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启舟:监禁孔子——国子监中的孔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6 次 更新时间:2012-02-22 14: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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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启舟  

  

  前几日,与好友相约地坛书市,从古色古香的喧闹中走出,我们步入了闻名遐迩的国子监街。造访该街,国子监就不能不看了。虽然对我们这些现代教育体制下的读书人而言,国子监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荣光与尊崇,但作为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当然,并非一直是),仍使我们感到好奇。此外颇为有趣的是,国子监并不孤独,孔庙一直伴其左右。根据“左庙右学”的礼制,两者均于1306年(大德十年)建成。当然这种礼制,也就只是在首都所在地得以实行与实现。这两个看似有些距离的机构,却被历史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享有了官学独大的地位。在科举制推行之后,儒学更是成为登享庙堂的当然必考内容。在孔庙之内竖立着元、明、清三朝共198通进士碑,它们的主人无不是饱读儒家经典,而成为那个时代的“高考”佼佼者。与此同时,儒学的鼻祖——孔子,也享有了其生前始料未及的尊崇。从西汉最初的“褒成宣尼公”到后来的“文圣尼父”、“邹国公”、“先师尼父”、“太师”、“隆道公”、“文宣王”、“文宣帝”,乃至元明清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即使到了民国还依旧被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这些谥号为孔子拜官授爵,一加再加,终成圣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见一斑。与相隔不远的佛教雍和宫相比,孔庙缺的就剩下烧香念经磕头啦。另外,其诸位弟子也都备受优待,就连后世的朱熹都位列“神殿”。很不幸,我不怀好意的想到了一个不难么合适的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虽然这是个被后人歪曲愿意的成语,但除此之外,我脑中一片空白。不过,这得道的不只是“孔子”,更多的是守望“帝孔”的人们,他们从“孔”中看“孔子”,看到的想必不是四书五经,更不会是“万世师表”的仲尼,而是瓮中之材、江山美人,没有了他们,也变没有了孔子,而没有了孔子,他们甚至可以再造一个“孔子”,所以虽然赵匡胤虽言,“宰相须用读书人”,可是事实上其几任宰相都不是简单的书生们;这些“鸡犬”自然也不该是孔学之徒,而是那些借“孔”走穴的人们,他们以此入仕,既是无奈又是捷径。

  但驻足凝思,将一生前不得志的文化人“神化”不知是福还是祸?我们似乎没见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文化巨人被尊为“圣人”,而是被尊为哲人、智者、贤人,进入先贤祠的是贤人而非圣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圣人,皆因儒家学派被统治者“收编”,不管其是否情愿,这成了历史事实。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收编孔子,为之加爵封官也是别有深意。试想,政府的官员均来自孔学之徒,那么提升孔庙的地位,就等于提升科举的地位,这样一来,从科举中走出的官员便有了极高的文化地位与社会认可度,对于统治者而言,这无疑使其统治增加了合法性与权威性。想必入世如此积极的孔子,在知道被收编之后,也该是颇为高兴的。国子监中的“顶级读书人”,“顶着官帽的读书人”无不是从孔庙中走出,但对大部的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读书人而言,想必拜得是孔庙,想的是国子监,想得是居庙堂之上。如此看来,“左庙右学”的礼制将孔庙与国子监放置在一起,倒是颇为真实。孔庙之兴盛,该是沾了国子监的光了,而孔子也成为带着镣铐的读书人,孔子被监禁于国子监。

  谈到此处,就不得不联想到当下。古代的科举考试,可以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意识与结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某种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读书科举成为众多人改变命运的途径,官员若不是科举及第,必会感到脸面无光,在同僚面前也倍感压力。普通百姓,也无不对读书人饱含敬意,在那个读书人物以稀为贵的年代里,就是私塾里的秀才都具有颇高的社会威望。读书人,不仅是个称呼,还是一种荣耀。回到现今,与科举可以相提并论的无疑是高考,高考成为牵动中国整个社会的最大考试。这种牵动不仅是每年六月初的那几天,而是具有长久的冲击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高考参与塑造了中国的国民心态,并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个体与社会状态。不少高考的佼佼者,将高考看成一生的荣耀,与该类群体聊天,经常会听到:我当年高考怎样怎样,当年我们那个地区怎样怎样,我是班里第几第几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当然不能说这些话有问题,可是多少从中反映出了某种心态,该番话语的背后,是怎样的心态与心灵,对高考是怎样的态度?无疑,高考成为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指标。一场考试就将国民分为三六九等。对佼佼者的心态而言,如果说高考有好处的话,就是培养了他们的自信,虽然这种自信的含金量值得追问。有这样孩子的家庭,父母都可以到处宣讲,成为荣誉的受益者。可是,反而观之,那些高考失利者呢?面对标准化、模式化的考试,失利者成为大部分,毕竟状元很少,所谓的985也很少,就是211都不多。对失利者而言,高考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心魔,面对自己的失利,他们丢失了质疑高考的可能,心灵必然备受打击,他们成为学校中的“差生”,他人的目光与判断,很可能被“差生”内化,从而破罐子破摔。那些闪光的“差生”成为被提前掩埋的“金子”,不是所有的金子都可以发光的,毕竟,有些“金子”是需要生存的土壤的,有些“金子”是需要伯乐发掘的,对他们很多人而言,他们失去了发光的场域。

  除了科举与高考影响之外,他们的考试内容也是颇值得探讨的。据邓小南等先生的研究表明,儒学从国家意识逐渐演变为社会和家庭的道德准则。这样说来,读书人将儒家经典进行了内化。虽然我质疑大部分读书人读儒家经典的动机,但在缺少宗教约束的古代中国,我承认儒学对社会多少有了某种程度的积极效果。这种积极效果更多是对读书人的一种素养的培养,而不是具体的文韬武略。反观高考,我们学的知识,不知有多少值得我们“内化”的东西。少则五六门,多则近十门的科目,真不知那些繁琐的定理公式、枯燥的文科背诵,加之不得不经历的题海战术,对我们的大脑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可以不夸张的说,高考的大部分内容,在高考后的一生中,再次利用者寥寥无几。与读儒家经典相比,我们的读书可能更加的功利与无用,这种无用与功利,不是读书本身,而是读书的内容与目的,至少儒家经典对读书人的内心多少有些实质性影响,可是高考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只是领取大学入场券的工具而已。

  

  附:

  文章的修改与写作得到毛韶华先生的指点与帮助,尤其是对文章后半部分的启发,仅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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