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我的思想自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1 次 更新时间:2012-01-20 11: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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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进入专栏)  

  

  韩国友人要出版我的文集并力促我写一“思想自传”,使我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我深感荣幸,十分高兴有机会与韩国读者交流;另一方面,我深感现在不是写“思想自传”的时候,因为我的思想远未成熟。但盛情难却,我不得不对自己思想的历程做个简要回顾。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我刚刚过了四十岁的生日,却全无“不惑”之感,不免惭愧。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诉诸于黑格尔采用的关于青年期和成熟期的定义:“28—48岁,青年;49—76岁,成熟;77—死亡,老年。”

  谈到黑格尔,我立刻回想起自己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那是在上大学二年级时写的。但我的专业并不是哲学,而是“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我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趣是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的大思潮背景下形成的。当时,对年轻一代的思想形成最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家是李泽厚。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使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哲学的魅力。恰好我一位中学同学的父亲(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宋光)是李泽厚的好友,使我在中学时就有机会登门求教于李泽厚。当我大学二年级时写成《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时,李泽厚亲自将它推荐给《河北大学学报》发表。韩国读者也许对我论文的标题感到奇怪,这就得要介绍一下当时中国哲学思想界的状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来自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一直以“辩证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辩证唯物主义”是包罗万象的宇宙观(包括所谓“自然辩证法”)。李泽厚于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全面介绍了康德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该书隐晦地批评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它是一种“前康德”的思辨形而上学。我的文章试图把李泽厚的书的含义说得更直白。我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本身作为包罗万象的“前康德”的思辨哲学是不能成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1845年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这是我第一篇论文的主要观点。它发表于1982年。

  今天回忆起二十一年前的文章,我仍然感到一种兴奋。尽管文章的写法很幼稚,但经过中国1980年代的哲学解放过程的人,能够理解我兴奋的原因。从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开始,中国哲学界日益兴起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热潮,正统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退出了哲学舞台。

  李泽厚之引入康德哲学,对中国当代思想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我今天想强调的是,尽管康德哲学在中国1980年代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黑格尔却成了“康德复兴”的牺牲品。人们(包括我当时)误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种对黑格尔的误解,使我们不能沿着黑格尔的思路去解决康德提出的自由和自我意识的问题,导致中国哲学思想界从1990年代开始日益失去了自主创造性,而成为各种西方“后现代”思潮流派的消费市场。反观之,1980年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却是和社会的改革运动有机结合的。虽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也是西方人,但中国思想界对他们的讨论已经和中国思想在1980年代的发展融为一体。

  我有一个愿望,即在不久的将来写作一部类似李泽厚的《康德述评》的《黑格尔评述》,把真正的黑格尔的哲学介绍给中国思想界。我将论证,黑格尔哲学是关于“自由及其实现条件”的哲学,它不是“前康德”式的思辨哲学,而是比今日西方流行的主流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更为深刻的思想成果。我希望通过对中国实践和黑格尔“自由哲学”的反思,使中国哲学重新获得自主创新的力量。

  我公开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也是大学时期写的,题为《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评述》,发表于1984年的《读书》杂志上。顾准是一个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于1930年代在上海自学成才为中国会计学专家。由于他坚持独立思考,19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一直在逆境中生存,直到1974年去世。在后来19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有一段“顾准热”,顾准被所谓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尊为偶像。但是19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却只把顾准作为一个符号,而不去继续探讨顾准提出的深刻问题。实际上,我1984年讨论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的文章,是第一篇对顾准思想的探讨,被顾准的弟弟收入《希腊城邦制度》再版本作为附录。

  现在回头来看自己1984年关于顾准的书评,我感到当时未能注意和强调顾准关于公元前590年梭伦民主改革的如下论述:

  “雅典内部的动荡,基本原因在于土地兼并和债务奴役。前面引述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一段话,说明雅典的土地贵族在周围富裕的工商业城市城邦及其豪华的僭主宫廷影响之下,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而在贵金属铸币逐渐通行的条件下,最有效的剥削方式之一是高利贷。雅典农民祖辈相传的那一份土地成了债务的抵押品。史家考证当时成为抵押品的土地事实上成为债权人所有,债务人只能保留一种出款赎回的权利。有的债务要以人身为担保,残酷的债务奴役制盛行起来了。库隆暴动到公元前六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间,雅典大概处于经济迅猛发展时期,雅典从麦加拉手里夺回了萨米拉,麦加拉的僭主政体垮台了,雅典商人开始到黑海、埃及和塞浦路斯去经商,这使得平民对于当时的国内秩序更加觉得不可忍受,而德拉孔的法典也许更加强了高利贷者和贵族的地位。现在真的有平民暴动和僭主出现的危险了,救治的办法是要找到一个‘民选调解官’来调停对立的集团的利益,来解决‘如何免除债务人的钱债,来重分土地,并根本改革现行的秩序’的问题。雅典人和因雅典的伟大而所获甚多的世世代代的人,很幸运地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梭伦。”

