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长建:“说者”与“听者”角色转换——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程序性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5 次 更新时间:2012-01-31 13: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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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长建  

  

  【摘要】在司法判决中,“说者”意味着行使权利的人,“听者”意味着履行义务的人。现代司法判决体现民主原则,实现由不平等的主客间性的“独白式”走向平等的主体间性的“对话式”,这就要求实现“说者”与“听者”之间的角色转换。现代司法判决体现法治原则,程序公正是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保证,确保当事人充分的诉讼参与权、辩护权也要求实现“说者”与“听者”之间的角色转换。“说者”与“听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保证了“说者”与“听者”的角色有效性和司法判决的有效性。

  【关键词】说者;听者;主体间性;判决书上网

  

  从“主客关系”的认识论向“主体间关系”的语言学转向,是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被视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场革命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认为,把科学史上的范式概念应用到哲学上,可进行“存在”、“意识”和“语言”的哲学史上的三分期,并相应地区分三种哲学思维方式:本体论、反思哲学和语言学分析{1}(P.13)。这场肇始于哲学的语言学革命正日益向法学领域渗透,引起人们法律观念的重大改变。从认识论的视角看,法律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法律生活的认识,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或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而从语言学视角看,法律是一种主体间的对话,哈贝马斯认为法的合法性来自法律商谈的立法程序。笔者认为,哲学的“语言”时期恰恰是近代民主法治发展的产物,当代的法政哲学不是探讨个人的言语“能力”而是探讨公民的言语“权利”,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对“言语”行为研究的学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家而是法政哲学家。自人类诞生以来,人都有说话的“能力”,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古罗马的奴隶被称作“会说话的工具”,只有说话的“能力”而无说话的“权利”。公民是否具有话语权是前法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相区别的标志,公民的话语权体现在司法判决中就是当事人的辩护权,当事人具有“说者”的地位,而非仅仅是被动的“听者”。

  

  一、角色转换的“说者”与“听者”构成司法判决的有效话语系统

  

  在话语系统里,有两个对应的角色:“说者”和“听者”,所谓的言语就是“说者说给听者听”或“听者听说者说”,只有“听者”而没有“说者”或只有“说者”而没有“听者”是构不成有机的话语系统的。但一个有效的话语系统并不仅仅在于该系统有“说者”和“听者”,还在于这二者的关系如何,是否处于一种恰当的对称关系。如果这个话语系统里的“说者”和“听者”被截然分开,那么无论“说者”还是“听者”都不是一个有效的角色,这个话语系统也并非是有效系统。司法判决之过程也是一个言说之过程,如果这里的“说者”和“听者”的角色是僵硬的、对峙的、固定的,那么说者和听者的角色都是无效的,这个话语系统也是失灵的,也就不可能具有可接受性。只有在这个系统里实现角色置换和可逆转性,话语不再是从“说者”到“听者”的单向度独白而是二者之间的双向度对话,这样的话语系统才是有效的,才可以制作出具有可接受性的判决书来。在当今的民主法治国里,法律从根本上讲是保护公民权利的,而话语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不仅是“听者”,亦是“说者”,一项法律之所以有效,不仅在于它是由主权者或权威机关颁布,通过了哈特所说的“承认规则”的检验,还在于它首先将草案公布于公民,接受公民对其可接受性的评说,公民不仅是法律的承受者,也是法律的创制者,公民作为法律的承受者和制定者的角色是可以转换的,“公民时时刻刻都应该能够把他们自己理解为作为承受者所要服从的法律的创制者。”{2}(P.449)[1]公民对法律行使着“说者”的权利,也对司法判决行使着“说者”的权利。一项司法判决之所以是有效的,不仅仅在于它是法官依法作出的,还在于它的可辩护性,接受公民对其可接受性的评说,公民之所以遵守司法判决,不仅仅在于其具有强制性,还在于其具有正当性,是在经过当事人充分辩护的基础上作出的,公民对司法判决不是“接受与否”的描述性状态,而是“可否接受”的评判性状态。合法性主张要求判决不仅与过去的案例的处理相一致、与现行的法律制度相符合,而且也应该在有关问题上得到合理论证,从而所有参与者能够把它作为合理的东西来接受。只有公民在司法判决中具有“说者”的角色,充分行使辩护权,他才有理由相信司法判决是公正的而具有可接受性。只有公民认同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时,他才会自觉地遵守法律。

