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1 次 更新时间:2012-02-12 15: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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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用包括哲学在内的一系列西学范畴和学科体系来解构中国古代学术系统,并由此抽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的问题。为了总结造成这一现象的历史教训,作者指出以儒学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学术(中学)与西学根本关怀、历史使命、现实功能及内在旨趣并不相同,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并不是指用西学的武器来武装或改造国学,也不应当指用宋明理学的境界论来统摄或包容西学及现代性,而是在保持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独立性前提下,如何在实践中互补共存的问题。作者批评了现代新儒学在中、西结合上所犯的错误,认为现代儒学应当回头到源头来回答现代性的意义基础问题,而不能停留在宋明理学的道统观中。

  

  【关键词】中国哲学 中学 西学 儒学

  

  【英文标题】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meaningful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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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方朝晖,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安庆师范学院讲座教授

  

  【电子邮箱】 fangzh@mail.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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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近年来引起过不少人们的关注。在正式进入论题之前,我想说先简单说明一下几点:一方面,由于哲学、形而上学等一系列学科范畴的含义即使在西方也已经日益模糊,于是中国过去究竟有无哲学其实已经是一个可以永远也争论不清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等现代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国学总是是可以的,只要这种研究并不宣称自身是惟一有效的研究国学的方式。然而,这些事实远不足以证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争论”已经失去意义。对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争论”,我认为——

  

  1.关键不是要证明中国过去有无哲学,而在于反省和总结引进“哲学”这一范畴的历史后果进行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关键并不在于回答“中国过去有无哲学”,或“中国古代的一系列思想可不可以算作哲学”,而在于清算或反省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引进“哲学”这一西学范畴来整理国学的历史过程上所带来的历史功过。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可不可以用“哲学”等西学范畴来整理国学,而在于中国人已经用“哲学”等范畴取代了过去的“经学”传统,由此所给现代中国学术带来的严重后果迄今为止很少有人真正清醒地认识到过。

  

  第一,在引进“哲学”的过程中,中国人已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一场极为深远的、其历史后果完全超出了中国人预料的改造国学的运动。那就是,对国学的原有意义系统的解构。其中包括:

  

  传统经学中所倡导的以“熟读”、“玩味”、“自家体贴”等为特征的“读书法”,被代之以知识灌输法。“四书”变成了哲学著作后,人们把它们当作知识来读;

  

  传统经学中以默识心通、反躬自省为主要特征的话语,被代之以理智剖析、理性归纳、理论总结为主的话语;

  

  传统经学所倡导的以“修身”、“静坐”等特征的工夫过程已经中断,,或者至少不再被作为一个重要传统而被人们所有意识地继承和发展。

  

  易言之,这些与我们在《论语》、《礼记》、《孟子》、《二程遗书》、《朱子语类》、《传习录》等之中所看到的读书法和意义培育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在引进“哲学”的过程中,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掌握西方哲学和思想的精华,并为此在西方认知主义(intellectualism)的精神王国中安身立命。例如,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哲学”这一概念的理解就是建立在对这一概念的初始含义的误解之上,多半停留在“爱智慧”或“世界观的学说”之上。他们往往仅仅是听说philosophia在古希腊的本义是“爱智慧”,而中国古代学问向来就有爱智慧的传统,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自古也有哲学。中国人在引进“哲学”等一系列西学范畴的过程中也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去,没有真正学到西方学术的精华,致使他们在精神世界上也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在纯粹思辨的自由精神中满足自己,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因此,现代中国学术引进西方学术范畴和学科体系的结果,在我看来实在是很象“邯郸学步”:既没有学到人家的长处,又把自身原有的优秀传统丢掉了,如今可谓进退两难。问题也许并不出在该不该学,而是出在学得不对头。

  

  2.哲学范畴的引进与中国古代学术系统的解构

  

  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对20世纪中国历史上引进西学范畴来整理国学的历史功过作真正清醒的反省。

  

  现代中国人引进哲学等西学范畴的历史过程,是与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历史命运紧接相连的。与引进哲学这一西学范畴相对应的历史事实是,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来全面解构和取代中国古代学术系统。在这一无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古代学术的分类体系被“五马分尸”,其最重要的历史后果就是,传统的经学思想不复以原来的面貌存在了:《诗经》变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民歌总集”,它原有的经学价值、义理价值变成了纯粹文学的价值了;把《尚书》、《春秋》、《左传》纳入到“历史”学科中,变成了一堆历史资料,而不复是传统经学的义理系统;《周易》变成了一部哲学著作后,人们常常只关心其中宇宙论等思辨性很强的层面,几千年来这部书影响中国人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的许多重要方面被人们不恰当地遗忘了;至于这些儒学经典之间的内在关联也由于大学中学科的分割而遭到了严重的忽略。此外,儒家的“礼”学,本来是儒学中最重要的层面,历来它是通过生活方式的塑造最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书人乃至普通百姓,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和精神价值的源头之一,但是它在今天的学科体系中很难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它既不符合哲学家所追求的思辨特征,也不符合政治学所追求的政治科学的思维方式,于是只好进入历史家的学科领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史及社会习俗的原始资料了。

  

  引进“哲学”等一系列西学范畴的结果是,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被抽空了。

  

