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晖:法律的意义模糊及其救济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3 次 更新时间:2012-02-09 18: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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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晖 (进入专栏)  

  

  【摘要】模糊不明,即法律词汇表达的意思不明确,是一切法律都可能存在的病灶之一,这是人类思维的固有缺陷造成的。法律的统一性、明确性和规范性,不能放任法律意义的模糊,因此,寻求法律意义的明晰和确定,是法律人必须完成的使命。法律解释的基本任务即通过语言、文字或行为的方式交代,明晰因法律意义模糊而产生的困惑,其效力基础在于有权解释的强制性以及人们对法定权威的接受性。但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当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对接与沟通出现困难时,法律解释无能为力,此时需要法律推理出场。疑难案件中,对法律可能存在多重意义的理解,法律论证可使案件的读者能够有自身的选择,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阐释法律的活动。

  【关键词】法律病灶;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

  

  人们喜欢把法律和理性联系起来,但理性不是万能的,理性的先天缺陷自然也影响到法律。法律作为人造产品,自然会有人类理性缺陷所带来的固有缺陷。由于人类理性的限度而导致作为理性产物的法律不可避免的带有某些先天的缺陷,即“法律的病灶”。法律或许会有很多的病灶,但有三种病灶却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法律所共有的,即意义的模糊、规范的冲突和法律的漏洞。面对这三种不同的病灶,在法律上、特别是在司法活动和法学理论上,法律人要设计出对法律病灶的补救措施或救济机制,即法律方法,法律的病灶是法律方法存在的规范依据。法律方法是法律哲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任何一种法律方法都是针对法律的病症而展开其救济功能的。本文拟论述法律的意义模糊这一病灶及其救济方法。

  

  一、法律的病灶之一:模糊不明

  

  模糊不明是一切法律都可能存在的病灶之一,其基本症状是,法律词汇表达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并非很明确。众所周知,自应然角度讲,法律必须是明确的规范。只有明确的法律,才能为人们的交往行为提供具体的导向;法律一旦模糊不明,必然使交往中的主体无所适从,导致规范的无效、交往秩序的混乱。但是,文明时代以来的法律毕竟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规则,而文字符号既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也是表达人类思维的方式和工具,这就注定了人类思维的种种缺陷必然会存留在由文字符号所订立的法律中。一般说来,文字的缺陷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词不达意。词是人们对对象进行观察、研究和理解的思维成果。任何一个词,都指向特定的对象世界:或许是物质世界,或许是行为世界,或许是人们的心理世界。问题是:人类行为所面对的万事万物何其多也,如何能以有限的词汇应对如此复杂的对象世界?这其实就是“命名如何可能”的问题。词是“名”,对象世界是“实”。以词这种有限的“名”,如何应对世界这种无限的“实”?这历来就是一个令智者们头痛的问题。所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所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尽管人们为了尽可能地命名更多的对象,由字到词、到词组、到句子、到语法、到修辞、到语义、到语境、到诠释、到论证……可谓设置了无数的为对象世界命名的方式和工具,但即使如此,从字、词的世界,到物质世界,词不达意的现象在命名过程中几乎无法避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句成语典型地表达了词面对物时的困难。词不达意的缺陷自然也会延伸到以文字、词汇为工具的法律上。即使号称用语准确的《拿破仑法典》也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法国社会所存在的和将存在的一切纠纷,更不会完全解决和人们心理活动相关的精神痛苦问题。[1]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所讲、所写的,只是人们能讲、能写的。人们不能讲、不能写的,勉强借用法律词汇表达出来,只能导致词不达意的缺陷。譬如在有关精神赔偿的司法活动中,尽管都承认许多案件,如强奸案件往往或直接、或连带地涉及到精神伤害问题,但当案件当事人提起类似诉讼之时,法院即使受理也常常不知如何判决。而与此相关法律规定尽管不是阙如,但至少可说是凤毛麟角,不足以支持法官判决。[2]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社会损害及其赔偿请求,既于法无据,也得不到法官根据自由裁量权的充分支持?对精神世界、精神伤害的命名困难、规范困难恐怕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当人们想借助、或通过文字方式表达精神需要、精神损害等问题时,客观写实的、能够准确命名的词汇反倒无济于事,于是人们只能借助形容词、借助一些修辞手段来勉为其难地解决这些问题,这便突出地表现了法律和司法活动中“词不达意”的问题。我国近些年所提起的精神赔偿案件,当事人经常是“狮子大开口”,而法院裁决却要么不予支持,要么谨小慎微,最多象征性地支持一下。[3]如此大的反差,问题究竟出自哪里?除了法律规定不足之外,仅仅站在司法层面,所反映的不正是法律面对精神损害时的词不达意以及命名困境吗?所以,借用文字表达的法律,先天的就可能存在词不达意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一定的法律方法来求得两造的满意——尽管法律方法自身表意的有限性也会影响对词不达意的救济。

