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君:改革丢失了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39 次 更新时间:2004-12-12 11: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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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君 (进入专栏)  

  

  一位著名政治家指出:当今世界正进入“晕旋”时代。

  

  经历了25年改革发展的中国,也处在“晕旋”的时期。且不说对外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变化着的世界会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且不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通往崛起的路上每迈出一步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影响世界的格局和走势。仅就中国自身的改革发展而言,已经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着的变化都令人“晕旋”。25年的时间不算短,占一个世纪的1/4,人民有理由算一算改革发展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改革初期对民众有过太多的许诺,如今许诺与兑现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25年来,我们几乎每推进一步,结果都是忧喜参半,巨大的成就里总是包含着众多的问题与矛盾。——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的同时,维系人际之间社会经济交往的“信任”感普遍丧失,大肆鲸吞社会财富的行为和“暴发户”们的炫耀性消费愈加凸显弱势群体问题的严峻,通过透支各类资源建成的大大小小“政绩工程”加重了发展的难度。形形色色的经济问题、经济矛盾演化为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就连一些精心呵护改革、力倡改革的理论家也质疑“改革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警惕滑向不好的市场经济”的呼吁强烈地撞击这个时代的心弦。

  

  事实就摆在我们眼前,迄今为止的改革,有输有赢。在赢的方面,中国走上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初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欧盟。这些巨大胜利,为未来的大踏步前进奠定了体制基础和经济基础,由此,付出一定代价值得。但是,在输的方面,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足以使改革成果功亏一篑。——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和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几乎离老百姓的受益度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弱势人群滑向现代社会的边缘,改革发展的成果反而激发他们太多的心头之痛、心头之恨(即社会普遍存在“仇富”情绪)。改革初期同步受益的格局早已不再,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趋势基本形成,对改革持之以疑的情绪从社会低层向中层乃至理论阶层蔓延。

  

  民心是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今天的民心已经非常脆弱。岂只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实践我们再也输不起了(这是温家宝总理2004年3月第十届人代会期间答记者问的回答。我的理解是,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实践输得很惨,已经没有太多的“本钱”),未来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将是“输不起的实践”。然而,改革已如离弦之箭,不仅没有回旋余地,又不能在现阶段上踟躇不前,还必须直奔靶的。我们只有一条路可选:勇往直前。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告诫全党:“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决策,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所谓“重大考验”一词的份量有多重,我们不难掂量出来。

  

  可想而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接下的担子何等繁多重:既要推进改革,又要切实解决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历史矛盾。无论是推进改革还是解决问题,都困难重重、风险重重。我们再也输不起“民心”,已经没有“错了再改”的机会了。未来的任何改革实践都只能胜利。好在新一届党中央对改革发展的严峻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于耳。

  

  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改革历程里,都具有标竿意义。这是两个既一脉相承又有显著区别的纲领性文件。改革的指导思想在人们的“不经意”之间从“GDP”压倒一切向“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转变,实现了两个时代在改革指导思想上的对接。这个重大转变的指导思想被提炼为“科学发展观”。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第一次明确表述转弯思想的是2004年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1号文件。这个重要文件的重大意义,不仅体现在党和政府向全社会传递了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农民增收,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反思了25年农村改革为什么愈是改革“三农”问题愈是严峻的原因所在,明确提出“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工程。“三农问题”长期是改革发展的瓶颈,因而发轫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四大转变” 具有全局意义,必将影响其他重要领域,对未来改革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正处在“四大转变”开始起步的关键时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疾风暴雨般思想交锋中走来。因其思想交锋激烈,愈显出“选择”与“推进”的艰难与胆识、勇气。十六大报告高度评价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高度评价了历经10年努力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任何关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都清楚这些成就意味着什么。在通往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我们已经有了更为实在、更加坚实的体制保证和经济条件。中华民族将会、一定会以更加矫健的步伐走向崛起、走向复兴。

  

  但是,更为切实、更为严峻的事实是:经济发展的众多成果被少数人窃取了,众多社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了,大多数人承受了改革的阵痛却没有分享到应有的利益。——这样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强盛与人民何益?这些严峻的事实,击破了人民群众当初对改革所寄予的期望,改变了改革发展的性质,使本身就负重前行的改革发展受到更加严厉的质疑和责难。面对过去,我们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面对现实,我们的形势究竟是好是坏?面对未来,我们的前景究竟是明是暗?这些影响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问题,在日新月异变化莫测的现实里更加难以回答,使其思想的天空风云滚滚,各执一词的观点、认识、看法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电闪雷鸣。处在激荡中的人们,怎不“晕旋”?怎不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本世纪初的20年是我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大发展机遇期。时不我待。机遇稍纵即逝。我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影响改革发展的责难和质疑纠缠,迫切需要冲破迷雾,走出晕旋。但是,虽然目标已经锁定,路线已经明确,部署已经周全,措施已经出台,改革发展能够强行推进吗?固然,改革发展已成大势,不可阻挡。如果对已经积累到令人喘不过气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没有切实的化解,依附于这些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质疑与责难就会梦魇般死死缠住推进改革的每一步,就会涣散人心,使未来改革的变数更多。任何重大改革都具有悲剧色彩。虽然任何善良的、对前景充满希望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改革是以悲剧结局,但良好的愿望并不能替代结果。中外历史上,初衷合理的的改革最终走向否定的事例不少。恩格斯把这样的历史悲剧归结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的不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改革悲剧的覆辙决不能在当地中国重蹈。

