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之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8 次 更新时间:2012-02-16 21: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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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 (进入专栏)  

  

  【作者按语:这是作者于2011年5月自主选题展开研究并于同年9月独立完成的重庆打黑专题研究报告,该报告有完整版、摘要版、简明版三种板式。这三种板式都已于2011年9月9日循适当途径同时致送国家最高领导层,供他们参考。在略经文字修饰后,本报告的完整版提交给了2011年10月22日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下册。现按2011年10月22日在中国宪法学会上刊登的原文,正文内容丝毫不变,分五部分公开发表,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欢迎批评。】

  

  五、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1]

  

  治安型打黑绝对必要,因此,不论何时何地,实施治安型打黑做出了成绩,都值得称道。对我国各地治安型打黑的业绩及其形成的光环,法学、法律界所有人都是高度认同和支持的。从实际情况看,从来没有人不认同、不支持治安型打黑,估计今后也不会有。但是,在肯定治安型打黑的同时,也要防止它被有心的权力人士做极端的运用,防止它被用于为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创造前提、投射光环。

  对于重庆打黑的评价,人们应该辨别肯定者是肯定的哪种类型的打黑,反对者是反对的哪些“黑打”内容,以防止混淆视听、蒙蔽舆论。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副主席在内的中央领导人肯定的打黑,在内容上毫无疑问只是治安型打黑或打黑的治安内容,绝对不可能肯定在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违宪违法现象。同理,迄今为止,人们对重庆“黑打”的批评,绝对不是针对正常的治安型打黑,而是针对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即“黑打”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展开的。

  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是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比照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甚至共产主义阶段的要求形成的冒进发展方式的政法内容。要正确评价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须解决好对中国目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等多方面的认识问题。充分理解这个问题须立足于两个基点,其中之一是中共十七大报告对于我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如下定位:“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2]虽然十七大做出这个判断是4年前的事,但显然依然适用于现阶段。理解这个问题有两个基点我们回顾一下邓小平的有代表性论述。

  充分理解这个问题须立足的另一个基点是邓小平先后在1985年3月和1992年1月做的如下谈话:“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要一部分先富裕的人帮助没有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3];“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邓小平这两段话分别是26年前和19年前说的,社会发展了,今天中国之情况已经与当时有了一些变化。

  但是,面对今天的情况,我们最多可以说,一部分人先富的状态已经实现,现在该把重点放在强调先富带后富了,但现阶段无论如何还不能把工作重点放到采取措施兑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上。因为,“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终”的目标,“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到达了共产主义,至少是到达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在这方面,学术界下述理论观点有一定代表性:“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就是讲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够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使整个人类达到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而且是社会主义本质能够达到的目标即共产主义。实际上共产主义经济层面的涵义就是共同富裕。也就是说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最终达到共产主义。”[5]可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为之奋斗的大目标,但不是可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即兑现的状态。

  按宪法、执政党权威性文献和实事求是精神,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应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应该是:A.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阶段;B.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富的人、后富的地区的阶段;C.“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

  这样分三个阶段的主要理由是:(1)不分阶段无以说明发展水平差异;分更多阶段是可以的,但在本文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内没有必要;(2)分两阶段不行。因为,分两阶段只能有两种选择:选择之一是将A与B合并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C单独做一个阶段,但这种做法几乎无异于不分阶段,因为它使得我们不能对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乃至共产主义阶段前的社会发展水平做阶段性划分;另一种选择是将A单独做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将B与C合并为一个阶段,而这种做法的理论和实践后果,将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同于共产主义阶段,至少是混同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对中国和本地区当今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评估方面,重庆党政高层在思想认识上很可能存在方法论失误。重庆党政高层认为: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还必须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缩小三大差距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了要做好促进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6]

  请读者注意,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句话,只区分为“前半句”与“后半句”的认识方法,恰恰是本文前面说到的将中国社会发展A、B、C三阶段不适当划分为两阶段的典型表现,具体地说,就是“将A单独做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将B与C合并为一个阶段”。正如上文已经证明过的,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必然导致的理论和实践后果,将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同于共产主义阶段,至少是混同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这样看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即兑现“共同富裕”这个原本只能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甚至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兑现的“共同富裕”状态。

