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2 次 更新时间:2012-02-20 1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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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江苏社科院)  

  

  【摘要】《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类犯罪进行了修正,特别是将“卫生标准”修订为“安全标准”体现了刑法对《食品安全法》基本理念的呼应和统一。但是,当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已经不能再被视为是一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型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风险社会语境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当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予以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此类犯罪进行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改造,增加持有型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严密刑事法网,将“生产、销售”修改为“生产、经营”,实现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制统一。面对食品安全风险,刑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关键词】食品安全犯罪;风险社会;安全刑法;抽象危险犯

  

  引言: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修正现状

  

  2011年2月正式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八)》)对食品安全类犯罪做出了修订,首先,对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做出了修改,如对刑法第143条进行了修改,将“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改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将“食源性疾患”修改为“食源性疾病”。其次,就刑罚部分进行了完善,如第143和第144条都取消了单处罚金刑和比例式的罚金刑适用标准,另外,针对第143条增加了适用较重刑罚的条件。除“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外,增加“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加重处罚情节之一。同样,刑法第144条中第二档情节条件中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增加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第三,增加了相关罪名。《修(八)》在刑法中增加了一条作为408条之一,即“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也就是“食品监管渎职罪”。应当说,实现了刑法与《食品安全法》衔接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加上修订后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食品监管渎职罪”与原先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共同形成了惩罚食品安全犯罪的罪群。应当说,《修(八)》对食品安全犯罪做出的调整,是对近年来食品安全犯罪严峻形势和公众要求严惩食品安全犯罪呼声的一个回应,也是对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的一个立法呼应和体现。这样的立法也被称作是“加强对于民生的刑法保护”。[1]也就在《修(八)》正式生效不到一个月的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便下发了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及相关职务犯罪的通知,指出“《刑法修正案(八)》对危害食品安全及相关职务犯罪作了修改完善,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研究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准确适用罪名。”“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及相关职务犯罪务必依法严惩,特别是对影响恶劣、社会关注的重大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判处。”[2]《修(八)》的相关规定无疑被视为当前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利器。但是,现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与我们“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3]的需求还是存在差距的,当前的刑事立法能否实现、胜任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不无疑问。

  

  一、罪责刑法与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刑法转型的理论逻辑

  

  (一)风险社会的安全诉求与刑法保护机能的暗合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风险社会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和介绍,刑法学界也不例外。“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首次系统提出来的理解和反思现代性社会的核心概念。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者认为,“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秩序与方式,提供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物质便利,也创造出众多新生危险源,导致技术风险的日益扩散。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各种人为风险,从电子病毒、核辐射到交通事故,从转基因食品、环境污染到犯罪率攀升等。风险社会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状态”。[4]这种风险往往具有其独特的特性:第一,很多情况下是人为的风险,又可称之为技术性风险;第二,这种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了国界,属于世界性的风险;第三,这种风险和社会的发展本身相关,是现代性本身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各种社会制度运行的结果;第四,这种风险威胁巨大,一旦发生,会给整个人类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第五,这种风险处于无法控制的危险境地,既不能很好地事先预警,又不能很好地事后处理,而一些试图控制风险的尝试反而会进一步扩大了风险,加剧其不确定性。[5]为此,吉登斯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前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在前一个阶段,社会风险主要来自于自然界的威胁与危险,如天灾地震、洪水猛兽、瘟疫疾病等自然灾害,或者来自于地方军阀、土匪强盗、邪恶巫术等传统的人为祸害。而后一阶段的社会风险则更多地来自人类自身,“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科学已经造成新的不确定--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6]换句话说,所谓风险实际上是混合了现代政治、伦理、媒体、科技、文化以及人们的特别感知而形成的现代文明制度、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态风险而展开的风险。

  风险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处在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下,心里充满恐惧和不安,人们对安全的渴望非常强烈,希望现代法制能够成为救赎人类的关键所在。复杂多变的风险社会现实,使人们把安全价值看得重于一切。刑法作为底线法,它调整的是最严重的、社会最不能容忍的危害行为,用刑法规制风险是风险社会下人们获得安全利益的必然选择。实际上,现代刑法具有权利保障与秩序维护两大机能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与秩序维护机能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刑法所具有的机能本身就包含了对人们所需要的秩序生活的维护。“刑法的任务是保护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秩序。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与世隔绝地生活,相反所有的人均基于其生存条件的要求,需要生活在一个彼此交往、合作和相互信任的社会里。在维护人类社会关系的和平秩序和保护秩序方面,刑法具有重要意义。……刑法通过国家强制最终确保法秩序的不可破坏性。”[7]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看,人类对安全的需求甚至早于对自由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在没有满足安全需要的前提下,人不会产生强烈的自由需要。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刑法的终极目标,是赋予国家中公民合理的安全感。[8]与此同时,在现代的风险中,毫无疑问,对安全的追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迫切,风险社会的刑法更加应当将安全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控制风险以安抚公众成为现代社会压倒性的政治需要,刑法不再为报应与谴责而惩罚,主要是为控制风险进行威慑”。[9]可以看出,风险社会下公众对安全的诉求就刑法机能而言,实际上是加强了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这实际上也是刑法基本机能的应有之义。[10]

