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8 次 更新时间:2012-02-16 14: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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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从phronesis与sophia在希腊文中的含义区分出发,探讨了 “中国型态的伦理学”成立的前提等问题。作者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伦理学”这个西方学科的接受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未能从思维方式角度思考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条件,因而普遍忽视了“中国伦理学是否能成立”这一对于研究中国伦理学来说根本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人们不假思索地将中国古代的伦理学说一律称为“中国伦理学”的内容,不仅导致对西方伦理学的误解,而且无益于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作者还认为,只有区分“儒家学说中有伦理学”和“儒家道德学说是伦理学”这两个判断,才能正确使用“儒家伦理学”或“中国古代伦理学”这类术语。“儒家伦理学”、“中国古代伦理学”其实是用“伦理学”这一西方学科范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进行人为加工和重构的产物,决不能代替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学术);把儒家学术纳入到“伦理学”等西方学科范畴中去,并以之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最佳现代解读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自身独立性的抹杀和独特价值的忽视。

  

  关键词 伦理学;儒家伦理学;中国伦理学

  

  中国古代有无伦理学?这个问题乍听起来似乎是很可笑。众所周知,中国历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所讨论的问题,几乎都与伦理学有关。而儒家则把几乎所有领域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哲学问题、文学问题等等统统当成了伦理道德问题来讨论。因此,蔡元培先生早在20世纪初叶就曾指出“吾国夙重伦理学”,[①]在1910年出版的第一本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中,蔡元培更是指出:“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而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我国伦理学之范围,其广如此,则伦理学宜若为我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矣。”. [②]自蔡元培先生之后,中国学者已经撰写了无数本以中国古代伦理学为专题的著作,中国伦理学史成为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最主要的课目之一。怎么能说中国古代没有伦理学呢?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什么是伦理学、并以中国古代道德学说与之对照,就可能产生一定的疑问。因为,按照我国教科书上目前最通行的定义,“伦理学是一门道德的科学,或者说,伦理学是以道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科学。”[③]它的主要任务是“论证和阐述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与规律”。[④]考察一下西方伦理学史可知,早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时起,就已开始有意识地试图把道德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在其后的各个不同时期里,人们对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使命或任务的理解虽不尽相同,但也多半把伦理学称为一门科学。故而伦理学又常被称为ethical science(伦理科学). [⑤]据此,似乎可以说,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伦理学,因为中国古代虽然有丰富发达的关于伦理道德的学说,但是这些学说在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成为一门“科学”,也没有被当成一门“科学”来追求。科学的理想是建立“合理的知识”,然而正如人所共知的,中国古代的道德家们常常反对把道德作为知识来追求,他们主张“行重于知”,区分“德行之知”与“闻见之知”,或提倡“知行合一”,等等。因此把道德当成一门系统的知识学科来建构在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怎么能把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学说(特别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道德学说)直接称为伦理学呢?

  那么,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伦理学?

  

  .1 Sophia与Phronesis

  

  为了搞清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伦理学”,最好先从词源上出发,先厘清它的最初含义。因为“伦理学”一词,严格说来是一个外来词,译自西方语言中的ethics。据说是日本学者首先借用汉语中的“伦理”一词进行这种翻译的。清末民初时,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道德哲学》时借用了日本的意译,将其译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从此,“伦理学”一词成为在中国通用的学科名词。[⑥]蔡元培在1910年撰写《中国伦理学史》时指出,我国过去没有“纯粹之伦理学史”,日本学者木村鹰太郎撰写《东西洋伦理学史》一书,“始以西洋学术史之规则,整理吾国伦理学说”;因此,在蔡元培先生看来,撰写中国伦理学史,实质上就是用西方的哲学伦理学范畴来重新整理国学,而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则是为了与西学相抗衡。[⑦]他并引用另外一位日本学者久保得二氏的话指出,“若博读东洋学说而未谂西洋哲学科学之律贯”,则“不足以胜创始之任。”[⑧]

  今按:“伦理学”(ethics)一词出自希腊文ethos(风俗,习惯)及其派生词ethikos(伦理的,德行的),古希腊人使用ta ethika, ethike episteme来表示“伦理学”、“伦理科学”。它与拉丁文中的philosophia moralis、英语中的moral philosophy(道德哲学)或moral science(道德科学)是同义词。此外,它有时也被称为“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或“实践科学”。[⑨]由此可知,下面六个词汇在西方语言中的含义相通:

  

  ①Ethics

   ②Ethical Science

  ③Moral Philosophy

   ④Moral Science

  ⑤Practical Philosophy

   ⑥Practical Science

  

  在这六个词汇中,①②③④四个词汇基本上通用,⑤⑥(特别是⑥)的含义相对宽泛一些,它们常被用来形容“伦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是“实践的”。因此这些词汇提示如下信息:

  1)“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③⑤);

  2)“伦理学”是一门“科学”(②④⑥);

  3)“伦理学”是“实践性质的”(⑤⑥)。

  在“伦理学”的这一系列含义中,最容易引起中国人误解的是“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这一表达方式,因为中国人一看到这个名词,往往立即把它理解为一门专门用于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或个人人生实践的学问,于是伦理学似乎代表一种实践的智慧(practical wisdom),以为这就是伦理学的基本特征。如果联系一下“哲学”(philosophia)在希腊文中的词源含义就是“爱智慧”(philo=love,sophia=wisdom),这种理解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里面有很大的误解。