  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说”主要关涉权利,“听”主要关涉义务。在前法治社会,特别是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下,法官、当事人虽然也说也听,但却体现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法官只是说者而没有听当事人辩解的义务,当事人只是听者而不享有辩护权。而在现代法治下,普遍采用对抗式诉讼模式,又称“辩论主义”诉讼,也就是拆除“说者”、“听者”二分的藩篱,使当事人成为说者也具有说话的权利,司法判决表现为理性对话的产物。

  将奥斯丁的“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理论引进法律,我们发现,法律就是一种对话的言语行为,正如哈贝马斯强调:“法是一身兼二任的东西:它既是知识系统,又是行动系统;它不仅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规范语句和规范诠释的文本,也可以被理解为建制,也就是一套行动规则。”{3}(P139)无论立法、司法都是如此。“说”话就是行动,就是在实现权利,如辩护人的辩护就是在行使辩护人的辩护权,“听”话也是在行动,就是在履行义务,如当事人“听”法官宣判就是在履行遵守法庭秩序的义务,法官听当事人辩解也是为保证辩护人行使辩护权而必须履行的义务,除非特殊情况,法官不得打断而必须耐心“听”当事人和辩护人的辩护。法官如果剥夺当事人的正常辩护,就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侵害,也产生司法判决公信力和可接受性丧失的行为后果。司法判决是言语行动的过程,有效的司法判决来自于司法判决中言语行动的有效性,即言语行动者必须遵守平等的对话规则。笔者认为,这个规则就是重新审视司法判决中“说者”和“听者”的关系,使他们由僵化的角色变为可逆转的角色,这样“说者”、“听者”不是直线运动型的对峙关系,而是圆圈运动型的转化关系,经过这种转化,从程序上保证作为“听者”的当事人也可以作为“说者”行使“说”的权利,反过来,作为“说者”的法官也要作为“听者”履行“听”的义务,法官和当事人之间不是不平等的主客间关系而是平等的主体间关系,法庭话语不是从法官到当事人的单向流动而是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双向互动,话语的表达是充分的完整的,司法判决是经过充分辩论的,也就具有可接受性。只有经过这种“说者、听者”的角色转换,才能保证法庭上“说、听”言语行为的有效性,正如哈贝马斯指出:

  在我看来,话语真实性的判断尺度只能是它的主体间性。即是说,只有在话语主体的交往对话中,话语的真实性才能得到检验。当所有人都进入平等对话,并就同一话语对象进行理性的探讨与论证,最后达成共识时,该话语才可被看作是真实的。因此,真实性乃是话语交往中的三种有效性要求之一,以及这一要求的实现。当然,为了达成有效、真实的共识,每一个话语主体还必须从理性的动机出发,严格遵循普遍认同的话语规则和论证程序,表现出共同探求真理的真诚态度和愿望。综合起来,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活动,必须实现三大有效性要求,即(言说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态度的)真诚性{4}。

  这样,将作为“听者”的当事人转换为“说者”,将作为“说者”的法官转换为“听者”,法官和当事人都具有“说”的权利和“听”的义务,因而是平等的主体间关系,法官并没有垄断话语权、不能把当事人作客体对待。

