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论“治-综治”取向的中国法治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2 次 更新时间:2012-01-17 09: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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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 (进入专栏)  

  

  【摘要】30年来,我国已经孕育出一种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法治模式。这种法治模式的关键词是“治”与“综治”。其中,“治”表征秩序,体现了中国法治模式的价值目标:这是一种通往秩序的法治。“综治”作为“综合治理”的简称,体现了中国法治模式所依赖的路径或方法。“综治”意味着:为了实现“治”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法院、法律、判决,还应依靠其他机构、规则、方法,而且还要“综合运用”,从而让各种机构、各种规则、各种方法形成合力,共同实现“治”的目标。以“治”与“综治”作为关键词,可以把握当代中国法治模式的神髓。

  【关键词】法治;综合治理;中国法治模式;英美国家法治模式;秩序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从1980年前后的“法治与人治问题大讨论”算起,[1]中国新时期的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但是,时至今日,关于法治概念的理解与法治状况的评价,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当前,无论是“法律人共同体”还是社会公众,都对中国法治现状表达了某种忧虑。一个隐约可见的评判是:中国当前的法治徘徊不前,甚至有倒退之虞。[2]支撑这种评判的依据既见于司法领域中的某些困境,也见于行政执法领域中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征地拆迁过程中对当事人利益的侵害。此类的问题确实存在,甚至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公诸媒体。这些消极的问题和现象,有待于通过制度上的改革逐步地予以遏制或根除。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法治理论的深入研究不能止步于时评或就事论事,更不能满足于道义上的批评。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现象正好构成了学术思考的素材。法治研究应当透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找出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内核。当然,就像不同的木匠利用同样的木材可以做出不同的家具一样,法治研究者从这些问题和现象出发,也可以生产出不同的学术产品。本文的旨趣是总结、提炼出中国法治模式的关键词,描绘出中国法治模式的神髓。

  为什么要寻找中国法治模式的关键词并进而描绘出中国法治模式的神髓?因为这是重建法治共识,并进而优化、完善中国法治模式的起点。试想,如果对“中国法治模式是什么”这个基础性问题都不能精准地回答,如果自己的家底都没有盘点清楚,如果“认识你自己”这个前提都没有得到初步的解决,怎么可能对症下药?怎么可能提出通透的法治理论和至当的法治方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中国的法治理论,恰恰就在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认知环节上出现了疏漏。

  检索近年来的汉语法学文献可以发现,关于法治的论述虽然数不胜数,但其中的主流文献大多是关于法治应然状况的想象和描述,而这种想象和描述的样本几乎都来自于西方的文本或通过西方文本来表达的西方实践。换言之,既有的主流研究文献几乎都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法治应当是什么?既有的研究文献普遍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法治是什么?中国的法治模式实际上是什么?或者说,在30年的法治实践过程中蕴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法治模式?这决定了我们在学术上进行总结和提炼的必要性。

  如果说对中国法治模式的总结是必要的,那么,这种总结是否可能?实践中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待总结、有待提炼的中国法治模式?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13亿中国人的法治实践,层层叠加、堆积、汇聚在一起,已经孕育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当代中国的法治模式。在这个法治模式的内部,虽然有断裂,有变异,有凹陷,有反复,有冲突,但也存在着某种不绝如缕、一以贯之的规律性的内核。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已经生成的这种法治模式,虽然显现于今日,但却是不同时期法治实践反复锤炼的结果。换言之,今日我们所见的中国法治模式并不是今日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并不仅仅是当下的法律人、主政者、社会公众塑造出来的,而是数代法律人、数代主政者、数代社会公众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塑造出来的,已经留下了数代甚至数十代人的印迹。而且,从根本上说,不仅今日所见的中国法治模式是历史的产物,今日中国的法律人、主政者、社会公众、(公共)知识分子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宿命般地受制于特定的、无法回避的、不容拒斥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处境。因此,公允地说,当代中国已经形成的法治模式,应当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来把握、认知。

