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认为，"中学"、"西学"这一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所谓"学"本无所谓中、西之分。比如，几何学源出于希腊（或埃及），没有理由说几何学是"希学"或"埃学"。代数学源出于阿拉伯，也没有理由说代数学是"阿学"。马克思主义出自德国，没有人说这是"德学"。如果存在"中学"、"西学"的话，只能理解为由于不同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的差异，导致某些学术产生于某些国家而没有产生于另一些国家。比如牛顿力学出现于英国而没有出现于法国，也许与英国的历史文化环境有某种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物理学史"与"法国物理学史"有某种区别。可是，如果我们因此而把牛顿力学称之为"英学"，或"英国物理学"，这就把民族或文化的特殊性带入到了学术的普遍性当中，仿佛学术没有普遍的真理而只有服从于国家的特殊性的真理。正如金岳霖先生在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严格来说，没有"英国物理学"，而只有发生于"英国"的物理学。与此同样的道理，何先生也认为，严格来说，没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这样的事物，而只有哲学在中国、哲学在西方；没有"中学"、"西学"，只有"某学"在中国、"某学"在西方。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很喜欢谈论所谓的"中学"与"西学"之别，并大肆进行"中学"与"西学"的比较，仿佛这其中有多么大的秘密似的；而在何先生看来，这其实是一项空洞无意义的争论。因为真正的"学"就应该代表普遍的真理，不管它们是中国人提出的还是西方人发现的，都不应受制于"中学"或"西学"这个框框。
何先生的这一观点让我大吃了一惊，细想了好几天时间，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后经与之反复辩论，觉得有必要将我的感想写出与大家共享。我认为，何先生所提出的"中学-西学"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时下中国学术界盛行的几种观点当中的严重问题。
一、"中学"未来的方向之一是引进认知主义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学术缺少西方的认知主义传统，这导致了中国科学不发达。未来中国要发展，中国的学术要进步，必须从根本上克服这一问题，为此形成一种说法，即："中学"未来的方向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的认知主义精神。这是包括牟宗三先生等不少人在内都有的著名论调。但是细想一下，这句话当中的所谓"中学"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是指中国现有的各种学术研究、后者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之中吗？这其中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也有政治学、社会学、考古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学科，还有哲学、伦理学、艺术等一系列人文科学学科。那么，在"中学"中引进认知主义精神是针对上述哪些学科中人而言的呢？是针对那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吗？显然不应当。因为这些人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是认知主义的了。是针对那些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吗？这些人也早就在进行或从事着认知性质的研究。是针对那些从事宗教或艺术工作的人吗？显然也不应该。因为一个人如果从事艺术或宗教，他不用认知的方式进行思维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强迫他不用艺术的形象思维（如果他是艺术家）或宗教的直觉思维（如果他从事宗教的话）而改用认知的思维，那等于是在毁灭他的事业，他一定会说你有病，并断然拒绝之。是针对那些从事哲学工作的人吗？然而哲学工作者真的不知道用认知的方式思维吗？那么，把引进认知主义精神当作"中学"未来的方向之一，这一提法究竟有何意义？
不妨设想一下，这一提法是指我们应该大力发展认知科学、培育国民的认知主义精神，后者在中国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如今中国政府、中国的教育体系早已把一系列认知性学科（如数、理、化等等）当作每一个中、小学生升学的必读课程，难道这还重视得不够吗？
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认为这一提法是指应当在中国传统学术当中引进西方的认知主义精神。可是这一说法也存在致命的问题。试想一想，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学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死的存在，那就是一堆历史遗产，谁也甭想在其中添加什么东西，否则就是篡改历史了；如果把中国传统学术当作活的存在，那么它们的状况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当作"科学"--政治科学，历史科学，教育科学，哲学科学等等--的客观研究对象。而这样做本身也就意味着它们已经被人们用"认知"的方式来研究了，难道还要你来提醒研究者引进西方的认知主义精神吗？另一种情况是，传统在今天仍被一些人当作活的人生信仰来继承和发扬，就象20世纪中国的新儒家、新道家、新佛家的信徒们所做的那样，他们把传统当作一种道德修养或人生信仰来追求。可是这些人真的需要把在理论上引进认知主义--即在理论上找到道德追求与认知主义之间的结合点--当作他们的主要工作吗？试想一想，宗教般的人生信仰追求与认知主义的科学探索本来是两项工作，二者之间的结合严格说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就象一个社会，有的人从事道德教育，有的人从事物理学研究。这是一种分工。这两种工作可以在实践中相结合（比如在物理学家的私人生活出了道德问题之后），但是在道德与物理学这两项事物之间并不存在理论结合的先天必然性，对于从事道德教育的人来说，也无需要把在理论上引进认知主义当作其主要工作。我们把中国古代的道德传统当作活的人生信仰固无不可，但象现代中国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唐君毅等一些人那样，为了在"中学"中引进西方的认知主义精神，苦心孤诣地在理论上研究道德主体与知性主体之间如何才能相结合的问题，而不把精力花在探讨现代人在精神生活、道德生活方面所出现的新问题上，显然是"越俎代庖"，其实是被一些假问题蒙蔽了双眼。
二、中国学术的方向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吗？
又比如，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将主要精力用之于寻找一条"救中国"的道路，与此相应地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中国学术未来的方向就是寻找使中国更加富强、使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这种观点很有影响。
