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哈耶克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21世纪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危机及其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1 次 更新时间:2012-02-09 11: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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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 (进入专栏)  

  

  正是由于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市场那非人的力量,才使得一个文明可能实现她以往的进步。否则这种进步就是不可能的。

  ──哈耶克

  

  今天,在很多人看来,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思潮,一种价值观,一种理论。其实,自由主义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自由主义还是一种历史上存在过的共识,一种政治权利的原则,一种历史的范式,一种真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承认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危机,承认“我们今日遭逢自由与奴役两大思想体系的斗争”,那么就会认识到,重新评估哈耶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现实意义,对于整个思想界是多么的必要。

  

  一、21世纪的自由主义危机的形成与发展

  

  18世纪的欧洲,特别是19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实践,证明它的优越性:财富爆炸式膨胀;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大众福利水准提高。其间,虽然不能避免经济周期的影响,包括发生了1870年代的经济混乱,但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基本上依然稳定运行。然而,进入20世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自由秩序分崩离析,人类进入一个充满武力和暴政的时代。接踵而至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重建、冷战,国家和政府权力不断强化对自由经济的干预,甚至形成了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结合的“社会主义阵营”;全球涌现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很少有自由主义的因素。自由主义,更精确地说是古典自由主义每况愈下,然而顽强地坚守阵地。1980至1990年代,自由主义从精神到实践再次勃兴。然而,进入21世纪,利伯维尔场和民主制度重新陷入全面挑战和危机,自由主义面临完全衰败。

  第一,现代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的辉煌:如果说,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后的美好时光。那么,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则是现代自由主义最为辉煌的十年。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辉煌基于1980年代里根和柴契尔夫人改善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努力和冷战的结束。1990年,针对市场经济体系缺失的转轨国家,在美国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即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同年,分裂达41年的德国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1995年,旨在实现贸易自由化的WTO成立。全球化、市场化改革和私有化是1990年代的主旋律。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像在1990年代那样的乐观。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继1989年提出“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后,于1992年出版了影响很大的着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宣称已经普世化的西方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第二,自由主义命运在2000年之后的逆转:在千禧年过后十年间,三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导致自由主义从辉煌回归暗淡。第一件是2001年的911事件。911事件之后,全面刺激各国政府权力扩大,对民权产生了直接和间接地负面影响。例如,美国民权自由公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认为,911以后出现包括没有根据的窃听、刑求、绑架和拘留,以及侵害学术自由等十种滥用权力的情况。第二件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在世界性的舆论导向之下,此次世界金融危机被普遍认为是利伯维尔场经济失败的证明。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明确指出,金融海啸表明市场经济的崩溃,意味着需要改变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古典主义”的历史倒退。第三件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今天世界少有的拒绝经典民主制度,坚持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中国经济起飞“成功”,造成民主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相对“衰落”的强烈反差,与七十年前的一段历史十分相似:1932年,苏联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的工业产量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样的格局是因为苏联不仅没有遭受大萧条的冲击,而且成为大萧条的受益者。与苏联经济成功相对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随之上升。社会主义由“空想家的美梦”,变成“发展中的事业”。当时,在世界各国,有不少人甚至思考和讨论西方的社会制度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1933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美共有史以来的最高选票。今天,人们讨论“中国模式”,如果这个模式成立,可以复制,那么势必意味着经典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

  第三,自由主义的困境:2000年以来的自由主义危机是全方位的。在经济领域,美国和欧元区存在债务危机,国际收支失衡,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指数下降,创新能力削弱,大型公司不可抑制地膨胀,国家资本主义复兴;在政治领域,民权自由,公民社会不断遭遇侵蚀,政党政治混乱,民主制度制衡体系发生解构,“治理”成效甚微;在社会领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冲突增大;在思想文化领域,主流是将治理的希望转移到国家、政府和政治家。最重要的是,此次自由主义危机,不是仅仅发生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发生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欧洲和北美地区。全球化曾经强化了自由主义的世界影响,全球化也加速了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退潮”,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程度的深化和扩大,是不可抑制的世界性共同现象。

  过去十余年,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整体性危机的背后是有组织的少数,剥夺组织力低和政治力不强的多数。它带来两个潜在的危险:其一,由理性官僚统理的“新的奴隶的樊笼”或者政府。这是韦伯的思想。韦伯认为,经济的富裕和知识充足是产生这样政府的前提,不是人类驾驭财富,而是财富驾驭人类。其二,战争,甚至无限战争。政府如控制经济,将使野心家有所凭藉,发动全体战争。在政府万能之意理体系下,和平决不能保持。只要“以一国之思想及政治体系凌驾别人,势必演成冲突”。

  

  二、哈耶克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利伯维尔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面临今天这样的危机面前,人民必须选择:是屈服于政府进一步的强大,容忍利伯维尔场的萎缩和民主制度基础的全面动摇,还是为了避免21世纪的“奴役之路”,重建利伯维尔场制度,限制政府的扩张?在这样的选择面前,作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的哈耶克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第一、自由主义关于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逻辑:哈耶克继承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以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包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而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基础,因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产生效率,形成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民主制度则是实现自由的保障。依据哈耶克的自由主义逻辑,只要背离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就会从根本上损害个人选择并承担责任这一良好社会的价值观基础,让人民不再相信个体的力量,不再追求自身的完善,不再有梦想和动力。于是,社会分裂,发生“阶级斗争”和“人群冲突”。进而实行社会主义,走向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就是奴役主义。