  二是一词多义。一词多义,这是很常见的一种语言文字现象。它的基本表征是一个词汇表达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含义。例如“法”这个字,在法律中,它表达的就是由国家、国际组织、或一定的政权组织所制定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在宗教活动中,则表达的是所谓“法事”,尽管也有教民行为规范意义上的教法,但宗教世界的法和国家法律的法并不是、或并不总是一码事。在“合乎法度”这样的说法中,法则被赋予了某种规定性的意义。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陈述中,“法”则具有遵守、遵循的意思。这类一词多义的现象,在法律世界中并不鲜见。立法要尽量用清晰、明确的词汇来表达其对象,这是立法的一个公理。但即使立法者再三挑选清晰、明确的词汇,也无法完全避免因一词多义而意义含混的词汇进入法律中。所以,一词多义现象即使在立法这样严肃、严谨的工作中,并不总是能够避免的。一词多义现象一旦表达在法律中,法律的模糊现象也就自然出现,就需要通过意义释明的法律方法对法律中该词汇的具体意义,做出让人能明晰地理解的说明。法律解释中的限制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法律中一词多义的意义模糊问题。这种意义模糊,为法律方法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是一义多词。一义多词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即使在同一种语言体系中,一义多词现象也屡见不鲜。虽然词汇间的细微区别,法律和法学应明察秋毫,但问题是在一个法律文件中,一旦出现了一义多词现象时,该怎么解决?譬如,“必须”和“应当”这两个词汇,在法律中作为完成人们行为导向的虚词,经常会在一部法律中同时出现。[4]并且一般说来,这两个词汇的意义似乎没什么区别,“应当”在法律上是一种要求人们必为的规范导向;“必须”也同样在法律上担负着这一功能。那么,何以法律在此处用“应当”,在彼处用“必须”?这种运用是无意还是有意?如果是有意,那么这种不同的运用,在“必为”基础上又各自表达着什么样的规范要求?对这些问题,法学和法律应条分缕析,明晰交待。否则,法学自身对这些词汇的模糊对待或处理,必然导致人们在法律实践中甚至在法官裁判中的无所适从,导致法律调整结果的混乱无序。进而,法律中的一义多词现象,并不因为不同词的意义相同或相近,就必然说明法律在相关词汇规范下,肩负同一的法律秩序,引导同样的行为内容。法学的任务,不仅要发现其相同的意义,更应当在貌似词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汇中,发现这些词汇间细微的意义差别,以便发挥法律更好的调节功能和调节效果。因此,理清法律中同义词汇间细微的意义差别,就成为克服法律模糊不明的重要内容。

  四是语境问题。语境最终理所当然地决定着词汇运用的意义。语境就是人们说话、写作或者交流的环境。有纯粹文本意义上的语境,指读者要理解作者、听众要理解演讲者说出的或写出的某句话的意义,必须从其上下文、或前言后语中整体地去阅读、去品味才能名实相符,否则,只会导致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并不能深入到言说者的意义世界中去。{1}(P224—226)还有实践或环境意义上的语境,即人们的言说,不论是用笔还是用嘴,都是针对特定的语言实践环境进行的,所以,离开语境,孤立地理解某句具体的话或某段具体的文字,都有可能产生张冠李戴的后果。人们在交往行为中经常容易犯的错误,无不存在对他人言语情境的误解。在对法律的理解上,也是一样。解释学理论告诉我们,立法者视角的法律和司法者视角的法律往往各异;法律实务者视角的法律和法学理论家视角的法律也常常大异其趣;专家(精英)视角的法律和普通公民(大众)视角的法律,常常更是南辕北辙——尤其当涉及法律的首要任务是权利保护还是责任追加问题时,每每如此。即使法律职业者,也会因语境的不同而对同样的法律做出异样的解释。这在国内外所大量存在的同(类型)案不同判的事实中不难发现。显然,不同的语境,也是造成法律意义模糊的重要原因。