  排除当事人作为“说者”的充分辩论,法官仅仅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作为判决的可接受性的理由是不充分的,“规范性判断的正确性是无法在真理的符合论的意义上来解释的,因为权利是一种社会构造,不能把它们实体化为事实。‘正确性’意味着合理的、由好的理由所支持的可接受性。”{3}(P.278)一个判断之有效性取决于它的有效性条件被满足,这不能通过语义分析的逻辑推理而实现,只能通过语用的商谈方式,即通过以论辩的方式而实施的论证过程。从这点可以看出,司法判决不仅仅是语义的形式推理过程,更是一个语用的过程,卡尔纳普指出:“如果研究中明确涉及讲话者,或语言使用者,便是语用学的领域。如果撇开语言使用者,只分析语词与指涉物,就是在语义学的领域中。”从一般意义上讲,引人语义和语用区别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提供一种解释框架,以说明交流失败完全在于讲话者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特征{5}。我们分析法庭话语使用之失效,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没有将当事人当作主体赋予“说者”的权利,当事人的言语并非出自内心真意,这就阻碍了其维护自我权利的行动,按照“以言行事”的理论,言语被扭曲,行为也被扭曲。比如,刑讯逼供就是把当事人的说话由权利变为义务,剥夺当事人作为“说者”的资格,刑讯逼供而出的话语是扭曲无效的,是不能够作为证据的,所以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另外,既然当事人也是“说者”,“说”是当事人行使权利,当事人既可以积极的方式行使,如辩护;也可以消极的方式行使,如沉默。但是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就是说当事人没有沉默权,他必须说那些自己不想说的话,也就是说没有充分享受“说”的权利,不是完全的“说者”,这条法规因而是有缺陷的。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实现“说者”、“听者”的角色转换,保证当事人作为“说者”参与论辩,以积极的、作为的方式或消极的、不作为的方式行使“说”的权利,司法判决由法官的独白走向法官和当事人的对话。

  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在于它是所有参与者通过对话的共识,“规范和价值能否得到所有相关者的合理地推动的共识,只有从第一人称复数这个主体间扩大了的视角出发,才能加以判断。” [3](P.280)如果主体没有扩大,只是法官单方而将当事人排除在外,那么共识是不存在的,是无法作出合理的判断的,所以哈贝马斯强调司法判决中,根据融贯的规范体系而形成的个案诠释,依赖于商谈的交往形式,其中,“参与者的视角和由不偏不倚的法官所代表的共同体中那些非参与者的视角,有可能发生相互转换。”{3}(P.281)只有发生这种角色转换,法官和当事人才能既行使权利而有所作为,又履行义务而有所约束,保持各自权利义务的对称性,这就首先从程序上保证了公民的权利,也使司法判决不背离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提高司法公信力。

  

  二、“说者”、“听者”的角色转换的法理分析

  

  在法治社会,人人都是“说者”,都能够通过话语将自己的才智奉献于社会,社会的发展是全体公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由于话语并没有被一人垄断,社会的发展也不取决于一人之力,不因为一个领导人聪慧或愚蠢、贤明或昏庸、审慎或武断、清廉或贪婪等个人因素而大受影响,所以和专制社会相比,法治社会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同理,在“说者、听者”二分的专制社会,控制话语权的法官个人因素对司法判决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在“说者、听者”可逆转性的法治社会,法官只是“说者”之一,司法判决并非取决于法官一人之智慧,而是法治发展的整体性成果,当事人的辩护能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主导意识形态、社会的法律意识乃至民众的接受心理都以某种方式参加进来,司法判决是由整个社会的法律智慧决定的,司法判决更具有稳定性和合理可接受性。

  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有很多区别性标志,其中显赫、根本的标志就是“言语”表达机制。在前者,话语表达被不同程度地垄断,成为少数人的“独白”,言语区域里被泾渭分明地分为“说者”和“听者”两块,控制话语的掌权者是只“说”不“听”的“说者”,没有话语权的民众是“听”而不“说”的“听者”,言语表达机制被阻塞,“说者”与“听者”的分离造成言路不通、听说对峙、言语支离破碎、行为磕磕碰碰,“说者”以权力作话语,压制言论自由,肆无忌惮地“说”而不必认真地“说”,导致“说”的质量下降;在后者,话语是不被垄断的,“独白”被“对话”所取代,每一个公民既是“说者”又是“听者”,掌权者和民众、“说者”和“听者”的隔离墙被推倒了,言语表达机制是通畅的,“说、听”质量在一个有效机制下得以保证。

  在专制社会的司法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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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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