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圣:告别“五四”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8 次 更新时间:2012-02-10 09: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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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圣  

  

  引言

  

  前阵,与"民主、科学"开了点玩笑。考证性别,以为陈独秀的"德赛二先生"中有人女扮男装。语多调侃,不甚严肃1。

  在中国近百年的政治斗争中,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内容的"五四"精神,是位不倒翁。它颇像那幅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白色恐怖,它君临衮衮诸公,高悬在党国要员官邸;红色恐怖,它端坐马恩列斯背后,耸立于天安门广场。岁月如流,江山易手。它总遥不可及地,且又令人尊敬地站在地平线上。近百年来,不管国共两党哪家执政,一代代中国青年,都在"五四"精神养育下成长起来。

  今天看来,"五四"精神可算作中国早年的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而是始于前清季世。那时的"改革开放",也有 "三个代表"。第一位代表是前清的"洋务运动"。它起于曾国藩的经世之学,中经李鸿章的"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而终结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代"改革开放"的共同点,是痛感中国士大夫的"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不敌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用现代话讲,尝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所以,这一代改革开放的重点,是引进西方的"技术"。第二位代表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这次改革开放是受到"甲午海战"刺激,居然败给同为黄种人的日本,失落感无以复加。于是奔走呼号,"公车上书",开启学生运动之先河。这一次改革开放,借鉴的是西方的"政治"。第三位代表即"五四"精神出生时,中国已经"共和"。"技术"、"政治"都已学过,陈独秀便要请"德赛二先生",也即"民主和科学",入住中国。这次改革开放,引进的是西方的"文化"。

  "三个代表"轮番登场后,中国一度不再改革开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成"世界革命中心"。岁月悠悠路迢迢,一直等到邓小平"三起三落"后,中国才又一次改革开放起来。邓氏改革开放后,学界有人重新审视"五四"精神。这中间有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北京的李泽厚先生。据李先生说,"五四"精神是中国的"启蒙运动", 原本很好。可惜,由于外侮内乱,尤其日本人不讲道理,打进中国。结果"救亡压倒启蒙",出了点问题2。言下之意,如果天下无事,任由陈独秀等人"启蒙"下去,那就"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按王先生说法,"五四"精神的精髓其实不是"民主和科学",而是如今流行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3。这种讲法,有点像当年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其实不是"继续革命",而是"实事求是"。"五四"精神不会自己开口说话,毛泽东早已作古,所以只能评说由人。不象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生前有话在先:"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同,王元化先生对"五四"精神的反思是真诚的。王先生年轻时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五四"无疑是他那一代人的精神初恋。否定"五四",就等于否定王先生自己走过的道路。正像否定毛泽东思想,就等于否定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功勋"一样。王先生晚年如此真诚地反思"五四",恰恰说明他对"五四"用情至深。然而,犹如一位热恋中的人突然发现情人不贞时一样,王先生选择的不是直面破碎的旧幻想,而是千方百计地代之以美丽的新幻想。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笔者不同意李泽厚先生,是因为"五四"精神有其固有的缺陷。就算没有"救亡",就算日本人不杀进来,"五四"精神这种缺陷照样无法规避。笔者不同意王元化先生,是因为"五四"精神的精髓确确实实就是"民主和科学"。当然,真要"证明"后者,颇费周折。仔细想想,大概有几种办法。一种是"权威法"。这"法"很有中国特色,因为中国学界等级森严。譬如,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发明过"博导"这种学衔。这种学衔,为的是表明"博导"高于普通教授,好比北京的处级和尚高于青海的同级道士一样。在中国,系主任又高于"博导",院长高于系主任,校长高于院长,教育部长高于校长。到了总理,至高无上,垄断全部真理。由此想到,不久前温总理在北大说过:"五四"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学"4。按"权威法",不合总理之说,罪当格杀勿论。

  另一种是"网络法"。此"法"擅长"搜索引擎",遇事"百度一下",而后慷慨陈词,深得愤青好感。遵此法,在网上"搜索"出"五四"精神的定义,乃"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民主和科学" 显然排名靠后,贬谪左迁,但毕竟忝陪末座。不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完全名落孙山。"民主和科学"所以降级使用,是因为它们容易引发歧义。不像"爱国和进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执政党私产,党拥有世袭解释权。有"爱国和进步"看家,就不怕"民主和科学"造反。凡反动及卖国的"民主和科学",也在"格杀勿论"之列。追随"愤青",发现"五四"精神中,不仅确有"民主和科学",而且发现后者确实躲在马恩列斯背后,活脱一幅孙中山先生的标准像。

  再一种是"科学法"。此法顾名思义,便有"五四"精神。加之擅长观察、量化和实证,又合西方主流学潮。譬如,要证明何为"五四"精神,即可做所谓content analysis。通过编码、量化、随机选样等程序,最后堂而皇之得出结论。虽然,多半时候,结论是没有"科学程序"也知道的东西。胡适博士当年"整理国故",是否也用此法,胡先生文章没读过,不可妄论。但胡先生做学问时,计算机尚未普及。放在如今,或许能用SAS、SPSS、STATA等统计软件,建起模型,做出"回归",写下诸如Yi = β0 + β1X1i + β2X2i + … + εi等方程。方程越长,希腊字越多,学问通常越好。当然,有时方程过长,作者自己未必了然。但这不要紧,要紧的是读者也不了然。但此法缺点是耗时费力,劳民伤财。除非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拿到"长江学者"奖金等等,做来得不偿失。所以,一般只能忍痛割爱。

