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大陆政权的建立为标志,继两千多年前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之后,中国又一个大一统的政权出现了。
综观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社会变迁状况,从纵向上看,呈现出一家王朝兴、一家王朝亡的“革命”不断的图景;从横向上看,呈现出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正如《三国演义》一开头所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一家一姓王朝一统天下、继之多个多家多姓王朝划地为王的分合不定的景象。秦末,楚汉(刘项)相争,项败,一统于汉;(东)汉末,曹、刘、孙三家相争,曹、刘、孙皆败,一统于晋(司马氏);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三家相争,陈、张败,一统于明(朱)……;直至民国,国共相争,国民党(蒋介石)败,共产党(毛泽东)胜,“天下”又再一次落入大一统(除台湾)格局。
从中国数千年王朝轮替、“天下”合分史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纵向翻转烙饼,横向分割烙饼、拼合烙饼史。透过历史的迷雾和诡异,只要我们稍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大一统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建立,是有其根由和必然性、规律性的。一般来说,一个大一统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建立,大多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残酷的、血腥的双面的战争、斗争和淘汰过程。一面:任何一个武装势力集团内部都是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经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击对手的形式:名誉上搞臭对方,栽赃陷害,乃至实施暗杀等),其中一派势力逐步做大、做强、得势,这一股强大、得势的派系在争斗过程中推出自己的顽强首领,为了赢得对内和对外斗争、战争的胜利,这派核心成员赋予这个首领以极大乃至无限之权,当这个首领一旦大权在手,就反过来使用自己手中掌控的权力,打压、清洗、收买对手(如:1926年的蒋介石对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左右开弓,确立了自己的军事统治地位;延安整风时期的毛泽东,制服了王明、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以进而巩固、壮大自己所属的派系的势力,等到这一切都办妥之后,这个势力集团便把矛头转向外部,向其他与之争夺“天下”的敌对势力展开战争和斗争,这样,中华大地上另一场大戏就开锣上演了:各个势力集团之间展开了“逐鹿中原、寸权必争、寸土比得、你亡我存”的殊死争斗,最后,经过一连串的血腥的斗智、斗勇,其结果,要么,如秦始皇,“扫平六合、一统天下”;要么,如1949年国共两党之争,最后双方力尽而止、隔海而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我以为,既是中国社会数千年社会变迁的惯性(王朝“革命”、分合交替)使然,也是中共近代社会国门洞开以后、添加了一些新元素所得出的结果。这个政权的自生或内生的历史摹本是秦朝、秦始皇的武力大一统;这个政权外来的或派生的精神摹本是马克思主义或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经概括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结合体或合二为一体);这个政权的最初模型显现于井冈山,成型于延安,最终落脚、立足于北京红墙之内;这个政权在毛泽东成为公认的领袖以前,从陈独秀开始,接连不断经历和淘汰了瞿秋白、周恩来(中共六大以后的10年间中共中央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领袖人物,直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毛泽东才成为全党公认的领导核心。
毛泽东在成为全党的领导核心以后,伴随着他的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的运用和发挥,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借助国际局势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到了那个海岛上去了,从而实现了大陆政权的大一统。
毛泽东、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没有步李自成、洪秀全的后尘,首先通过镇压所谓的“反革命”、实行土改,巩固了政权。接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化运动,废除了私有财产制和自由市场,使国民经济成了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一个工具;再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清洗了党外的反对派;此后,经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给彭德怀等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从而打压了党内的反对派,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把刘少奇这个威胁最大的反对派彻底清除,接着摧毁林彪以及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他73岁至83岁这10年间,把一场大一统、清一色、一言堂、一人独尊的政治游戏玩到了极限、玩到了顶峰、玩到了最高潮!然而,随着他的撒手人寰,他所终生构筑的这个大一统、清一色体制也就随之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高潮也就开始退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道路的道路也就走到了尽头了,大一统、清一色、单一化也就物极必反、剥极而复了。
毛泽东一去世,邓小平便迫不及待地撕毁了毛泽东在生时强迫他“签字画押的政治生命死亡书”(这是一个形象比喻,事实是,邓小平是被毛泽东单边宣判其政治生命死亡的),一眨眼间,东山再起,再次回到了权力中心,夺取、掌控了最高权力,从而开辟了一个邓小平时代(第二代领导核心)!在邓小平时代,由于接纳了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开始活跃,其间,经过胡耀邦、赵紫阳的不懈努力,毛泽东时代结成的大一统、清一色、单一化的坚冰开始融化,但这一初始的融化却触及了元老们(如陈云、王震等)的既得利益,到1989年学生运动,元老派反弹,随即改革开放陷入低谷。两年后,邓小平的南巡之旅,又一次开启了改革开放之门。经过江泽民时期,再到胡锦涛时期,中国社会大体进入了后大一统、清一色、单一化时代,各种社会问题蜂拥而至、纷至沓来。在江泽民执政后期,尤其在胡锦涛执政时期,官民冲突屡屡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10万起左右。最近发生的王立军事件,一改以往比较单一的官民冲突,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官民冲突之外,又增加另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官官互掐。官民冲突再加上官官互掐,使得中国社会的本已十分棘手的矛盾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中国社会的这一状况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心、揪心:黄炎培先生当年在延安和毛泽东的对话所担心的问题,会不会在未来不久的中国又要重演?
可曾记否? 1945年6月2日,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鹬、褚辅成和民主人士王云五、傅斯年等7名参政员联合致电毛泽东,表达了他们访问、考察延安的愿望。6月18日,毛泽东给7名参政员发出邀请函,希望他们到延安商谈国是。接到邀请函后,黄炎培等7名参政员决定飞赴延安。6名参政员(王云五因病缺席)在短短5天的访问中,就国是问题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连续举行了三次正式商谈。中共与这6名参政员达成了一个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企图召开假民主真独裁的国民大会、要求召集具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的共同主张的《会谈纪要》。除三次正式商谈之外,6名参政员还分别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单独的接触交流。其中,黄炎培与毛泽东的会见更具代表性。
毛黄会见一开始,毛泽东向黄炎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政治主张,党的建设及边区建设的情况,并询问黄炎培:“感想怎样?”黄炎培率直地说:“中国历史有一个可怕的周期率,集我六十余年所见,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开始时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待环境渐渐好了,惰性便渐渐发作,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凝视着毛泽东深思的双眸,黄炎培接着又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倾听了黄炎培的担忧和期盼,毛泽东激动地站起身来朗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是的,毛泽东说得对!毛泽东说得太好了!只有实行民主,我们中国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然而,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民主是人民民主,而不是宪政民主!苏联、东欧的历史前车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不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只有实行宪政民主,才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为此,值此我国官民冲突、官官互掐、矛盾交织、内外交困之际,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中国的有良善心、责任心、正义感和义务感的人,必须再一次站出来发出我们的声音:只有选择和实行宪政民主,我们这个几千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才能跳出“王朝更迭、分合不止”的历史周期率!也就是说,只有选择和实行宪政民主,我们中国才有希望和可能走向一个现代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平、安全和保障的国家和社会!
有鉴于此,我想,我们中国是该到了实行宪政民主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