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枷锁满城香”

上个世纪初的某个夏天，巡捕们押着一个长发披肩的中年男子、一个穿着西装的少年男子以及几名华服男子经过上海的街头。马车驶过，观者哗然，一时竟有“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诗句到处流传。略通典故者可以发现，这句诗辗转来自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和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不过，李白写下那首诗的时候，正与一群酒店女子、金陵少年厮混，一副春风得意的风流才子模样；陆游写下那首诗的时候，很有可能僻居乡村，一副暮秋晚钟的忧郁文人模样；而那些男子则是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被拘嫌犯，“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诗句颇给人一种“生如夏花之绚烂”的感觉。

1903年6月29日，在清政府的要求下，租界工部局对多次发表过激言论的《苏报》员工发出拘票，那名中年男子就是36岁的章太炎、少年男子则是18岁的邹容。在租界方面的斡旋下，涉案人员最终得以从轻发落，但“苏报案”却成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事件。胡道静先生认为革命派虽然牺牲了一个报馆，却使得清政府“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我没有那么乐观，更倾向于认定它掀起了“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新篇章。傅国涌先生的新著《追寻失去的传统》以《风雨百年“苏报案”》为开篇，似乎佐证了我的这个观点。顺着目录往下看，尤其第二辑最让人触目惊心，宋教仁、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杨杏佛、费巩构成一份“七君子”名单，几乎每个姓名都加上了“之死”的后缀。但最让人激赏的却不仅是他们，还有那种“风吹枷锁满城香”的景象：身陷囹圄者无需等待漫长的历史和时间来追认，在事发现场就得到了足够的承认。“苏报案”之后《苏报》居然还可以继续出版七天，甚至发表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厚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南京的《新民报》停刊之后，王芸生率先在《大公报》发表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

通览全书，几乎每次事件都遭到了新闻界、法学界等各界人士的抗议，卷入麻烦的主角立即成为闪烁着光芒的英雄。这种声援通过满足当事人的“虚荣心”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或许有人会对这种“虚荣心”不以为然，认为历史和时间的长河自然会证明一切。事实上，有一定限度的“虚荣心”未必是坏事，那种“乐观的必然规律”非常可疑：历史常常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时间更无法证明什么。做一个街市争看的员外郎，还是把自己交给不可靠的蔡中郎？在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无疑前者更具魅力。不过，我想补充一点：一个人可以选择“成仁”，慨然入狱；也可以拒绝“成仁”，出国逃亡。章太炎坐而待捕，自然有大家风范；但他写信让邹容投案，则有“越界”之嫌。从表面上看邹容可以拒绝章太炎的建议，但那封信使他处于一种道德弱势，不管是否自愿，迫于道德压力都不得不走向监狱。

“秋风秋雨愁煞人”

尽管“满街争看员外郎”，也不是所有的当事人都能成为众人皆知的英雄。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群男子，除了章太炎和邹容，其他人都基本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其中有一位叫做陈仲彝，系报馆主人陈范的次子，虽然不在拘票名单上却也被捕。他的父亲侥幸逃脱，东渡日本，结果贫困潦倒，以至于两妾改嫁、长子出走。后来陈范返回上海，依然没有逃脱铁窗之灾。等到民国成立，众多“仁人志士”论功行赏之时，他却超然物外，自认为不敢“贪天之功为己功”。“秋风秋雨愁煞人”是秋瑾的绝命诗，我每次读到这七个字都会有一丝困惑：秋瑾怎么能得到纸和笔？绝命诗又如何从戒备森严的狱中传播出去？读过《追寻失去的传统》，才知道这与山阴县令李钟岳有关。这位书生官员不肯刑讯逼供秋瑾，而是让她自己写供词，于是七字绝命诗得以流传。秋瑾被处决后，他也因办案不力被撤职，离职前“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赋闲杭州期间，李钟岳经常独自面对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最终自缢于屋旁，离秋瑾被杀不到一百天。值得注意的是，傅国涌没有采取体制内／体制外的两分法。当下有一些所谓民间思想者，发明了新版“出身论”，根据一个人的身份来判断他的行为。按照这种逻辑，陈范曾有宦海经历、李钟岳则是“秋瑾案”的提审者，两人的身份似乎注定他们是“帮凶”。事实上，一个顶撞上级的县令要比一个腹诽当权者的旁观者更具勇气，尽管后者看起来更有独立性和道德感。

