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埃及革命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5 次 更新时间:2012-01-29 15: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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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  

  

  对中东地区而言,过去的一年是极其不平静的一年。始自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席卷诸独裁政权的这场剧变,无论是否可以被冠以“革命”之名,也无论你称之为“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还是“阿拉伯觉醒”(Arab Awakening),抑或是“阿拉伯起义”(Arab Uprising),它都具有了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诚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它“可称得上是自1916年至1917年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出现的最大规模的转折”。

  当前有关中东剧变的描述性分析已经有很多,各种版本的“故事”也已经流布甚广。在本文中,笔者假定读者对当前中东各国乱局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进而在此基础上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这个视角来探讨所谓“阿拉伯之春”这个问题/现象,由于革命涉及的国家比较多,这里我选取最为重要的埃及作为分析对象(因为在这次革命所涉及到的诸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埃及够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区性大国),其他国家的情况只能兼及。现代化进程是历史的纵向分析,意思就是,不单单浅层次地关注过去这一年的中东变局,而是拉长分析的时间长度,将当前的中东问题放在现代历史的长时段中看待。本文选取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可以说是目前社会学中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视角。”之所以选取这样一视角,主要是考虑到阿拉伯的社会运动矛头直指国家,最终改变了本国的政治体制,专制独裁主义者都被(或将要被)推翻了,他们死的死、逃的逃、退的退。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运动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世界各个角落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都被卷入到了这样一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之中。现代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在各个社会实现现代性,尽管有关现代性的看法不一,但大家基本上都认同的几个目标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

  过去的发展观重增长而轻民生。长期以来,直到现在,人们一般都把现代化与发展基本等同,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增长/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在2001年就曾经说,以往的发展观,“过于注重宏观经济,当时强调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力提高这些方面,对于发展的质量、生活的质量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社会因素则较少关注。至于环境、可持续增长、妇女在经济中的角色、少数群体和原住民的角色等问题,就更视而不见了”。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更多借助于国家力量的推动。全力推行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曾经遭受过西方侵略的国家,因面临严峻的外部世界挑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时代紧迫感的鼓动下,把现代化作为‘国家重建(nation-rebuilding)’的全民任务,这样,就需要国家利用政治杠杆来改组行政机构,通过威权政治来加速经济增长和推行强制性的工业化战略”。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政府在本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但也容易滋生腐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政策都会导致社会资源在各个社会集团间的再分配,“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政府的许多政策常常是腐败性的,甚至是掠夺性的,从而引发被压迫群体的不正义感”。因此,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失序与混乱现象就更为严重。

  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把发展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从而带来了权力的日益集中。也就是说,“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国家逐渐剥夺了原来属于社会的权力。国家既然接管了这些事务,就得为它在这些事务上所作出的政绩和败绩负责,许多地方性事务和问题因此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民主化运动可以说是民族国家的副产品”。

  亨廷顿曾指出,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的整合,意味着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国家立法机构手中,还意味着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参与在村落这个层次上可能是相当普遍的,但超过这个层次,政治参与便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了。有些庞大的传统社会可能会达到较高水平的权威理性化和结构分化,而政治参与却仍局限于少数贵族和官僚精英的范围。因此,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要素是,整个社会的各个集团在超于村镇层次上参与政治,以及创立能够组织这种参与的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

  大规模社会运动往往都有国家层面的政治诉求,但这种运动对民主政府和威权主义政府的冲击是不一样。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政体与政府分离,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选举之上,政府的危机可以通过民意的变化和政府换届来解决,反对势力因此很难从政体的角度对政府的合法性进行有力的挑战,政府的危机难以转化为政体危机,这种政体就比较不用担心社会成员利益和声音的多元化,不用担心社会成员利益的组织化表达和社会对政府甚至是政府首脑的直接批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为威权主义政体。其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威权国家领导人,没有选举的合法性作为挡箭牌,必须保证各方面表现良好,反之,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威权主义体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尽管它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在人的发展方面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即它使人“非人化”了。

  现代社会运动除了将矛头直指政府/国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得益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性)交通通讯手段的便利,这些手段,在过去是铁路、电报,在当代便是手机、互联网等。在1970年代,霍梅尼靠的是录制并散布录音磁带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在1980年代,土耳其的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居兰运动靠的也是这种手段。

  综上,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民族国家建设打破了传统的地方性社会结构,带来了社会的广泛动员。而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使人们意识到,只有通过国家权力才能伸张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大多数现代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或者是要整体或部分地改变国家性质,或者是要寻求国家的保护,或者是想借用国家权力来扩展某个群体的利益。

  

  二、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及其合法性危机

  

  独立后的中东国家普遍走向了威权主义。中东地区现代国家的历史相对比较短,其独立大多是在二战后。这些国家都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被殖民历史,因此,它们的诞生普遍带有反帝反殖的特征。中东国家独立之后,曾经普遍出现了一种向西方学习、实现现代化的激情。尤其是在政治组织的形式上,独立后的中东国家,也尝试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政党和议会等现代体制。但是,现代体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其运转就非常顺利。恰恰相反,在中东地区很快就出现了普遍的威权主义。在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军队干预并夺取了政权。在有些国家(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国家)重要的经济部门实行的是公有制。