  为了精准地把握中国法治模式之神髓,廓清中国法治模式的本来面目,笔者运用了历史考察和文化解释的方法,同时还自觉地恪守了“阐释者”而不是“立法者”的立场。[3]因为这样的方法和立场有助于理性地、现实地而不是情绪化地认知当代中国的法治模式,有助于重建最低限度的关于中国法治的共识。

  笔者采取的“阐释者”的叙述立场,旨在透视出中国法治模式的实质。此外,本文还有意识地运用了比较方法,试图通过比较和对照的方式,更强烈地凸现出中国法治模式的文化个性。比较的对象,则是与中国法治模式反差明显的英美国家法治模式。因此,下文的思路就是:首先抽象出一对关键词——“治”与“综治”——作为描述中国法治模式的基石性范畴;接下来,分别从价值与方法两个维度,对中国法治模式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中国法治模式的精神与正当性进行简要的归纳总结。

  

  二、中国法治模式概说:以英美国家法治模式为参照

  

  中国法治模式的精神实质不必向外寻觅,它其实就隐藏在法治之“法”和“治”这两个普通的字词中。英美国家主流法学家在论述法治时,普遍把重心放置于法治之“法”(法律)。譬如,英国法学家拉兹认为,法治应当包含八项原则:第一,法律是可预期的、公开的、清晰的;第二,法律是相对稳定的;第三,特别法(特别的法律命令)应当在公开、稳定、清晰、普遍的规则指导下制定;第四,保障司法独立;第五,遵循自然正义的原则;第六,法院享有针对其他原则的执行的审查权;第七,法院容易接近;第八,犯罪预防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不能构成对法律的滥用。[4]仔细地分辨这八项原则的内容,可以看到,法治的重心首先是“法律”本身应当具备的品质,其次才是“法律”在法院里的运用问题。

  以拉兹为代表的西方法学家的法治理论,在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与规范意义。譬如,在《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这篇颇具代表性的论文中,夏勇研究员就提出了“法治的十大规诫”,把法治的要素归结为十项:有普遍的法律、法律为公众知晓、法律可预期、法律明确、法律无内在矛盾、法律可循、法律稳定、法律高于政府、司法权威、司法公正。[5]夏勇研究员提出的这“十大规诫”,有八项都是针对法治之“法”(法律)提出的要求,有两项针对司法,也是关于法律的实施或运用问题。把夏勇研究员提出的“十大法治规诫”与拉兹提出的“八项法治原则”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以夏勇研究员为代表的中国法学家关于法治的应然状态(“法治规诫”)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英美国家法治理论为蓝本的。

  在英文中,法治(rule of law)的基本含义,首先就是法律的统治,法律既然居于统治地位,法学家们自然就把法律及其品质当成法治的重心;其次,由于法院为垄断性的司法机关,因此法院对于法律的运用也是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概言之,英美国家法治模式的关键词主要是法律、法院、司法。以夏勇研究员为代表的中国法学家根据英美国家法治模式提出的“法治的十大规诫”,虽然旨在阐述一种普适性的法治理论,但却是实质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中国法治“未来应当怎样”的论断,主要在于为中国法治的未来描绘一个蓝图,主要是一种关于“应当”的论述;它不是一种关于“是”的论述,也不是关于中国法治“实际上怎样”的论述,更不是对于中国法治模式的归纳和总结。

  然而,如果着眼于30年来已经形成的中国法治模式可以发现,今日中国实践中已经形成的法治模式并不能用拉兹的法治理论来概括——拉兹制造的那双“法治理论之鞋”根本就套不上已经在中国长成的这双“法治实践之脚”。与英美国家法治模式相比较,中国法治模式的重心不在于“法”而在于“治”。在“法”与“治”的关系问题上,“法”主要是“治”的工具(依法而治)。正如清末思想家魏源所言:“法令,治之具也,而非所以治也。”[6]因此,要理解中国法治模式,首先要读懂的关键词是“治”。简而言之,中国的法治模式,是一种以“治”为根本取向的法治模式。

