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23 次 更新时间:2004-12-16 00: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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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  

  所有现代化的社会,在最终出现的现代格局或“现代性”上,都将是近似的,甚至是同一的。50、60年代乃至7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具有这种单线演化的强烈的理论取向。“现代化理论”受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教区牧师)的影响最深,他的社会变迁理论,基本上是演化论的观点。他相信,现代型社会只有“一个源头”并且相信导致西欧变成“现代”的“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具有“普世性”的意义,更相信这种发展过程不是随意的,而必然是有“方向性”(方向的)的!帕森斯认为这个发展过程将成为下一个世纪或在更久远的时间里的主要趋向,最终则是一个他称为现代型的社会完成。把现代化看作为单线演化的全球性现象,在社会中展现得最清楚的是克拉克·寇尔(克尔)与他同事提出的“汇流论”(集中的理论,亦称趋同论)。寇尔的观点是: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社会在步上工业化之路后,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愈走愈近似的工业体系以及相关的社会与文化的形式。“现代化理论”,特别是“汇流论”,无异相信西欧的经验不止是现代性的“第一个个案”,而且也是现代性普世化的“典范”(范例)。

  “现代化理论”,以及“汇流论”在今天已受到严历质疑与批评。但征诸东亚现代化的发展现象,不能说它们在经验上没有一定的支持。事实上,所有经历现代化洗礼的社会,在制度结构上,包括工业与职业结构,教育结构或城市结构,都有“汇流”的现象,并且都产生了类似现代化的“病态”。《经济学人》(经济学者)指出,在东亚(包括台湾、香港)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犯罪率(特别是少年犯罪)、离婚率的增加,家庭价值受市场侵蚀等社会秩序衰败之征,这与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现象只是“程度”而非本质之异,亚洲社会的现代化并不能避免困扰着现代西方的种种问题,而大陆中国与印度的发展趋势将会重复英国18、19世纪那种可以预见的模式。诚然,东亚正在显现的现代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西方的现代文明有其“共性”的,但是有“共性”并非表示必定是“同一性”的。愈来愈多的亚洲学者认为“亚洲民主”与西方民主不同,正如亚洲管理与西方式管理不同者然,而“亚洲民主”或“亚洲管理”像“亚洲艺术”,“亚洲文学”、“亚洲建筑”、“亚洲食物”一样,是一“特殊的范畴”,是有别于西方的。简言之,亚洲是可以也应该有一个不同于西欧的“现代性”的。这样的论辩意义已不止限于学术的论域,它已成为亚洲人在追求现代的文明秩序上的一种带有自信的反思,他们已不愿接受或不相信西方的现代性是现代普世化的“典范”。说来是有趣的,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在19世纪末叶以来都“命定的”或“被诅咒地”去现代化或“世界化”,并且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西方模式为范典,但在现代化的全球化过程中,亚洲在逐渐深刻现代化之后,反而在实际的经验基础上质疑西方现代模式的普世性地位,而以一种新的认识肯定亚洲可以有并应该有其特殊的现代模式。

  

  能否出现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格局

  

  中国或东亚真能开展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现代模式的特有现代文明格局吗?这固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前面提到的美国社会学者勃格则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勃格的论点是基于“文化”,他相信儒家的社会伦理是构成东亚现代性的文化资源。在今天,有不少学者间接、直接地都也在阐发东亚现代性的“可能性”与“应然性”,并且特别标举出儒家文化理念作为建构中国及东亚现代性的文化素材。

  现代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体系”,它的发生与发展不可能靠任何单一的因素,不论是经济利益、观念、地理环境,或且是特殊的个别领导人士的性格。帕森斯尽管相信西方现代性具有普世化意义,但他认为影响社会变迁中最高序位的因素是文化,他甚至自认是一“文化决定论者”。