然而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很滑稽。试想一下，所谓的中国学术，在今天无非是由各种各样的学科构成的，每个学科都可能有好多细小的专业，而专业之下又有许多领域（research field）。例如，就拿"文学"这个学科来说，大学中文系中有的人研究李白，有的人研究《离骚》，有的人研究海明威，有的研究希腊神话乃至《荷马史诗》。难道这些人研究唐诗、《离骚》也是为了国家的某种需要吗？难道让这些人为了围绕着如何使中国早日富强、早日现代化而研究古代神话以及《荷马史诗》吗？在其它各个学科领域，情况其实也完全一样，这一点只要我们稍微开动一下脑筋就能想通。比如在哲学系有的人研究亚里士多德，可是亚里士多德与中国现代化有什么联系？即使有联系，也太间接了！为着中国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他是不是应该放弃研究亚里士多德，转而研究某个与中国现代化联系更直接的课题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将来岂不是无人研究古希腊哲学了吗？不同专业的人们在研究不同的问题，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而满足人们的兴趣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人性的境界本来正是学术的根本价值；另一方面，各个专业、各个研究领域都遵循各自不同的学术逻辑，如果在学术的逻辑之外再预设一种新的逻辑，以致把国家需要看得比学术的逻辑更重要，乃至用国家标准来衡量学术，这无异于摧毁了学术本身，而这正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悲剧。
那种认为今天中国学术的方向就是使中国更加富强，或者说寻找一条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道路的人，常常会处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即一方面他们大谈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使中国学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为此大搞国际学术交流，引进了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作学术报告。可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一流水平"这两个目标其实是有矛盾的。试想一想，这些被我们请来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西方学者，他们做学问难道也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更加强大吗？比如说，如果一位美国学者做学问的目的就是使美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现代化的话，我们真的还有兴趣请他来中国吗？我们请一位日本学者来中国，难道我们同时也认为他做学问的目的是在寻找一条使日本更加富强的道路吗？我们做学问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请问我们是否同时也应该认为那些日本、韩国的学者们做学问的目的也是使日本、韩国魏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使得谁也不敢欺负他们？
也许有人会说，尽管外国学者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本国的现代化，但是他们的学术思想可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启发意义。可是这样想问题本身也是很可怪的。我们成天把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当作自己的目标，可是我们同时却没有弄清，所谓现代性本身就意味着学术的独立和自主，而不是指学术为哪个国家的强大或现代化服务。在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其实是现代化过程中关于学术的主流思想。我们在追赶现代化的同时却对这一现代性思想讳莫如深。尽管在西方近代以来也出现了一大批关怀现实问题的思想家，但是即便这种关怀也是从普遍的学术真理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哪个国家的富强或现代化目标出发的。就连卢梭、洛克这样的政治思想家，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使法国、英国更加强大，更加现代化。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为了使德国更加强大而提出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国人去信仰它了。原因很简单，如果学术不是从人性的普遍需要出发，追求人类共同普遍的真理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就必然会因局限于国家需要而大打折扣。象我们现在成天把寻找一条"救中国"的道路，把如何使中国变得更加富强、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当作学术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很荒唐吗？
三、走出“现代化”，你才活得有意义
既然大家都把现代化与学术的关系看得如此密切，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下：假如这一观点成立的话，什么才是我们能够追求的现代化。现在中国人普遍地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国家目标来追求，这其中有两重心结，一是出于民族主义情怀，二是主要局限于物质的进步与发达上来理解现代化。这两个心结的产生都是可以理解的，老实说一个国家追求这些东西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同时我们似乎应该认识到，"现代化"可以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结来追求，但是现代化的落实或者说其具体含义却不能从国家需要或任何民族主义思想来理解。比如说我们不妨承认，对于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存在一个"学术现代化" 的问题。但是什么是学术的现代化呢？难道不应当指我们的学术制度让更多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让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思考和交流，创造更加辉煌的人性境界，从而使得学术的研究能够为更多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吗？除此之外，预设某种高于这一目标的"国家"现代化理想，真的有意义吗？因此，所谓学术的现代化（如果存在的话）应当是针对 "个人"而不是针对国家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的现代化包含着学术的独立和自治，而学术的独立和自治本身就意味着坚决反对在学术之外人为地预设国家需要等一系列高于学术的目标。我们不是成天口口声声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无比伟大，因为有象汉唐文化、唐诗宋词等一系列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人性境界的成就吗？难道我们说汉唐文化、唐诗宋词伟大，是因为它们把汉代、唐代或者宋代的中国搞得非常强大了吗？
