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今天，那位曾经“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的伟人开启了前往南方的行程。
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这次行程后来被浓墨重彩地记入历史，而这些谈话则被称之为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发表之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关键时刻需要关键人物的出场。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是改革史上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第二次关键出场。这一次出场，指明了中国朝向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奠定了当前中国崛起的大格局，并持续影响未来。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但今天我们纪念南方谈话，不是仅仅为了怀念——对小平同志最好的告慰、最好的怀念，就是把小平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一手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让中国现代化之梦快马加鞭，早日得以实现。
这样的怀念，才不仅仅是怀念。
一
20年弹指一挥间，沧桑巨变。
2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相继赶超英、德、日等老牌发达国家，跃升世界第二，大国气度彰显。从北京奥运会的“无与伦比”到上海世博会的“精彩绝伦”，从广州亚运会的“史上最好”到深圳大运会“不一样的精彩”，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让世界惊讶，中华文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
中国正沿着总设计师规划的道路快速前进。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这是辉煌的成就，却也迎来了巨大的风险：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环顾全球，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无法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直到今日其中大多数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丛生，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建成了现代化社会。
国际经验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但中国应当加以总结经验和教训，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绝缘体。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土地冲突不断、看病难、读书难、就业难、底层百姓上升通道缩窄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这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表征多多少少有些相似。对此，应加以清醒认识，以增强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倘若解决不好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小平同志设想的现代化国家目标就有可能无法实现。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二
新时期出现了新需求，因而需要新改革。
20年来，中国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从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新阶段。过去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人活下来的问题，但在发展型阶段，人们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好，活得幸福，因而这一阶段人们的主要目标是追求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就产生了人们日益增多的公共产品需求与当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在社会需求变更的背景下，社会既要求市场经济提供越来越优质的消费品，也要求政府提供越来越优质的公共服务品。这种公共服务品既是公共政策上的，也是环境发展上的，是对政府的综合性改革诉求。
不同的改革时期面临不同的改革威胁。1992年，改革的威胁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可能性回归，改革存在倒退的风险；当前，改革的威胁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既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也有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威胁，更有改革共识难以凝聚的威胁。对于当前的改革形势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制度建设仍处于进行时，权力结构调整不尽到位，市场经济运行不完善不规范甚至变形，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加剧，因此改革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社会上反对改革的声音不小。
确实，改革需要正名。但有一条必须坚定不移：没有党所推动的改革开放，便没有今日的中华气象；没有南方谈话的一锤定音和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目标模式，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阔步向前和人民物质生活的大幅改善。因此，如何才能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才能把改革推动下去？
只有坚定地依靠党，依靠人民。
三
改革必须凝聚全社会共识。
在当前的改革阶段，如果没有凝聚全社会共识，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改革必然是碎片化的。这种改革无法也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因此，改革需要人民群众的进一步参与，只有人民的支持才是改革的最坚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是600万群众的“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推出了一个新中国；今天，我们搞改革，也依然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他们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支持者和主体。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时表示，我们要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对于改革来说，时机非常重要。改革的促成需要社会具有相应的需求，需要社会各种有机力量的协调配合，需要改革者的决策智慧与推动魄力，需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当这些条件逐渐形成的时候，改革的时机就逐步成熟。主动的改革需要主动的时机，被动的改革需要被动的时机，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需要有人来抓住这一时机。时机抓住了，改革才能迎难而上，冲破阻挠，时机抓不住，困难日积月累，等到必须再次改革的时候，国家将为迟到的改革付出比之前大得多的成本。
时机是什么？20年前，小平同志通过南巡，抓住了当时改革的时机，破解了是回归计划经济还是坚定走向市场经济的疑问，使中国确定了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今天我们纪念小平南巡，不是要再次讨论该搞计划经济还是该搞市场经济，而是在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下讨论如何从根本上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基本任务。可以说，这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实践论”问题，是利益纠葛的问题。只要我们把握时机，大胆依靠人民，就能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闯出科学发展的新天地。
四
改革确实面临很多关口，以及诸多困难。但我们没有必要悲观，更没有必要后退，而应当以昂扬的斗志，依靠科学的决策，人民的参与，抓住当前深化改革的良好机遇，实现新突破。须知，纪念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目的不是在于重温南巡的形式，而是把小平同志一手开创的改革事业继续下去，完成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勾画的宏伟蓝图。
在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省委书记汪洋表示，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如何打破？对此我们应有一个理性的认知，需要面对现今改革是包含既得利益者在内的改革，不可能把既得利益者撇在一边单干。这是不现实的。搞改革，既需要理想，也需要务实。在已经基本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情形下，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关键是要找到阻力最小的改革方式，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行理性改革。
当下的中国是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是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中国，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继续又好又快发展、转型升级的中国，是改革者依然在发挥相当作用的中国，比起20年前，当前中国改革的内外环境要好得多，意识形态的阻力要小得多。这就意味着深化改革具备了许多较为成熟的条件。但是，改革既需顶层设计，亦需地方改革的不断试验。没有地方改革的不断试验，改革就没有可以摸的“石头”，更难以谈什么“过河”了。然而地方推动改革，就必须建立起鼓励改革者出现的干部选拔机制。只有让善于改革的人上，让不善于改革的人下，各地才能形成主动改革的竞争性氛围。倘若改革者命运多舛，改革就必然缺乏动力。
让改革与改革相竞争，改革才能挤出空间，越走越宽阔。
回望1992年，小平同志曾经在深圳语重心长留下一句嘱托：“你们要搞快一点！”这句话实质上就是要求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能够加快改革步伐，为改革开放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因此，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重要发表地，我们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的最好方式就是率先凝聚改革共识，推动改革，深化改革，率先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陷阱，率先转型升级实现科学发展目标，率先建成幸福广东和高水平小康社会，依靠这一系列“率先”率先完成小平同志的殷殷嘱托。
我们要搞快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