  泰勒(查尔斯Taylor)在一篇讨论现代性问题的重要论文中指出,过去二个世纪以来有关现代性的理论占支配性地位的是“现代性的非文化论”(accultural现代性的理论),亦即是撇开了文化这个因素来考察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在现代性理论中居开山位置的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就是这样的“现代性的非文化论”。泰勒说,持这种理论者以西方的传统社会是经历了一个“转化”(变化)才出现了现代的格局的,而这个“转化”是一种“文化——中立”(文化的─中性的)的运作,他们把现代性看作是理性的成长,如科学意识的成长,俗世观或工具理性发展,或者他们把现代性界定为社会及知性的变化,如社会移动,工业化等等。“现代性的非文化理论”把社会的这个转化看作是任何文化都会经历以及必难避免经历的过程,而任何文化,当然包括中国的,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都会发生一定的转变,如宗教会走向俗世化,终极的价值会受到工具思维的挑战与侵蚀。简言之,现代性是不受文化制约的。泰勒有力地指出,“现代性的非文化论”者对于西方现代性之理解是片面的,歪曲的,它的错误是把一切现代的事物都归属于必须来自西方“启蒙的整套东西”,他称之为“启蒙整套观的错误”(启迪包裹错误)。诚然,泰勒并不是说“现代性的文化论”(现代性的文化的理论)就可以掌握现代性的全相,但他相信现代化理论排除了文化这个因素,就不啻失去了从事可能是今日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工作的资格,那就是去了解正在西方以外地方发生的不同的现代性(二中择一现代性)的全幅图像。

  泰勒对“现代性非文化论”的批评对那些持“西方现代性”即是“普世现代性”观点的人是一贴清凉剂。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地以文化来掌握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转化”过程。否则我们将忽视这个转化中的一些现象,如现代科技的功效是任何一个社会迟早会理解并努力去获得的,不接受科技的社会就会被别人支配。“现代性”是有“共相”的,但这并不表示所有的现代文明秩序是“同一”的。勃格就指出,西方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个人主义”,在西方的经验中,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但在东亚所展显的却是一个“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勃格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东亚或中国的“现代性”的探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索。日本京都大学的棚濑孝雄分析日本的现代化问题时提出一个有趣而发人深思的看法,他说日本是“有现代化而无现代”(现代化没有现代的)。其主要论旨是:日本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的三个主领域,即“工业化”、“民主化”及“个人主义”,但究其实际,则日本有市场运作,却有政府严格的规制。有民主制度,却为权威主义的渗透,日本发现个人的新价值,却只是“myhome-ism”,而并不具备西方个人主义的核心。棚濑孝雄对日本现代化的观察,一方面固可辩说日本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性,即日本的现代,不似西方的现代,另一方面,也可说日本的现代性是有别于西方的,即它有现代的“共性”(工业化、民主化、个人主义),却也出现了日本的“特性”。今天的东亚,包括中国人的几个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正露现了一些不同于西方现化性的现代性。对于东亚这个正在浮现的“现代性”的理解与分析对于社会科学实在是一件有重大意义与挑战性的工作。

    

  中国现代化是寻求新文明秩序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基本上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国虽然是“被诅咒地去现代化”,在原始动机上不无委曲,但中国的“现代转向”是“命定的”,也是应有的选择。现代化出现的现代文明的格局在本质上有异于前现代期的文明,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始源于西方而逐渐“全球化”,所以“西方的”现代性在世界现代性上享有支配性地位,今天全世界不同的文化都受到这个“转化”的影响,也都出现了一些现代性的“共相”,但是,这个现代的新文明性格,不止受到愈来愈多的批评与抗制,甚至引发了全球性的对旧文明的“乡愁”(nostalgia)。今天的大课题,不止是对“现代性”的反省,更且需要探索现代的多元性。构成今天支配性的西方现代是启蒙运动。启蒙标举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价值诚然有“普世”的意义,但是“启蒙心态”则已受到严历的批判。我们认为,全面地反启蒙固然不足取,但把一切现代的事物都归属于并必须来自西方的“启蒙”,也是认知上的错误。中国的现代化的目标是建构一个新的文明的秩序,它不可能没有启蒙的因素,但也毋须并且没有可能是启蒙整套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中国现代性的部分的资源应该并且必然会来自中国这个“轴心期文明”的文化传统。今天我们没有奢侈问中国要不要一个现代的新文明,但必须问中国要建构一个什么的现代的新文明。中国“化”为“现代”的道路,并没有任意或太多选择的余地,但却绝不是没有创造的空间。中国或东亚的人(也包括一切非西方的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自觉地调整并扩大现代化的“目标的视域”,在模仿或借鉴西方的现代模式之同时,不应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现代模式作为新文明的标准。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

  

  本文转自:《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6月北京第1版。由新大陆网站工作人员录入,经本人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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