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重温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邓小平“南方谈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6 次 更新时间:2012-01-20 1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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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  

  

  20年前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被称为新时期又一个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如果说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成果是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话,那么它在今天应当是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器”——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被称为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又一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今天,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对于我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

  

  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0页)2002年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时,我撰文论述了邓小平理论怎样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哪些理论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个“新阶段”,并将这个“新阶段”解读为一个既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设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形态;文中提出“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

  10年过去了,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理论,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形态。这个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内涵很多,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至科学发展观,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许多创造性发展,但这些理论创新的最突出的代表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我们党所以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思想,则是由于“南方谈话”首次正式公开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具有很强的政治感召力。

  

  为什么说“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按照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若要鼓吹市场经济,就是离经叛道,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必说20世纪前期至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外对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的探索都被斥责为修正主义而遭到严厉批判;就是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前一个时期,尽管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媒体宣传中却将此视为禁区。邓小平本人自1979年始就在小范围谈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研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前后达十四五次之多(不过,他在小范围所谈论的观点在“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才对外公开),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第203页)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更加明确地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且,他还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样,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此后20年里,党中央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使这个理论愈益丰富和完善。因此,“南方谈话”成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如何认识“南方谈话”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

  

  邓小平是政治家、战略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发表“南方谈话”时,尽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仍然关心和思考党和国家大事,“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他的权威仍然对我们党和国家发挥着巨大影响。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既然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更大优势,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那么他在经过长期思考而有了明确结论后,就不能不表明坚决的态度。改革开放后,他的许多谈话都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例如,党的十三大关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论述,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一个时期有一种舆论要否定十三大。对此,他明确表示:十三大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还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第371页,第373页)邓小平这样鲜明的态度,无疑为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壮了胆,解除了他们的许多顾虑。起草党的十四大报告征求他对经济体制改革采用哪种方案的意见时,他毫无保留地赞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因此,“南方谈话”实际上发挥了政治感召的巨大作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努力发挥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是我国创造奇迹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讲,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那时这么讲,主要是强调改革的伟大意义,提高人们对改革的觉悟。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改革对于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意义。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南方谈话”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改变了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不完全认识,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既要发展生产力,还要解放生产力这两个问题讲全了。

  “南方谈话”所以把问题讲全了,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搞市场经济这个伟大的理论创新。对改革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早就有这个认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放生产力;城市企业下放自主权,是解放生产力;建立经济特区,也是解放生产力,等等。但这些都是局部的,某一个领域或方面的。只有实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才是全局性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实现生产力的大解放。如果说计划经济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同汽车在普通公路上行驶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则犹如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犹如动车在高速铁路上奔驰。它的历史起点则无疑从“南方谈话”始,在党的十四大形成全党共识将其作为党的重大决策通过后,党中央陆续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0条等一系列条例、法规,不断在朝着改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方面作了巨大努力。也正因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10年前我们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崛起,这是2010年我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不到20年就取得这样令世人惊羡的奇迹,这是邓小平当年发表“南方谈话”时未曾想到的。创造这样的奇迹,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和此后制定的政策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起了决定性作用。

  

  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凸显,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

  

  改革,无论古今中外,从来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万全之策,总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但经过权衡,若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就应该进行。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双刃剑,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且负面效应的“杀伤力”不会很小,但是如邓小平所说,有办法克服,可以抵御。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一方面使其正面效应得以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使其负面效应受到最大的遏制,将其消极作用限制到最低程度。所以,“社会主义”四个字,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容词,或点缀作秀的虚语;而是牢牢地套在市场经济头上的“紧箍咒”,起约束负面效应的抵御作用。

  纵观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的情况,尽管对限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作了巨大努力,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措施,但政策的制定往往滞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漏洞太多,使下面的“对策”化解了上面的不少政策,从而其消极作用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集中表现为“四大失衡”:一是权力失衡,钱权交易,一些官员腐败;二是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相关政策没有使先富者很好地带动未富者,有产生两极分化的潜在危险;三是社会心理失衡,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问题使人们的心理感到缺乏保障;四是生态失衡,一些地区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破坏严重,生活环境污染的治理缺乏力度。这些问题的凸显,虽然是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发酵的结果,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这是因为:

  第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走富裕和繁荣之路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指出:“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至150页)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有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经历了至少200年,我们国家才只有20年。期盼在短时期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个愿望很好,但要在短时期完全消除其负面效应,恐怕不现实。

  第三,这与不少人忽视套在市场经济头上的那个“紧箍咒”——“社会主义”有密切关系。忽视了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不可能牢牢地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因此,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加强堵住各种漏洞的制度建设,牢牢地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环节。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反对片面追求个人、群体和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义”与“利”,历来是中华民族处理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义”为先,还是以满足个人私欲的“利”为先?这一直是区别善与恶、高尚与低劣的一个重要标尺。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就是无限追求利润的最大值,是个人利益和与个人相关的集团利益第一。有如前述,我们国家所以强调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要像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咒”一样,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约束其背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负面效应,但是,不少人对这个“紧箍咒”很不以为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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