  史达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是历史上最典型的极权主义:通过强制集体化,摧毁俄国原本存在的村社自组织体系;国有化剥夺城市居民自主就业的可能性;社会“国家化”,使国家成为唯一的雇主,拥有强制个人的无限权力。托洛茨基指此为唯一个雇主的理论:持不同意见即意味着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古训,已经由一条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新格言所取代了。苏联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对“个人”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所以,还必须消灭“自由的根源”,“摧毁人出生时就禀赋着新生活开端的能力”。支撑史达林模式的还有秘密员警、恐怖主义、死亡和“古拉格群岛”。在经济发展的尺度上,苏联模式实现了现代化,但是,这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而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

  第二,反潮流的勇气。自由是哈耶克的永恒理想。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的1944年,尽管世界主要国家卷入世界大战,实行战时统治经济,但是,1930年前后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严酷的经济萧条的噩梦挥之不去,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解决所谓“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凯恩斯主义试图在旧式资本主义和新式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中间道路。凯恩斯个人生命不够长,但是,凯恩斯主义却颇为幸运。战争和战后重建,都给了凯恩斯主义巨大的历史舞台。罗斯福“新政”受到普遍肯定。与此同时,那时的人们羡慕奉行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苏联的持续经济增长,左派知识分子欢呼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方兴未艾。自由主义空间急剧缩小。哈耶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告诉人们: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制度本质是相同的。后来,从1945年至1970年代的1/4世纪,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顺风顺水,是毋庸置疑的主流。又是哈耶克,在1960年发表了《自由宪章》。遗憾的是那时的人们对于这本充满卓识远见的着作,没有给予及时的肯定,更不能理解其价值。几乎是同时,1961年初,甘乃迪发表总统就职演说,其中一句话非常著名,“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是国家至上主义。如今回顾哈耶克敢于反潮流、逆历史的勇气,颇有历史悲剧特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古今中外经济学界少有的一种超越时代的英雄主义。

  第三,对“理想主义”后果警示。1980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风光不再,自由主义取得历史性胜利。但是,哈耶克没有因此而丧失他特有的历史洞察力。1988年,哈耶克完成了他一生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即《致命的自负》。他对自己毕生所反对“极权制度”的思想加以总结,指出社会主义的谬误来自人们“致命的自负”。而这种“致命的自负”的基础是理性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似乎唯有用理性加以证实的,唯有被观察实验所证明的,唯有能够体验到的,唯有能够加以检测的,才是值得相信的。

  于是,人们可以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一种理性的制度,例如社会主义。爱因斯坦、罗素、凯恩斯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不可能参与任何没有事先对目标充分说明的任何一项事业。“理性主义者大多数有可能既聪明又很有学识,而聪明的知识分子大都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韦伯也有近似的分析:社会主义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西方的理性主义。不仅如此,这种理性主义会走向毫无信念的支配现实世界,增加了现实魔咒世界的非理性成分。如果哈耶克和韦伯是对的,如果承认人类顽强的理性主义倾向,那么,根除致命的自负和虚妄几乎不可能,社会主义的谬误就会不断重复。自由主义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如今又过去了1/4世纪,哈耶克的警示得到了验证。

  第四,古典自由主义道路和制度选择。21世纪过去了十年,人类可能再次临近一个充满政治疯狂的历史路口,需要选择。哈耶克告诉我们,制度的选择,不可以割断传统,不是创造新制度,而是回归被否定的古典自由主义道路,回归利伯维尔场经济制度,回归“货币非国家化”,回归不为通货膨胀主导的价格体系,回归法律主治下的有限政府。这种回归,将有助于恢复经济和社会的自组织的秩序。自组织秩序具有化解经济和社会内在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哈耶克的思想展现了连接传统—现代—未来的可能性。

  哈耶克不是“先知”,也不是“圣人”,哈耶克生前和身后,都没有出现以哈耶克命名的主义和学派。但是,哈耶克无疑是一位不同凡响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穷尽一生,通过包括法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以及伦理在内的学科,证明国家至高无上、全能政府、理性主义的危害,执着地探索和论证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合理性。如果没有哈耶克,没有他的深邃的理论体系,没有他参与的与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的辩论,整个20世纪的经济思想都会黯然失色。

  

  三、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势衰原因

  

  在过去十年间,特别是2008年以来,利伯维尔场经济从“复兴”逆转到危机。如果深入分析,在20世纪后半期,市场经济全面恶化的基因始终顽强地存在,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代世界,威胁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来自有限政府向无限政府的转变,corporation的膨胀,以及政府和corporation的结盟15。其中,政府权力的扩大,源于“自动”、“主动”和“被动”三个机制。所谓“自动”就是政府权力自发的扩展;所谓“主动”即政治家和官僚们利用各种借口扩张政府权力;所谓“被动”是指面对重大的内部和对外冲突,民众赋予政府更多权力。

  第一,政府的财力快速扩张。一般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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