  其实,就是不用上述诸法,也不难看出"五四"精神中并没有王元化先生所谓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五四"精神中具有的是摧毁旧世界的豪情,期盼新时代的渴望,压倒一切反对力量的气势,以及独占全部真理的自信。而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对"民主和科学"自以为是的理解和信仰上。"五四"精神中所没有的,恰恰就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众所周知,近年在中国流行起来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句话,最早出于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杀后为其题写的碑文里。上世纪二十年代,陈寅恪和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四大国学导师。在那个年代,用"五四"精神衡量,他俩同属旧营垒中的人物,同为"五四"精神的革命对象5。王国维是在眼看那支与"五四"精神南北呼应的"国民革命军"兵临城下,耳闻南方旧士绅被新时代的暴力肆意凌辱斯文扫地的传说后,投昆明湖自溺的。中国当年那支挥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和"五四"精神的关系,多少有点像拿破仑的军队和法国式民主思想的关系。然而,如果说在欧洲,拿破仑的军队终究会受阻于英国的金钱和俄国的白雪的话,那么,在中国,在那片历来盛行"成则为王败则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土地上,那支可以说是骑在马上的"五四精神"的北伐军,却注定会一马平川,席卷中国6。"长江后浪推前浪",昨日之激进,便是今天之保守;今日之革命,终为明天之反动。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在北伐革命的战火中,在人民大众的喝彩声里,中国终将沿着革命、革命、再"继续革命"的道路越滑越远。王国维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不能说他已看到今后在中国即将上演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化革命",但他预见的大方向却是对的。

  王国维的死因,有人说是"殉清",有人说是"逼债",陈寅恪独排众议,认为他的死无关"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是为了他所热爱的文化,不惜以一死表明自己"独立自由"的决心。正是出于这种观点,陈寅恪写下了那段半个世纪后在中国思想界突然流行起来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是兔死狐悲,不是感同身受,就是陈寅恪也未必写得出这样气贯长虹,一泻千里,几近呼天抢地的碑文。

  但是,在陈寅恪和王国维所热爱的文化里,并没有"独立之思想"。在他们的学问本身中,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之精神"。无论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还是在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研究里,我们都不可能看到亚洲伏尔泰的身影,更看不到中国约翰•穆勒的踪迹。他们两位都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者,恰恰相反,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也即"五四"运动的对立面。那么,为什么恰恰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对立面高举起了"自由"的旗帜?那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即"五四"运动,虽然高喊"民主和科学",却缺乏"自由"最崇尚的品质:即"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种品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的死,是以最悲壮的形式,向即将登场的新时代暴君发出的抗议。陈寅恪异常敏锐地抓住了这点,他不是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先生的殊死一搏,先生不惜以一死所表明的心迹,却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吗?我们今天应该看到,并不是与"五四"精神对立的旧营垒中,真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是旧营垒中的人物顽强地和新时代"思想霸主"相抗衡这件事本身,体现了在中国极其难能可贵的"独立自由"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王国维身上,也体现在旧营垒中诸如辜鸿铭、张君劢,梁漱溟等等其他人物身上。和几十年后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在"文革"中嫌"巴黎公社"不够左,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却又张口闭口"自由契约"的"经济学家"们相比,这批旧派文人,哪怕脑后留着辫子,身上穿着马褂,精神世界却要"自由独立"得多7。

  

  "不容匡正"的新潮

  

  早在"五四"精神刚刚躁动于母腹之中,新文化运动还在酝酿时期的一九一七年,这种新时代"思想霸主"的作风,就已充分体现在那位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最活跃的精神领袖陈独秀身上。在与提倡白话文闻名的胡适的通信中,陈独秀宣称:"当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8。当陈独秀写下这段今天读来并不太通顺的白话文时,他不过一介书生。既不手握重兵,更无生杀予夺之权。他讨论的也不过是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但在他开口"不容",闭口"绝对"的文字里,却已为新时代的暴力准备了最早的思想基础,为日后他参与创建的那个党实行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精神领袖"不容他人匡正"的新思想,因为自觉掌握着绝对真理,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显得义无反顾,一路高歌。这种新潮、绝对、无比自信、目无旁顾的新思想,通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当它接触到在外侮内乱、国仇家恨的漫漫长夜中挣扎彷徨的知识青年时,后者恰如久旱而逢甘露,干柴碰到烈火,不仅群起响应,还要推波助澜,后来居上。这些青年中,就不仅有后来亲国民党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后来成为无产阶级"红太阳"的伟大领袖。如果说,"五四"前后,"伟大领袖"限于资历,无缘站到舞台中心聚光灯下的话,那么身为北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傅斯年、罗家伦们,却理所当然地当仁不让。他们以《新青年》为榜样,办起了一份《新潮》月刊。在那里,他们的劲头不再限于"文学革命"了。

  在"五四"运动前夕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新潮》创刊号上,罗家伦写了篇"今日之世界新潮"。他说世界历史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自己不可阻挡的潮流。这股潮流在十八世纪是法国大革命,在十九世纪是一八四八年革命,而在本世纪就是俄国十月革命9。罗家伦后来虽然一生反共,但在当时,他列举的三股潮流,却是一场比一场更为激进的革命。当罗家伦写下"今日之世界新潮"时,他才二十二岁。在这个年龄,谈谈"普世价值",写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既可爱,又煽情。能和"世界潮流"攀交情、拜把子,自己大概很被感动。更何况,社会主义思潮当时确实"浩浩荡荡"。就在罗家伦写文章的同一年,在文学界,法国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写过:"指南针指着北方,苏联的革命英雄正在重建人类社会和道德"10。稍后,在经济学界,具有深刻政治眼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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