  如上几个因素是导致法律意义模糊的主要原因。那么,究竟通过什么方式疗治法律的意义模糊这一病症呢?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这三种法律方法,就主要就是针对法律的意义模糊而设置。下文将就这三种方法与意义释明的一般关系问题具体说明之。

  

  二、法律解释与法律意义模糊救济的一般问题

  

  法律解释的基本任务,是把一项人们不明白的、针对法律意义模糊而产生的困惑,通过语言、文字或行为的方式交代明白。但问题是,解释能否一定实现意义释明的功能?之所以提出此类问题,是因为任何解释都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既然如此,会不会导致“越描越黑”,让人更加难以识辨的情形?这确实是法律解释应当注意的问题。众所周知,从能否产生实际法律效力视角看,法律解释可分为两种,一是无权解释,这是一种放任型解释;二是有权解释,这是一种独断型解释。作为法律意义模糊救济机制的法律解释,所要求的是独断型解释。一般说来,对法律的放任解释,属于学理解释;而对法律的独断解释,属于官方解释。但并不尽然。例如罗马法学家的学理解释,经由罗马皇帝的许可,成为独断解释和有权解释;而那些有权解释,一旦被置放在学术场合与学术语境中,也可能被带入学理解释中。那么,何以独断型解释是法律意义模糊这一病灶的救济机制?

  法律解释的有效性,首先在其是否有权,而不在于其是否合理。由于独断型法律解释,本来就肩负着对法律的意义独断地做出说明的工作,因之,其职能就是能够产生实际法律效力的解释行为。独断型法律解释的存在,解释机构或者解释者的专门设立,本身就意味着对法律意义模糊的解释,并寻求能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产生效力。在我国法律史上,至少自秦代起,就设立了法律解释者。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法律答问》,乃有权机构对秦律所作的权威解释。直到今天,我国仍然对有效力的法律解释者在法律上做出了专门的规定。{2}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者(法官)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可谓一言九鼎。这种解释在个案中,本身构成解决该案件的最高法律,也是该案件的直接法律——这就是判决本身。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解释仍然主要指的是司法者(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所以,法律解释往往针对法律适用于个案时的模糊不明。问题在于,法律意义的模糊是不是通过这种解释就一定就能得到阐明?或许在学理意义上,这是有些困难的,但在实践应用意义上,却必须要让法律得到一种明晰的理解。否则,个案的依法解决就可能只是水花镜月,好看而不解决实际问题。法律解释对法律意义的阐明,端在于法律解释背后的权力支撑。这种理解,可能与以理性为法律追求的传统教义格格不入,但它切合社会秩序维系的实际。秩序的形成,除了人们的理性自觉,还有必需具备的强制因素。所以,应当承认规范法学关于“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这一判定的逻辑有效性和实践合理性。承认这一判定,并不意味着承认权力否定法律的理性,反之,权利却是秩序构造理性中必须具备的要素。

  面对纠纷,人们可以在法律规定下自行协商解决,仅凭经验就能得知,实践中绝大多数纠纷是通过人们自觉自愿的协商机制解决的。不仅如此,为了实现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即使两造诉诸司法,如今也越来越多地采取在法官主持下调解解决的方式。我国的诉讼内调解制度和美国盛行的ADR纠纷解决机制,都在实践着这一纠纷解决模式。这标志着司法权力的强制与两造自愿的有机结合、商谈的秩序形成模式和权力强制的秩序形成模式有机结合。不仅如此,商谈的秩序形成机制还有利于秩序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这正是在纠纷解决中,私力救济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之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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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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