  的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7]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代表中共中央做报告时是这样做判断的,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但重庆劫富和追求立即实现“共同富裕”的地方性政策,包括重点拿私营企业家和私营经济开刀的刑事司法政策,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1)我国目前所处阶段应该是一个强调先富带后富的发展阶段,而不应该是一个劫富和追求立即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但重庆却事实上把重点放到了立即实现“共同富裕”的措施上。“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8]重庆是这样说的。但从那里的做法看,他们已经不是“研究”,而是在“落实”和“实施”,也就是说在做应该到共产主义阶段、至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做的事。

  (2)从实际情况和中共对现阶段我国面临的问题的估计两方面看,今天中国在财富分配方面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只是贫富差距过大,并不是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有特定含义,指的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过大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经济状况,一般来说都有不同程度改善,收入差距虽过大,但从总体看,尚不能说已经两极分化。从中共17大报告的相关主张看,其中也隐含着做这种估计的前提。这种估计与学术界和普通人的观感是基本相符的,迄今未见有人做出相反的论证。重庆党政高层表示: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9]他们致力于缩小三大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很好,但如果他们认为贫富差距已经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程度,从而认为我们社会主要面对的已经不是先富如何带后富的问题,而是如何千方百计设法降低贫富差距、兑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那可能就脱离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了。重庆似乎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可以说,重庆的做法实际上是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想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只是为落实这一追求而选择的政法路径。

  试图在现阶段“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以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来落实这种追求,是在执政党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来中国刮起的新型的、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共产风。

  

  六、重庆式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之实质及其不可行性

  

  打黑型社会治理方式的剑锋之所指,归根结底是宪法第6条规定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更具体地说,这种社会管理方式实际上是要重创“多种所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中除传统按劳分配之外的其它分配方式。打黑型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阻扼“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共同发展,否定按劳分配之外的分配方式,还要对已经成长起来的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根据非按劳分配方式获得的收入实行“共产”。但是,这样做毫无疑问会破坏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重庆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最为令人担忧的地方。

  重庆包括最大三家私营企业在内的大批私营企业在打黑中倒下,开办这些企业的私营企业家都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事实,直观地告诉人们,重庆贯彻了一条针对和重创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这种重点摧折私营经济、私营企业家,变相否定私营经济、没收私营企业家以非按劳分配方式积累的财产,背离宪法关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阶段定位。所以,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经济内容和为其服务的刑事司法政策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不能容许的内容和政策。

  当然,有关人士可以用这些私营企业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些私营企业家都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托词来否定重庆事实上推行了一项剑指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但这是徒劳的,原因是:

  (1)就政治体制而言,在我国省市县等行政区域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和党委书记个人的体制下,在公权力“总有一招能治你”的司法现状下,地方党政高层要推行任何不符合宪法的规定或精神的刑事司法政策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可以说,今天任何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高层如果推行一条摧折国有经济及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的刑事司法政策,照样马上就会有大批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被以贪污、受贿、涉黑等罪名被逮捕、判刑,包括死刑。

  (2)在非运动化执法的时候,在上级和地方党政高层不刻意推行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时期,在没有其他组织和个人进行法外干涉的情况下,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基本上可以做到,否则法院就做不到独立行使职权、很大程度上只能揣摩党政高层的意思办事。

  (3)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严格依宪法、法律规定的体制办理刑事案件、能够相互制约的情况下,在当事人能够获得自主委托的律师充分辩护和真正接受公开审判的情况下,推行定向重点打击特定社会阶层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很难的,但如果情况完全相反,那么一地党政高层要推行打击特定社会阶层的刑事司法政策就十分容易。仅仅在阻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获得律师有力辩护方面,就有许许多多法律界、法学界众所周知的事实表明重庆公权力组织为实施剑指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做了不少违背宪法、法律精神和社会道义的事情。

  重庆两年多来已经显露的事态表明,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之实质,是改变宪定根本规则,以权力意志和直接的公共暴力为基础,对社会总体利益及与之相对应的财产进行再分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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