  (二)风险控制驱动下传统刑法向安全刑法的转型

  罪责原则是现代刑法的重要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行为人的刑法谴责必须基于行为人主观的罪过。如果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虽然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了侵害,但若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等刑法罪过形态,则刑罚的发动就没有正当性根据。传统的罪责刑法观认为只有在应受处罚的行为对法益造成损害结果时作出反应才是适当的,这显然是一种事后应对,无法满足风险社会人们对安全价值的需要。然而风险社会的各种社会风险往往蕴含着全球性的、灾难性的后果,一旦发生便无法挽回,因此传统刑法在危害后果发生以后所进行的应对与处理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刑法中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并且传统刑法对法益侵害的认识是一种个人化的、物质化的侵害后果。然而,风险社会中所不断展现的新型社会风险具有难以认知性和持续性的特征,有时风险并没有以一种可以认知的物质化的侵害后果表现出来或者物质化的侵害后果超越了人类目前能够控制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从而使得对某些危险行为的责任追究缺乏依据。[11]面对风险社会对人类社会提出的挑战,刑法必须作出适当的反应,传统的罪责刑法观面对这种安全诉求显得苍白无力。

  在风险社会中,刑法所关注的主要是行为人所带来的危险,对其进行处罚的目的也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行为给法秩序共同体生活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以满足人们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需求。刑法的任务更突出的是安全性,保证秩序共同体生活在安定、和谐的环境里是刑法的重要任务,因为任何社会必须在一种安全制度和安全秩序内才能保持良性地运行,这种安全的秩序也是任何共同体成员之间实现个体和整体的安全目的。因此,面对风险社会的各种风险,法秩序共同体必须将这种秩序的安全性上升为规范,从而实现对风险的最大限度控制、对安全的周全保护。而安全刑法正好满足了这样的需要,应当说,刑法从传统的罪责刑法向风险社会的安全刑法转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风险控制的需求使然。

  基于风险社会理论下的安全刑法相较于传统的罪责刑法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刑罚的目的从消极的一般预防论转变为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也就是说为了消除风险社会中,人们对未来的极度不安,保障社会安全,立法者大量采用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事处罚提前化的做法。前者表现为刑法干涉范围的扩大,主要是将对人类生命、财产等有严重威胁的危险行为犯罪化,把许多抽象和超个人的法益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这主要反映在经济、环境、计算机、医学等领域中犯罪罪名的大幅度增加。后者表现为刑事立法中大量采用抽象危险犯或者将预备犯独立成罪的立法技术,把处罚的重心放在违反禁止规范行为本身而不是造成的侵害结果上,这就使得刑罚的处罚阶段前移。实际上,“今天的刑法不仅是对侵害的反应,而且它还有这样的任务:使保障社会安全的基本条件得到遵循”。[12]

  

  二、经济秩序与食品安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体系的重新定位

  

  (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观的立法演变

  在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并没有关于食品犯罪的法律规定。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极大地限制了经济活动的活跃性,但也有效地遏止了如食品犯罪这类恶性经济犯罪的大量发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也出现了,食品犯罪活动日益严重。这类犯罪活动不仅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国家食品卫生监管制度,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我国的刑事立法者及时调整立法思路,开始陆续通过对刑法的补充修改,颁布针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单行法规。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此《决定》的第3条首次明确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种食品犯罪。随后,在1995年10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第39条第2款规定违反食品卫生法,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或者在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即现行刑法将包括《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在内的涉及有关市场经济犯罪的12个补充规定(除贪污贿赂犯罪之外)几乎全部纳入到市场经济犯罪中。应当说,我国的刑事立法一直以来,主要还是认为食品安全类犯罪破坏的主要是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将此类罪名分散地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食品犯罪和其他经济犯罪起源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整体的社会危害性在于破坏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在当时情况下,认为食品卫生主要侵犯了国家的食品卫生监管秩序是有其合理依据的。

  2009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实际上是在对原有的《食品卫生法》修订基础之上产生的。从“食品卫生”到“食品安全”,实际上反映出了立法理念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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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刑事杂志》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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