的矛头转而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成为文革新的主力。我糊里糊涂,但亲眼所见周总理和江青对造反派的支持,认定他们代表毛主席,于是参加了造反派。

  紧接着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清华大学出现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随后是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意味着共和国主席成了革命的对象。让我困惑的是,我父亲的罪行之一,就是他造谣说党中央分裂了,说以刘少奇为首的老干部反对毛主席和百家争鸣。一九六五年我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读过一九五七年的相关报刊文章及评论。莫非我父亲十年前就说对了?*

  刘少奇的“罪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和邓小平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我试图弄明白,到底甚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快在清华大学展开大辩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甚么?打击的是甚么?甚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毛泽东一再发出各种指示,总体而言,文化革命不是简单的路线斗争,而是阶级斗争。随着毛的一系列指示,“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打击面也越来越广。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性质,在清华大学的激烈辩论中有一种提法,即文化革命之所以是阶级斗争,是因为产生了新的阶级——官僚特权阶级,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特权阶级。关于文化革命,对我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在过去十七年(一九四九至六六年)产生的官僚特权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构成基本的阶级矛盾。文革就要发动人民大众同官僚特权阶级进行斗争。这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大辩论对我思想的发展起了巨大影响。

  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开始在各地夺权,而保守派尽力反抗。军队也卷入了。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血腥的武斗。一九六七年二月,矛盾激化。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几位元帅领头公开批评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行动。与此前后,北京的“老红卫兵”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保刘邓和老干部。

  群众冲突的升级,让我对文革更感到困惑。为了试图理解这一切,我刻意与外界拉开距离,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量阅读毛未发表过的文章和马列原着。毛泽东的许多观点让我震惊,例如,我们不要迷信马克思,马克思无非是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没关系,我们搭个梯子就能爬上去?8943.在个人迷信登峰造极的疯狂岁月,毛关于“不要迷信”的说法让我茅塞顿开,我的理解是对任何人都不要迷信,包括对毛本人。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谈话,他屡次提到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说:“人们叫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他自己最希望是“伟大的导师”,其他都不重要。这让我隐约感到毛希望做宗教领袖,希望他的思想和理论具有宗教般的影响力。而这和他所说的“不要迷信”有冲突。

  我开始阅读以前较少涉猎的社会科学书籍。越陷越深,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首先自以为找到打开理解现实的钥匙,那是普列汉诺夫的两本书《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唯物论》,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待毛看待文革,意识到毛作为伟大个人在历史上有巨大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进程自身的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进程的规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起反作用,但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伟大个人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我并不怀疑毛泽东思想,只是认定个人迷信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自由的思考让我欣喜万分。但关于文革,我的疑惑更深了,特别是关于文革的性质。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国武斗更加激烈。夏天,我随清华附中一拨同学,还有几个哈军工大学生一起到江西“支左”。其中属我年龄最小,我主要是想与年长的同学讨论我心中的疑问。刚到江西省莲花县。就发生激烈的武斗,造反派把我们安置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园里。由于我们是从北京来,在当地很轰动,保守派生怕北京来客会产生滚雪球效应,立即调动了数千武装民兵,把我们团团包围。而造反派要我们撤离,以免被对方置于死地。我们狼狈不堪,半夜里翻墙逃走,昼伏夜行,从江西翻山越岭逃到湖南省。一路上不敢与当地人接触,连食物都没有。

  这一戏剧性的经历,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社会集团的自身利益是残酷夺权的动力。毛泽东说,文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毛还说:文化革命永远不会停,每隔七、八年就要进行一次,一直到共产主义为止。我看到的残酷现实,对照毛的话,让我感到文革绝不仅仅是毛与刘邓的权力之争。这么多人冒死而战,肯定有自身利益。每一方都号称保卫毛主席,事实上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从全国范围的夺权运动和武斗(实际是内战)中,我认识到文化革命的基础是因社会矛盾激化而产生的革命。

  另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是,过去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共产主义是无阶级的社会。那为甚么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却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呢?阶级斗争怎么可能导致消灭阶级?我读遍了毛泽东着作,找不到任何答案。我转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按恩格斯的理论,阶级是从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的。既然毛说文化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广大人民大众对新生官僚特权阶级的斗争,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阶级一定是从社会主义已建立的特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的。

  当时另一个刺激我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基于对造反派和所谓老红卫兵或所谓“联动”两派斗争的观察。当时联动组成者的“高干子弟”中,有些代表人物扬言“天下是我们的父母用鲜血打下来的,因此我们就是最终的统治者,是坐天下的”。这些言论,在我看来都相当准确性地落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当时我认为这些言论生动的告诉了人们,中国社会存在不同的阶级,借用法国革命时期的语言来说,他们是贵族,而中国的社会的多数人属于第三等级。当年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我读过许多人的文章,包括遇罗克的“出身论”。但我感到所有的讨论都远不够深刻。因此当时真正对我有系统影响的是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着作。

  当时,我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及自己的观察都告诉我,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阶级之间关系激化所致。如今我虽然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再以阶级解释一切,更不再追随毛,但我至今仍然认为文革背后的社会力量在于民众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简单地解释成毛的阴谋——通过群众运动整掉刘少奇。

  持续的阅读和观察,让我觉得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特殊时期,是尚未认识的仍在演进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我自以为已经捕捉到对文革及当时社会的理解线索,这让我尤其兴奋。当时毛泽东反复说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就会再来一次,我就想弄明白,下次文化革命要做甚么?文化革命到底要解决甚么问题?如果阶级与阶级之间永远在争斗,那甚么时候能够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也读到了湖南杨曦光(以后改名杨小凯,英年早逝;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们成为朋友)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并读到江青点名他为反革命的指控。我喜欢他提问题的方式,但也感到,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解析我正在探索的一系列问题。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事知道得太少,尤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了解农村。我从来就生活在城市,而文化革命中所看到的,人们能够告诉你的事情也都发生在城市,可是对农村发生了甚么却知之甚少。当时我认为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在农村。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就必需了解农村的社会阶级,不到农村去就不能了解中国。一九六七年深秋,我产生了到农村去的念头。

  有了这种想法后,我就开始在清华附中找了我熟悉的几个同学,当时来往最多的高年级同学车宏生、常放、刘满强和刘刚等,后来还有戴建中、仲维光、宋海泉等,讨论我们几个人一起到农村去。结果谈了一阵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但没有一个人真能下决心去,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到农村去”的想法已经无法抑制,所以决定自己去。刚好当年的初冬,黑龙江国营农场到北京来招工,我就报名了。当时清华附中一共有三四十人报了名,而这些同学我都不熟悉。清华附中有三个学生组织,第一个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即老红卫兵;而造反派分两支:一支是井岗山;一支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相对较激进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较温和一些。报名参加支边的人,主要是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其次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员,也就是说,多半是造反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一行人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号离开北京。

  当时无论政府也好、中央文革也好,都还没有关于学生下乡的政策,全都是学生自愿去的,都是一腔热血为了他们多数自己也并不懂得的“革命”目的,有的是为了支援边疆,有的是去进行文化革命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当时还没有,是我们下乡一年之后才有的。我们这一批北京知青大概有一千多人到黑龙江,一个专列,到黑龙江鹤岗后又分别由卡车送到各个不同的农场。我们第一批分到绥滨农场的学生有二百至三百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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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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