  顾准这段话实际上说明雅典民主是自耕农民主,这是和西方史学的新成果一致的。而我的书评过多强调希腊城邦的航海经商活动,是简单化的。我希望中国今日的学者能真正继续研究顾准提出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历史问题,而不要在“顾准热”中反倒淡化了顾准的尖锐的问题意识。事实上,雅典民主是自耕农民主的观点,有助于扩展今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选举(建立在土地改革和土地集体化之上)研究的理论视野。

  我在1980年代还写过不少文章和一本介绍博弈论的书。但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仍是头两篇文章。正如奥古斯丁所说,记忆是个实验室,我们每人都在这个实验室里不断重新认识自己,塑造自己。提到奥古斯丁,我不免想到韩国是亚洲基督教徒最多的国家,一定有不少读者熟悉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忏悔录》共十三章。前九章讲奥古斯丁受洗礼前的经历,第十章专讲“记忆”,是全书的关键转折点,在此之后,奥古斯丁真正进入了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和沉思。

  我虽不是基督教徒,但韩国出版社要我写“思想自传”却给了我一个通过回忆来认清自己的思想历程机会。概括来说,198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思想变革,奠定了我人生与学术关怀的基础;而我1987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和1993年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经历,使我获得了许多有益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的训练。目前,我正准备回到中国的大学任教。我希望能实现黑格尔所说的自我意识的辩证发展:既回到原点,又螺旋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两位主要导师是著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Adam Przeworski和 Jon Elster,通过他们,我也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学代表John Roemer熟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持严格的批判态度。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马克思认为,“剥削”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工人受剥削是因为工资所能购买物品中所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少于工人的整个工作时间。因此,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剥削理论”不是关于“正义”的理论,而是关于“剩余价值”如何形成的“因果理论”。但是,John Roemer不同意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证明了“一般商品受剥削定理”。其要点在于:如果接受上述马克思关于剥削的定义,那么可以证明“钢”受剥削,“石油”也受剥削。因此,“剥削理论”作为关于“剩余价值”如何形成的“因果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但Roemer强调,“剥削理论”关心的实际上是“正义”的问题,马克思的问题仍是尖锐的,尽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至今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是正面的。在本书收入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我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批判法学”和“新进化论”列为三种对中国下一步改革有启发的思潮。该文写于1994年,后常被认为是中国“新左派”的早期代表作之一。“新左派”之所以“新”,恰在于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

  在1994年后,我的思想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我主要注意力放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对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正面研究上。1999年,我出版了《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一书,指出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和破产重整这三个制度的存在本身,是“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我对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正面研究的初步心得,发表于2002年在杭州的一次会议论文上。由于这篇论文反映了我当前的主要思路,同时有助于读者了解本书中的其他论文,我把这篇名为《小资产阶级宣言》的论文的头两节引述如下:

  “一个幽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

  为什么?因为在世界各地,无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动力,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在日渐滋长。

  中国当前的制度安排不容易理解,而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看却能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来。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不应使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地位永久化,于是小资产阶级普遍化似乎成了未来的希望(1)。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改革和转变现存的金融市场体制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其中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有蒲鲁东、穆勒、西尔沃·格塞尔、费尔南·布罗代尔、詹姆士·米德、詹姆士·乔伊斯、费孝通和罗伯特·昂格尔。毛泽东也在潜意识中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影响。

  本文所用的‘小资产阶级’一词包括农民,这是与国内目前流行的‘中产阶级’的不同处。但我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可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政策,实际上包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创新,但至今未能予以正面的理论解释。

    

  蒲鲁东和中国的土地所有制

    

  洛克认为‘土地私有制起源于优先占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向洛克的理论提出挑战,强调人口的增长使得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私有土地财产。蒲鲁东说:‘从生存的实际看来,每一个人都有占有的权利。为了生活,他必须具有用于耕作的、据此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因为占有者的数量是随着出生和死亡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它遵循以下规律:每个劳动者可能要求的生产资料的数量随着占有者的数量而变化。因此,占有始终是从属于人口的。最后,因为占有物从未保持固定,占有物从来就不可能变成财产……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权利。占有的数量并不依据个人的意志,而是依据空间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而定,故财产不可能存在。’(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第82—83页)

  蒲鲁东的意思是,如果土地私有制意味着所有者的无限期控制,那么它和人口的变化是矛盾的。因此,土地私有制,如果理解为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权利(2),是不可能存在的(3)。换句话说,私人土地所有意味着部分所有者对其无限期的控制,那么它就不能适应人口的变化,也因此私人土地所有就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的普遍权利。如果私人土地所有制适应人口的变化,它就不是所有者无限期控制意义上的私有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今天的土地所有制证明了蒲鲁东的这个洞察力。

  中国农村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个人所有,而是村庄集体所有。现行的制度可以称之为农业土地租赁(三十年)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一个家庭得到多少租赁的土地,这是和家庭的人口数量一致的。村庄的每个成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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