  从理论上讲,“实践哲学”这个说法应当来源于第一个从严格意义上来使用“伦理学”这个词、并首次把它建设成一门科学的亚里斯多德,尽管亚里斯多德本人可能并未使用“实践哲学”这个表达式(具体原因下文分析)。然而,就在《尼各马科伦理学》这本公认代表亚里斯多德本人思想、对整个西方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不朽著作中,亚里斯多德用大量篇幅试图证明,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所追求的“智慧”(sophia)却不能被称为“实践的智慧”(phronesis)。

  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斯多德仔细分析了希腊文中的两个“智慧”概念:sophia和phronesis。他指出,phronesis指人类在追求善恶的过程所体现出来的才能或习性,包括人们在治家理财、治理城邦等方面的聪明才智(1140b1-10)。因此,该词中在英文中常被译为practical wisdom[⑩], 中国学者多译之为“实践的智慧” [11],苗力田先生则译之为“明智”[12],并指出:“明智(phroneesis)这个词……是依理性(或原理)而实践的品质。在尚未找一个现成术语相应的现代拼音文字里,往往解释为实践智慧。所谓明智也就是策划,而且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种大策划,伯里克利是明智的典范……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乃是兵家的实践智慧。”[13]由此可知,phronesis这个词所代表的是一种与古典儒家所追求的人生的大智慧含义非常相近的“实践的智慧”。

  但是亚里斯多德却强调,这种“实践的智慧”却不是哲学-伦理学追求的目标。因为“哲学”—— philo-sophia ——所追求的“智慧”不是phronesis,而是sophia。对于sophia(智慧)之义,亚里斯多德说,sophia指最精确的科学,或知识的最完善形式。他说:

  显然在各种科学中,只有那最精确的科学才可称为智慧(sophia)。然而,一个智慧的人绝不可只知道由始点引出的事情,而要探求善于始点的真理。所以,智慧既是理智也是科学,在诸荣耀科学中它居于首位。[14]

  亚里斯多德将sophia之义直接与“科学”(episteme)相联,并说“科学”是“对普遍和出于必然事物的判断”,可证明性是科学认知的主要特点。[15]希腊文“科学”(episteme)一词,也常被现代学者翻译为“知识”,在柏拉图对该词的大量使用中已经赋予它与亚里斯多德类似的含义。

  由上可知,phronesis与sophia在希腊文中虽然都表示“智慧”,但二者的含义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却有本质区别。正因如此,西方学者常常把phronesis翻译为practical wisdom,sophia译为philosophic wisdom,对比如下:[16]

  

  希腊文

   sophia

   phronesis

   英文译法

   philosophic wisdom

   practical wisdom

   中文译法

   思辨的智慧

   实践的智慧

  

  亚里斯多德强调,“思辨的智慧”显然比“实践的智慧”要高级得多,因为思辨的智慧追求的是普遍、永恒、必然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具有不因人而异的绝对价值;而实践的智慧则只代表人所具有、从而也完全依赖于人的聪明才智。毕竟人不是世间最高贵的存在,因此在亚里斯多德看来,把人所具有的“实践智慧”当作最高智慧,纯属无稽之谈(1141a20)。

  如果说,哲学所追求的智慧是“思辨的智慧”而不是“实践的智慧”,那么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伦理学”为何又被称为“实践科学”、“实践哲学”,它的“实践性质”从何而来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著作中已可得出结论。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以自身为最高目的的“善”,而“善”与自然事物相比的最大不同就是,它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的。易言之,伦理学与其他科学特别相比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来自人的实践。亚里斯多德一再强调“善就是合乎德性的灵魂的实现活动(energeia)”。所谓“实现活动”,指一种功能性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事物展现其品性的实践活动。[17]由于“善”或德性的问题只有在城邦的“政治生活实践”中才能充分展现出来,亚里斯多德又将伦理学称为“政治科学”。因此,美国学者弗兰克·梯利在总结为什么伦理学是一种实践科学时说,“它之所以被称为实践的,因为它研究实践和行为。”[18]

  当然,亚里斯多德对伦理学这门学科含义及其实践性质的理解,在西方学术界也不是惟一的;亚里斯多德之后,西方伦理学一直在不断分化和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伦理学学派,但是这些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学思想出发得出如下结论:

  1) “伦理学”所追求的并不一定是对日常生活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实践智慧”,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目标是建立对于道德的合理“知识”。如果说它能对人们的实践产生影响,那也与这种“道德知识”的功能有关;

  2) 中国历代学者所追求的智慧,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所讨论的人生智慧,从性质上说更接近于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实践的智慧”而不是“思辨的智慧”(即“哲学的智慧”),易言之,是phronesis而不是sophia;

  2)中国历史上的道德学说,特别是其中占居核心地位的儒家道德学说,并不具有伦理学这门学科的“科学”精神,因此如果按照亚里斯多德所开创的西方伦理学传统来判断,似乎不能被直接称为“伦理学”。

  

  .2 伦理学≠道德学说

  

  然而对于上述反对将儒家道德学说直接称为伦理学的观点,人们可以反驳说,尽管我们把伦理学称为一门“科学”,但是这里的科学只是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事实上,凡是人类历史上对道德问题的系统思考和深入研究,尤其是其中包含对道德的理性分析和推理的学说,均可称为“伦理学”。由此出发,不仅儒家道德学说可以称为伦理学,人类历史上许多不同类型的道德学说均可称为伦理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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