  让我们以基督教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历史上的基督教学说(包括《圣经》),人们不仅可以用“哲学”范畴来解读,还可以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范畴来解读(这种解读确实已经发生现代大学的各个相应的系科里),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基督教学说应该被“五马分尸”,分门别类地纳入到大学各系科中去呢?显然,这样做就把基督教学说完全归结为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一系列现代学科了,从而完全否认了基督教学说——作为一种宗教学说——具有超越于现代学科范畴的自身逻辑,和独立于现代学科体系的独特价值。不仅如此,它还潜含着这样一种异常深刻的危险,即欧洲现行的基督教宗教传统可以被现代学科体系所取代,宗教信仰没有超越或独立于现代学科体系的独立价值。这显然是错误的,也没有发生在现实中。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用来思考儒家传统。尽管儒家是否是一门宗教至今争论不清,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问这样一个问题:儒家传统是否也象基督教传统一样,有着超越于西方学科范畴的自身逻辑,和独立于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独特价值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今天的学术界特别是大学的各个系科里,儒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传统已经不复存在,所存在的是所谓的儒家哲学,儒家历史学,儒家政治学,儒家经济学,儒家法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危险性,与前面基督教学说等式的危险性其实是一样的,即它意味着对儒家传统独立性的抹杀,因为它将儒家学说完全归结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一系列现代学科思想了。20世纪以来,中国人把现代西方学科范畴当作是解读传统思想的惟一有效工具,于是儒家作为一种独立于西方现代学科范畴的独特传统,已经无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了(这一点与基督教完全不同),它不得不被“五马分尸”,分门别类地纳入到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一系列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中去,而原来意义上的儒家传统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的自身逻辑及其独特价值,被人们在西方现代学科的洪流中轻而易举地遗忘和抛弃了。

  

  这一严峻的历史现实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把“哲学”这个西方学科范畴引入到国学传统中来,决不是一件可以随随便便地去做的事情,否则必将带来消极的历史后果。我们的结论是,我们谈论“儒家哲学”——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哲学”——的前提是,小心谨慎地区分“儒学中有哲学”与“儒学是哲学学说”这两个判断;只有“儒学中有哲学”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成立,而这一判断的含义只能理解为:

  

  1)人们可以用“哲学”这一西方学科范畴来“重新解读”儒家道德学说,

  

  2)重新解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为加工、重构甚至创造的过程,因此

  

  3)“儒家哲学”或“中国古代哲学”,决不能等同于儒家学说或中国古代道德学说本身。

  

  其实,用“哲学”乃至“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一系列西方学科范畴来解读儒家传统或中国古代其他学术,并不是我们今天解读古代学术传统的惟一有效方式;相反,如果这种解读方式的局限性得不到应有的认识,那么它也完全可能导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内在逻辑的严重忽视,导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独立性的遗弃和内在生命力的扼杀。

  

  总之,我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人由于对西学不了解,加以“救中国”的强大压力,急于从西学中找到救世的法门,在对西学了解不深的情况下,就盲目地投入到西方学术概念或学科体系的怀抱,造成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人为中断这一灾难性的历史后果,这一严重的历史后果不能一代人所能弥补的。尽管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现代中断并不是引进西学这一个惟一原因所造成的,引进西学也并不必然地要造成这一后果。

  

  

  3.中学与西学的相互结合,主要是一个实践中的互补共存问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所做的所有中、西结合性质的学术工作,多半是迫于西方学术的强势压迫,先入为主地追求所谓的中、西结合,为了结合而结合,其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把中国古代学术体系加以解构,纳入到西方学科范畴中去,或者说按西方学科体系对中国古代学术体系进行全面的重新归类;二是以西方某种思想,包括某个人、某种思想为参照,试图在西学中找到某种“先进武器”来解读中国古代学术,寄希望于在西学中找到一种“全新的”研究国学的方法。这两种研究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古代学术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思维方式可能不同,但是本质上是同类性质的学问,因而是可比的。

  

  不过,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中学与西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比,甚至在所有层面、所有人物或观点上都不可比,我更不反对用西方学术概念、学科范畴或某家某派思想来研究中国古代学术,也不是说目前人们所做的所有的以中、西结合为特征的研究工作都没有意义。我只是说,这种比较应当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即充分认识到中学与西学这两种学术事来在性质上的不同,二者是不是天然可比;在没有研究之前就已经预设了“可以比较、必须结合”的前提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误区。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真正反思过中学与西学从整体上说是否同类性质的学问,它们之间是否可比。我的观点是,中国古代以儒家等为主导的学术(中学),与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后来逐渐发展成同时包含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西方学术(西学),乃是人类在过去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出于不同的思想动因、历史使命和人生关怀所创立的两种迥然不同性质的学问。正是由于他们所想回答的问题,所追求的人生旨趣,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等等都大不相同,因此二者之间并不天然存在可比性,或者说二者的比较至少需要在小心翼翼地拟定前提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用其中的一个来包容或解读另一个都可能犯下空前未有的巨大历史错误。

  

  让我们以基督教与物理学的关系来比喻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毫无疑问,一个物理学家可以同时是一个基督徒,而一个基督教神父也可能业余爱好物理学。这就是说,基督教与物理学二者可以相互结合,但是这种结合必须是在双方都能保留各自的独立性的前提下进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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