  

  面对如今极力诋毁和谴责选择发展市场经济的言论,力倡改革的理论家们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充足的底气予以驳斥,因为正是这一选择带来了、积累了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这些人更不能因为自己与中央保持一致就以为拥有话语权,把批评改革、揭露问题的言论统统纳入持不同政见。事实上,绝大多数忧愤之深的人正是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切之爱。在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这个大目标上,彼此是一致的,其纷争和冲突主要是对路径和政策、举措的选择上。十六大报告强调“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没有思想交锋,何以创新理论。没有思想交锋,何以使创新的理论更加成熟。我想,为什么改革发展处在重大转变时刻,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不就是因为改革发展进入“没有石子可摸”的深水区,需要聆听更多的正面与反面的声音吗?未来的每一个实践,都是背水一战,不能失败、只能胜利,这就需要有经得起砥砺的理论,才能做出科学的、周全的决策。

  

  当然,让思想的园地白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仅仅是前提,不是目的。目的是使改革发展走上坦途。因此,通过“齐放”和“争鸣”,找出制造矛盾、破坏改革、阻碍发展的症结所在,解答改革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问题究竟有多严重,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为什么要“四个转变”,科学发展观的针对性和重大意义究竟是什么。

  

  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由于体制落后束缚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引起的。因而改革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虽然落后但有强大的体制基础做支撑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冲突的惨烈强度可想而知。而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改革的全过程所进行的利益调整是否与改革的初衷——既历史的必然要求相吻合。如果改革是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替代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使少数权势群体、强势群体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成为社会新贵,就必然渐渐失去民心,失去社会基础,失去改革的原义,那么,这样的改革离夭折就不远了。故而中国有句成语:“祸起萧墙”。

  

  今天,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什么呢?——可用两句话四个字来概括:“发展”,“公正”。

  

  放眼世界,“革命与战争”的主题早已渐行渐远,“和平与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强劲。仅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是以往历史的总和(江泽民语),表明世界已经以几何递增的速度在发展。我们已经错失了一次历史性的产业革命和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国家已经与发达国家相比又落后了近100年。这在“和平与发展”的天空日渐明朗的今天,落后就是危机。发展的愿望,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十分强烈。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里,国际间的交往决不会因为50多年前我们连钉子还叫“洋钉”、火柴还叫“洋火”而降低交易标准,由于落后就不得不饱尝实力不对等交往的苦果;而文化思想素质整体提高的中国人,也难以认同经过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生产力依然与发达国家落后将近100年是合理的。说什么“300多年历史的市场经济与不到100年历史的计划经济孰优孰劣没有可比性”,只能愚弄自己、安慰自己。不错,计划经济是马克思的原创。但马克思所设计的计划经济其前提条件是已经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尊重历史前提。我们有这样的历史前提吗?没有。20多的计划经济实践表明,没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难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即使建成了,这样的社会主义也是先天不足、后天孱弱的,不堪重负。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使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得以巩固。既然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而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已经显示了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创造力(见《共产党宣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探索一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呢?“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选择,这为中国探索发展市场经济解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和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集体,怀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冒着人们曾经耳熟能详——“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风险,毅然担起了探索、改革、发展的重任。25年来,从“摸着石子过河”、选择市场经济到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谓一路跌跌撞撞。此起彼伏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我们走过来了,中国创造了连续10多年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界奇迹。到2003年,与改革之初相比,中国人口增加了3亿,却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历史性突破。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与改革有关,与选择发展市场经济有关。

  

  但是,必须看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1000美元是一道历史关口。而对基尼系数早已越过国际公认警戒线的中国来说,这个1000美元所包含的社会危机因素远大于所包含的发展后劲。基尼系数之所以越过警戒线,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全力以赴抓发展、GDP压倒一切的时候,丢失了社会公正。今天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都与社会不公相关。我们几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传统极端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走向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资源占有不公,以及个社会群体之间的权益不公、发展的起点、环境、条件不公。面对积重难返的诸多问题和矛盾,面对贫富悬殊给百姓带来的生存与发展之苦,新总理温家宝说他常常流泪。而一些人还讥讽为“作秀”。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时至今日,为什么“人权”思想那么强劲地冲击世界各国,不就是因为先发展起来的强势国家欺负弱势国家、先发展起来的强势群体欺负弱势群体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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