  要全面解读中国的法治模式,除了在“法”与“治”两个词语之间徘徊、斟酌之外,还有必要转向实践:在中国现行的正式体制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法委员会(以下简称政法委)和综合治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综治委)常常是重叠在一起的,或俗称“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不过,严格说来,政法委是党的内设机构,综治委是国家设立的机构。当代中国人习焉不察的这种正式制度可以解读为:主导中国法治实践的政法委也是主导中国“综合治理”的委员会,政法工作的任务就是运用多种手段、动员协调多种力量实现“综合治理”(综治)。由于“法治”与“综治”都是由政法委(综治委)主导的,这就在实践中的“法治”与“综治”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水乳交融的关系:一方面法治实践的任务就是综合治理,法治工作与综治工作乃一体两面;另一方面,政法委主导的法治工作要通过国家层面上的综治工作来实现,实际上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宪法序言中载明的基本政治原则。从这个角度上看,要理解中国的法治实践,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词,那就是“综治”。

  从“词与物”两个领域,我们分别找到了支配中国法治模式的两个关键词:“治”与“综治”。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治”反映了已经形成的中国法治模式所蕴含的价值目标,“综治”反映了已经形成的中国法治模式所依赖的制度路径。因此,中国法治模式的本来面目就可以通过“治”与“综治”这一对关键词来展示。

  

  三、“治”:中国法治模式选择的价值目标

  

  就已经形成的作为一种实践形态的中国法治模式而言,其蕴含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未得到正面回答。当代中国法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不是“中国法治模式所蕴含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而是“法治的价值目标应当是什么”。这里还是以夏勇研究员的观点为例。夏勇研究员认为,法治的核心价值,在于人类的尊严与自由。[7]这种看法颇具典型性,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法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思维定式。不过,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它主要是从应然的、一般性的层面上谈法治的价值;第二,它立论的依据主要是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然而,如果我们暂且搁置法治的应然价值,而从实然、实证的层面上来描述当代中国已经形成的法治模式所蕴含的价值目标,那么以“人类的尊严与自由”来回答就显得有些空泛和飘忽。其理由如下:首先是它陈义太高,法治主要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它不是一个讲境界的问题,不能从最高的层次来谈法治;其次是因为这个回答讲的是一个普遍性、永恒性的问题,因此对当前中国的客观问题就难有针对性。笔者认为,更精准、更妥当的回答是“治”。换言之,如果要“坐实”中国法治模式所蕴含的价值目标,那就是法治之“治”。

  何谓“治”?从法学的立场来看,“治”主要是指公共领域内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能够得到安顿。但是,在现代的学术分科体系尚未建立的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之治与生命、心灵之治并不能截然分开,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们之间总是纠缠在一起的或者说是“打成一片”的。因此,一方面对于“治”的探讨有待于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切入;另一方面,传统中国诸子百家的理论尽管异彩纷呈,“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8]但最终的目标都在于“治”。对于这一点,司马谈在论及“六家之要指”时已经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9]可见,虽然先秦时期的各个学派提出的方法、手段、路径各不相同,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治”——有效地安顿秩序。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治”是一个表征效用、价值与目标的概念。

  为了实现“治”这个总体目标,先秦时期的各个学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儒家的基本观点是礼治、仁治、德治;其内在逻辑是,先安顿生命秩序、心灵秩序,就会让社会秩序、政治秩序随之得到安顿。道家的基本观点是无为而治;其内在逻辑是,不必费尽心机去“安顿”,秩序会自然形成。与儒家、道家相比,法家更重视“法”的作用,其早期代表人物管子已经提出了“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10]的着名观点,主张更多地依赖“法”达到“治”的目标。这种“治道”的内在逻辑是,社会与政治秩序可以直接通过法律予以安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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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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