  中东北非等地主要阿拉伯国家非殖民化时间表(略)

  1.中东发展型国家的社会问题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大都具备下面两个特点:第一,迟发-外诱性。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渡始于20世纪土耳其革命和凯末尔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全面瓦解,中东各国开始了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渡。但是,这种变迁不是自然的、内生的过程,而是外部因素冲击下被迫进行的。在现代世界经济体中,“高速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因素对低速发展社会具有强烈的传导性,自发的国际竞争机制又使这种传导性变成一种自觉的发展律令”,从而引起强化的适应性社会变迁。第二,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中东社会变迁先是从政治层面展开的。中东各民族国家的建立,基本上采取了先进行政治变革,即夺取政权,取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条件,然后进行经济变革,通过经济变革巩固政治变革的成果。对独立后的各国而言,经济变革是刻不容缓的,多数国家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自上而下实行“强制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

  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中东国家现代化在国内往往是一种靠强力推行的政策,是一些所谓的“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所领导的。这样的现代化无论是标榜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难免具有专制主义的特色。没有强权的保证,现代化就没有办法推行。这也是中东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悖论。这些魅力型的领袖人物,“作为国家、民族或宗教领袖人,有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他们具有创造性和代表性的政治行为在中东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以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为依托,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这样的领导人周围一般都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在1979年之前的伊朗,推行的“白色革命”的真正受益者只是掌握政权的王室和高层文武官僚等极少数人。巴列维家族富甲天下,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的存款。国王本人也挥金如土、穷奢极欲。首相和各级官僚,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钱,除公开的合法收入外,纷纷在各大公司和政府机关设立秘密预算,日常生活甚至“从荷兰买花,从法国买香水,从东地中海购买野味,从非洲购买水果”。这些与广大人民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激起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民众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积聚最终导致了滚滚的革命洪流。

  不能否认,中东地区的威权主义政府致力于现代化,致力于经济增长,并取得过可喜成就,但他们普遍忽视了发展的质量,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切实改善民生。在那些石油出口国,大量的能源收入并未实现公平分配,而是进入到当权者及其附属者的腰包,他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很多老百姓却处于生活贫困、毫无尊严的境地。中东穆斯林社会人口中的极小一部分人富得流油,而大多数人穷得叮当响,贫富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穆斯林国家(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公有制部门是贪婪、浪费和奢华的代表,它们的存在嘲讽了伊斯兰的公平理想。在埃及,萨达特致力于解散纳赛尔所创建的国有企业,其他一些国家也在经历一场“私有化”的运动,但是,这些财富大多被最高领导人的亲朋至友、官僚和权贵所瓜分。

  2.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当前,在中东国家普遍发生了反抗现政权的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事实在在表明,中东这些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的本质之一就是统治,统治必然涉及到正当性/合法性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发生过的合法统治形式有三个基础:一、理性的基础——相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乎法律,统治与服从都基于对法律的共同信守;二、传统的基础——相信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拥有权威的人按照传统实施统治,统治与被统治都基于对传统价值的服从;三、卡里斯玛的基础——对具有超凡魅力人物的服从。

  从大中东的角度来说,中东有27个国家,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和5个非阿拉伯国家,其中除以色列、塞浦路斯外都是伊斯兰国家。按照政体的不同,中东国家大致可以分为君主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摩洛哥)与共和制(如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叙利亚、利比亚、伊朗、埃及、突尼斯、以色列、土耳其等)。中东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

  一个国家政治的合法性,既有历史基础,又有现实因素。笼统地看,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革命(民族主义)、改革(发展进步)、伊斯兰教、公民社会(个人权利、自由与尊严等)等。

  中东现代国家建立之初,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多元的。但普遍来看,革命(反帝反殖)与改革(发展进步)是其主要来源。这在凯末尔的土耳其、纳赛尔的埃及、礼萨汗的伊朗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这些国家在当时都属于威权主义政治,但其统治的合法性是牢固的。但随着主权的巩固、卡里斯玛人物的去世以及改革带来的经济-社会大发展,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将随之位移,以往的革命和改革意识形态也将逐渐成为过时的东西,新一代公民关注的将更多是民生、权利、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能否通过进行有效的变革,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出的新需求,是对其政治合法性的最大考验。土耳其通过漫长的民主化过程基本建立了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伊朗因伊斯兰革命而改变了国体和政体;埃及最近正经受土耳其所经历过的那种阵痛。

  对于沙特和伊朗这样典型的神权国家而言,其政治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但沙特和伊朗又差别很大。沙特更像是一种传统型统治,它的合法地位来自伊斯兰教以及王位的世代相袭。现代沙特王国没有成文的宪法和立法机构,伊斯兰教法是法律的依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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