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中国革命与苏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7 次 更新时间:2012-02-13 22: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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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似乎没起过太多好作用,多与那几个瞎指挥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在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近期出版的《读史求实》一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史料解读。杨奎松教授告诉我们,在援助中国革命这个问题上,苏联经常陷入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两者的相互纠葛,而这种纠葛在历史上也造成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谜团。

  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谈得并不多。在我们的印象中,莫斯科似乎总是在扶植那些后来被证明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瞎指挥,对中国革命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

  杨奎松:具体应该如何看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的关系问题,我还是主张先要摆正心态。所谓摆正心态,就是要能够从常情、常理、常识的角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两者间的关系。两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基础是,中共是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帮助和支持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不要说马克思主义是俄国人送来的,中国革命的方式方法是俄国人送来,就连共产党这种组织形态也是俄国人送来的。毛泽东在中共革命成功之际,即1949年6月30日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专门做过一个历史性的总结,里面对两者关系的关键之点讲得清清楚楚,丝毫没有避讳和否认。

  有些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常识性的问题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过去真话讲得不多不全,导致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没有基于常情、常理来做判断。比如,我199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第一句话讲:“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文章发表后,马上有人写文章批评我的这一提法,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外来的”。这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马克思主义不是外来的,难道是中国土产的?但就是有不少人因为长期听到的全部都是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内心里就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这样。在他们的眼睛里,一切最核心的价值只能是中国的。你把马克思主义讲成外来的,岂不等于说共产党是 “西化”的组织吗?

  过去有些历史不研究,或者不去讲,情有可原。查一下过去的党史著作就知道,延安整风以前,虽然对外不同时候可能会有些避讳,党内讲自己与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从来都是直截了当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共还是共产国际下级支部,自诞生以来就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不大讲这方面的情况,甚至在党史上也不大提这层关系和这段历史,是在延安整风之后。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了,不存在了,一方面当时中共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中共完全独立自主了。故毛泽东也专门讲过,说中共历史上犯过很多错误,不要老扯上共产国际,说到底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因此1945年中共中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面就只在两处简单地提了一下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作用,无论成功、失败,就都着重讲自身的问题了。后来抗战结束,和国民党打起来了,政治上要把“美蒋”关系树为靶子;再后来建国了,要树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这方面的历史也不宜多讲。但1950年代初,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关系又好得不得了,因此我们看1951年毛泽东审定、胡乔木主撰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文,还是会发现里面明白肯定共产国际帮助、指导的表述与说明很多。只是,几年后,中苏关系出了问题,以后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不论好的、坏的,就几乎都不讲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不能不讲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苏联就陆续披露,接着又公布了一批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和我们长期以来不讲这方面情况的讲法有了很大出入,不研究不行了。这以后一段时间里,研究的人相对就多了起来。但当时中苏关系并不好,何况感情坏了,老说法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突然要讲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也很少有人能够讲得出口。因此,党史学界这时的研究也主要是解释性的,研究者大都想要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传统观点来正名,这一研究在具体还原历史的功用上作用并不是很明显。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造成公开了那么多档案资料,今天却还会有许多人相信苏联、共产国际当年对中共及革命没有起过多少好作用。

  为什么说那种断言苏联、共产国际当年对中共没有起过多少好作用的说法是违背常识的?这里只讲中共建党背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问题,至少,第一,亲历者如毛泽东就不是这样讲的。第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懂得要“走俄国人的路”,才知道要成立共产党,“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你要承认毛泽东的这些历史总结,就不难看出苏联和共产国际到底有多重要了。第三,现在很容易看到的中共中央一大、二大、三大文件里,都清楚地记述了中共从酝酿之日起,就开始接受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党的几乎一切活动,包括主要成员的生活开支,都要靠共产国际的经费。

  今天,不少人也看到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相关档案,不能否认这一事实,然而他们心里并不舒服,因此硬是根据极个别人的并不可靠的回忆,说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不想要苏联人的钱,不想要别人干预自己的事情。殊不知,这都是今人拿自己今天的观念来猜度当时的共产党人。他们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中共参加者之所以会组织加入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毛泽东1920年底刚转向共产党时就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凡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因此,我们倾向于世界主义, “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中共一大、二大的文件中也写得很明白:“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试想在“工人无祖国”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他们当年会抱着警惕、防备、排斥的心理来看待莫斯科的帮助吗?

