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复兴:北大是“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2-02-04 14: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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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复兴  

  

  夜读偶记(一)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页9:“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野史注:此说似不妥,陆平也算校方吧?他是主张太学传统的),就连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1862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也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戌戌年“大学堂”的创立,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与当事人对大学的体制及西方文化的体认有关,更牵涉其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历史地位建构。说白了,北大的“谦虚”,蕴含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

  

  野史案:这就须要较真了,就得拿材料说话了。

  

  西方人文最可宝贵的,不过民主政治思想。那么,率先引进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并形成民主话语体系的,是1848年的徐继畬(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的《瀛环志略》、1864丁韪良(首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万国公法》,还是1898年后大学堂什么人的什么著作?

  

  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课程设置,早在同文馆已经形成。同文馆1868年出版的丁韪良系统自然科学教材《格物入门》,分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力学、化学、算学,就是明证。

  

  即使如此,徐继畬也不敢说他们这一代人是“西学的开路先锋”,而是公允地指出:“泰西之学,始于利玛窦之东来,迨后南艾诸公扩而充之,益见详备。然所言者天文历法,于格物穷理之说,未之详也。”(《格物入门序》)西方天文历法,不仅成为晚明以后皇家修订历法的依据,而且传入日本。宽永七年,近藤正斋《好书故事》录有遭到查禁的32种由中国舶来的西学书名,如《筹人》、《西学凡》《职方外纪》、《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页54)

  

  但是利玛窦、南怀仁、艾儒略、徐光启、李之藻的著作,只由明清少数皇帝如崇祯、康熙和士大夫讲求,由钦天监(从明崇祯以后至清嘉庆200年间基本由西洋人担任)奉为圭臬。同治变法中,讲西学格物穷理之学的《格物入门》和讲国际公法和民主的《万国公法》等教材,才列为同文馆天文算学馆课程。总理衙门将《瀛环志略》作为自强运动指南重印,成为京内外高级官员重要西学读本。

  

  同治变法,是在办学校的名义下悄悄进行官制、政制的改革,是创建名义上叫做“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高级文官摇篮,可以说是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和各省督抚藩臬后备官员培训学校。变法将调整以朱学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八股文为程式的科举制度,将储才之所翰林院纳入西学体制。徐继畬主持的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招考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和五品以下的京内外中级官员,恩拔副岁优五项贡生,进馆学习,培养有环球视野的、了然世界大势的、有一定天文算学声光电化知识的、能进行数理逻辑思维的年轻政治通才,为高级官员大换血作准备,用西学之人行自强新政,使西学官员三五年后尽快补缺,担当栋梁重任,以适应“古今一大变局”,“防范数年、数十年之后”的不测之变。变法依据的祖制和“典范”,是和西方耶稣会士一起研习天文算学,委任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正的康熙皇帝;变法树立的“矜式”,是现代首批外交官之一、为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口岸作出贡献的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徐继畬;变法的“指南”,是徐继畬辑著的东方第一部系统的世界政治地理著作《瀛环志略》。变法的哲学理念,是“兼容并包,智周无外”。也可以说,这是先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同治朝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尽管这些非常之举,遭到恪守程朱理学的倭仁及利益集团的阻挠破坏而严重受挫,同文馆仍坚持下来,清末民初,其学生以高官、将领、著名科学家等活跃于政治、军事、外交、科学领域。

  

  同治变法中《瀛环志略》、《万国公法》、《格物入门》这些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的开山之作,证明同文馆才扮演了“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角色。1898年之后的北大,不论在民主和科学上贡献如何具体而微,也只是流而不是源。侈谈什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创办人、已故罗荣渠教授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外源性的,是后发的,并认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洋务派发动的‘自强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序幕。这次改革的中心内容是仿造洋枪洋炮。为了讲求‘算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提出了学习西方语言,翻译西书、开办译书局等任务。1862年,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同文馆开办于北京,这是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的肇端,也是清政府转变对西学的态度的开始。同文馆聘请西人开办英文、俄文、法文等班,最初是一种实验性质。到1867年算学馆成立,从学习西文进而到学习西学,这所翻译学校才逐渐向一所高等学校过渡。”(《现代化新论续篇》页173-174。)

  

  夜读偶记(二)

  

  创业垂统,为后世法。从教育领域说,同文馆当之无愧地扮演了“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

  

  北大如今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谨守上谕”,维持现在1898年为开端的历史,那它就既不是引进西方民主的开路先锋,也不是引进西方科学的开路先锋,“野心”破灭;要么将“直接渊源的同文馆”整合进自己的校史,使自己的校史延长31-36年,校统有了“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的名分。割断历史而企图成为“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无异缘木求鱼。

  

  千年的纸会说话。同治变法在迄今为止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中仍被忽略,但坚信有史德史眼史胆的后人会使之显起来的。胡适等名气再大,无视极其珍贵的晚明以来的中西文化会通史,随意涂改历史,终属徒劳。陈平原是“拘文牵俗,循诵习传“,怪不得他。

  

  夜读偶记(三)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小引》:“在日本东京大学访学时,买了一册印刷精美的‘写真集’《东京大学百年(1877-1977)》,读后感慨良多。”

  

  野史也有感慨。日本1853年黑船事件后,才接受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逐步放弃朱子华夷观,放弃“锁国”政策,开国学习西方。其西学的重要转运站是中国。1861年起,先后翻刻《瀛环志略》、《万国公法》、《格物入门》等等。1867年受挫的同治变法,比明治维新早发动一年。同年开创的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是中国也可能是东亚最早的现代高等学校。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开创,可能比日本要早。花了大量大清银子的清末官费留日学生,不愿提这段出口转内销的历史,情有可原。后世有头有脸的名人,有意无意抹煞这段中国率先对西方挑战作出有效回应的光荣历史,“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2012-1-26凌晨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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