如果历史存在规律，那也是非常残酷的：英雄往往都是由极少数的主角来担任，配角和客串者只能被遗忘。在大多数时候，后者付出的代价并不亚于那些闪烁的名字，得到的却几乎为零。傅国涌试图打捞那些破碎的记忆，不仅关注陈范和李钟岳，还用两篇文章的篇幅讲述了费巩的故事。这位浙江大学教授因言获罪、神秘“失踪”，最后惨遭杀戮，连尸体都被丢入硝镪水池。可惜这些“遗忘的大多数”在书中所占的比例相当有限，我所感兴趣的一些身影，也常常在书中一闪而过。“苏报案”事发后，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负责人殷次伊愤而投水自杀。这让我非常好奇，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以了结自己性命的方式提出无声的异议？在“秋瑾案”中，除了山阴县令李钟岳还有一位陈姓“府署刑席”，“闻以办秋瑾案为不然，告病辞去”。他后来有没有受到迫害，辞职后又以什么维生？书中多次提到一位叫做沈荩的记者，因为披露中俄密约被活活杖毙。这个事件背后又有多少曲折？《追寻失去的传统》在解答部分疑问的同时，留下了不少悬念。或许相关史料实在稀少，比如前面提到山阴县令李钟岳经常独自一人面对秋瑾遗墨，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不太清楚这则记载是否辗转出自当事人自述，否则后人怎么会知道他一个人独处的细节呢？

“夏瑜式叙事”和“秋瑾式叙事”

在鲁迅《药》中有一个叫做“夏瑜”的知识青年，不仅牢头无法理解他，老百姓也会把他当作“人血馒头”的原料。整篇小说，唯一的亮色是他的坟上出现一圈红白的花。夏瑜的原型是秋瑾，但傅国涌似乎过于“敬仰”前辈和传统，甚至有将它们“完美化”的倾向。在他的笔下秋瑾光芒四射，不需要面对无法被民众理解的问题，反而是主谋官员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遇，惶惶不可终日。虽然《药》是虚构作品、《追寻失去的传统》是非虚构作品，我却不敢轻易判断何者更接近真实。或许两者恰巧构成互补：前者偏向于“秋风秋雨愁煞人”的一面，后者偏向于“风吹枷锁满城香”的另一面。

同样是“秀才遇见兵”／“文人论政”的主题，“夏瑜式叙事”把它描述成一个人(先行者)与所有人(乌合之众)的战争，“秋瑾式叙事”则把它描述成所有人(民意)与一个人(独裁者)的战争。不难看出，这两种叙事都掺杂着叙述者的想象，他们根据个人经验或期待视野改造了笔下的“现代中国”。但让人遗憾的是，《追寻失去的传统》隐约闪现着好人顶天立地、坏人卑鄙猥琐的“忠奸模式”，缺乏内在的多重性。比如作者对杨杏佛的评价是：“他为人权殉身即使放在世界人权运动史上也足以光耀千古”，而时人邹韬奋则摆脱了这种单向度思维，既充分肯定“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又没有讳言“杨先生平日的私人行为也许不尽如人意”。不同的叙事还会有不同的话语，“夏瑜式叙事”是一种注重反思的内向型话语，“秋瑾式叙事”则是一种强调批判的外向型话语。批判固然重要，但反复讲述同样的句子却会耗尽批判的能量。书中有着许多真诚然而老调重弹的话语，比如《宋教仁之死》的最后一段、《毋忘宋教仁》的前三段和最后一段。类似的句子散落于全书，时时让人想起中学生作文里的“英雄故事”。

可以说，《追寻失去的传统》是一本内容大于形式的书，书中人物的跌宕起伏掩盖了作者的不足。它类似于范泓的《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2004年5月)，不是出色的学术著作，却是值得一读的启蒙读物。(原题：追寻传统 打捞记忆，南方都市报)

《追寻失去的传统》傅国涌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版，23.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