由此可见，所谓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理解为一个人为地预设出来的、高于各个行业之上的国家目标，以之作为指导各行各业的标准。我们上面所讲的学术现代化的道理对于其它各个行业同样适用。例如，商业的现代化应当理解为商业活动的理性化；商业活动需要国家的调节，但是我们不能说人们从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国家目标。尽管商业的发展对国家富强肯定有利，但是商业活动的根本目的只能理解为千百万从商的人们潜能的发挥和全面发展，理解为它最终为人性的自由与价值的实现服务，而商业活动的理性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条件。对于其它各行各业莫不如此。因此，如果我们不先从各行各业自身的内在逻辑出发，而是在行业之外先人为地预设一种"国家理想"作为各行各业追求的共同目标，结果很可能导致对各行各业自身内在逻辑的抹杀，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了行业发展的独立性及其意义。
因此，我认为，在我们"追求现代化"之前，不妨对"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如下解构，即必须认识到，所谓国家现代化乃是各个行业的现代化的集合，而各个行业的现代化无非就是各行各业的理性化与自治，就是行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人的潜能的发挥和全面发展，为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而已：
现代化=学术的独立+商业的理性化+法律的自治+政治过程的理性化+……
事实上，长期以来，正是因为我们主要局限于国家需要或民族主义情结来理解现代化，并以此为基础把所谓的"国家现代化"当作了高于一切的目标来追求，才把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搞得无比复杂。可以发现，经过这样一番对对"现代化"概念的解构，现代化仍然可以作为我们追求的理想，但是其含义变得简单易明多了。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固然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但是像中国现在这样举国上下把寻找现代化当作学术研究的目的，并长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话语，这一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事实上，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精力来探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学者做学问的时候不需要也应当总是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学术价值；像今天中国这么多学者都把从整体上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当作自己的根本学术关怀的做法，实在是既荒唐又没有什么意义，举世罕见。因为现代化无非就是指各行各业的人们按照正义的方式把自己行业的事情做好，表现为各行各业的独立、自治与理性化。在行业的理性化与自治之外架设一个抽象的国家现代化目标，反而会导致行业的"现代化"不能实现。这就好比一个足球队，它的整体水平是每一个队员在个人水平集合的产物；如果每一个队员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上，而花在抽象地探讨整个球队如何提高整体水平上，整个球队的水平永远也不会得到提高。
就学术研究而言，对"现代化"概念的解构意味着：首先，人们不必把一种整体意义（国家意义）上的"现代化理想"当作其学术事业的理想，每个人只要从自己的个人兴趣出发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尽可能把本专业、本领域的问题研究得最深刻、最清楚就可以了。换言之，学术的最高境界是人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任何高于人性的东西；其次，对于任何一个热爱和从事学术的人，他在从事学术的过程中都必须无条件地把自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来对待。如果我们先预设一个学术之外的目标，很容易导致把它当作衡量学术的主要尺度，结果个人作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不是目的而成了完成国家需要的手段；最后，可以有一部分人把中国现代化当作自己终身的学术课题（既可以是纯学理式的研究，也可以是完全实用的方案研究），但是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衡量学术价值的主要尺度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能起多大作用。中国学术必须在国家需要之外、从普遍的人性状况出发来确立自己的独立基础，中国学者必须重建学术自身的逻辑，建立独立的学术价值王国。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也许都会同意"学术对于人来说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个说法，但是与此同时你要他们放弃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个目标来从事学术，又是多数中国学者所极不情愿的。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似乎贬低了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其实，这种"不情愿"本身恰恰反映了当代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深刻的"意义"危机。因为他们的这种心态说明他们根本没有体验到那种纯粹的学理研究所带来的巨大乐趣，感受不到学术本身所具有的至高无尚的人性境界。在他们看来，只有从国家理想的角度才能找到自己的学术价值，这一现象本身恰恰说明他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价值是非常缺乏自信的。他们没有认识到，恰恰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不自觉地把国家需要、把民族现代化理想当作了"中学"的最高理想，结果事实上导致中国学术长期不能与世界一流水平对话，长期不能"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