  这就引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苏联为什么要援助中国共产党?今天批评最多的一种声音,就是认为苏联(包括共产国际)更多其实不是出于无私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来援助中共,而是出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考量。甚至会认为,苏联当年就是基于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来插手中国的事情的。

  杨奎松: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在东北参加过一次有关张学良问题的研讨会,有一位军事院校的副教授的文章就让我在这方面很开了一次眼界。他的文章研究的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基本观点就是批判苏联当年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甚至称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反过来,文章自然对张学良当年的做法充分肯定,认为张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理由充分,借机武力收回中东路权,更是捍卫中国主权的正义之举。如果文章的作者是比较传统的有国民党背景的学者,我也能理解,不会觉得奇怪。问题是作者是大陆军事院校的资深教员,而且肯定是共产党员。这就奇怪了。

  凡是多少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事件发生在国共两党正在你死我活的内战初期。共产党本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大家无不把苏联视为世界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人的祖国。因此,当张学良以非法进行共产党秘密活动的名义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然后又下令驱逐中东铁路苏方管理人员时,中共中央当即公开发表声明,站在支持苏联的立场上加以谴责。它根据共产国际“拥护苏联”的政策要求,号召全党及工农群众共同起来,“武装保卫苏联”。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大批中共干部,也一度由莫斯科赶往苏联远东,准备随同苏军组织对东北军的武装斗争。仅仅因为时过境迁,中苏关系后来出了问题,再来叙述这段历史,就反过来全面肯定张学良,斥责苏联帝国主义,那么,作者是否也要跟着当时的国民党来斥责当年的中共中央呢?

  很显然,这是今天读者也好,研究者也好,都很容易发生困惑,甚至让自己掉进陷阱的一个地方。这里面的原因很明显,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语境,连同思维方式全都变了。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语境的背景中去,就无法合理看待和理解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现象。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年的共产党是公开地作为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的支部在中国活动的。中共代表李大钊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面对国民党代表的质询,就代表中共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党代表说: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设在中国的支部,因此我们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来工作,但不可以解散中国共产党。因此,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公开的,中共在各种场合中维护苏联的利益,或基于国际主义的原则思考问题、制定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以至于,到1936年中共中央公开改变策略,主张把中国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包括许多中间派的知识分子,还会公开发表文章对中共的转变表示欢迎。

  这种尴尬复杂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苏联自身的问题。苏联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阶级国家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利益需求及其思考也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我们如果简单地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只是从今天流行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出发,一切都只从它民族国家的一面去看问题,认为所有的都是利益博弈,就难免会对很多事情理解不了,或者干脆把它妖魔化。

  共产党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党,它的意识形态核心是把人、把世界用阶级来分析,属于无产阶级或劳苦大众的,就是自己人;属于非无产阶级,尤其是属于剥削阶级的,就是异己力量。但共产党里面的人,又是属于各个民族的,共产党也都是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范围里形成的,它们势必要基于自身所在的国家民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苏联共产党也是一样。它首先是把自己看成共产党,看成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劳苦民众利益一致的党,相信苏联既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又是与世界各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阵营斗争的堡垒和大本营。因而它时时处处都会把资本主义各国当成危险的敌人,不会简单地凭借有利或不利的外交原则来行事,会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和扶持那些国家内部的共产党及其革命力量。但是,苏联党的领导人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分子,在长期执政之后,他们无论从动员民众或个人情感的角度,都不能不更多地从苏联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因而也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

  我们由此不难注意到,苏联早期,如列宁时代,国际主义的特色表现得非常鲜明;到了斯大林以后,就常常容易出现民族主义的色彩遮蔽国际主义色彩的情况了。但即便如此,只要是共产党,它就绝对不可能完全变成民族主义者。它永远都会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区别放在第一位,因此它的政策永远都会有两面性。以苏联二战后的政策为例。苏联在战争期间得到美、英的大力帮助,三国元首事实上统治了世界。如果仅仅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利益,斯大林只要保持二战期间大国政治的外交关系,战后苏联就能获得和平的发展条件,并且还能继续得到美国的各种技术或财力的帮助。但情况恰好相反,战后双方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对立和冷战。原因很简单,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即使在战时,苏联对美、英的戒备也一如既往,战后就更不用说了。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您说的这个两面性对于诠释中国革命中的很多问题很有用,比如在大革命期间和在抗战期间,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比对共产党的援助要多,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一开始苏联也还是和国民政府签订条约,表态支持国民政府。以后苏军占了东北后,一面悄悄允许八路军进入东北,一面碰到国民政府外交施压时又不得不把中共的武装从城里往外赶。这些是否能说明您说的两面性的问题?

  杨奎松:没错。你讲的革命年代里的这些情况,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忘记,就是苏联当时一直是在和一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或搞外交。你想想,你和一个正常的国家建有外交关系,不论你喜不喜欢那个中央政府,它到底是这个国家的代表。然而你却出于意识形态及其阶级利益的需要,想要悄悄地去支持、去援助一个以推翻那个政府为目标的革命党,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苏联这样做是可行的吗?

  苏联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功利地处理国家利益的问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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