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刑法立法的发展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4 次 更新时间:2012-01-12 19: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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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 (进入专栏)  

  

  【摘要】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总结我国刑法立法的历史发展轨迹,透视我们党在新中国刑法典的孕育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刑事法治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在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党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引导刑法立法。回首我国刑法立法演进的风雨历程,尽管曲折,但成绩斐然,并且朝着不断完善的方向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与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贯彻党的政策,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

  【关键词】刑事法治;刑法立法;党的领导;刑事政策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刑法立法走过了不平凡的风雨历程。回顾我国刑法立法的历史发展轨迹,透视我们党在新中国刑法典的孕育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刑事法治建设事业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一、我国刑法立法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新民主主义的刑法立法

  新民主主义的刑法立法,是我们党在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制定、用于保护人民合法权益、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刑事法律规范文件的总和。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刑法立法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包括工农运动中制定的惩治反革命敌探和土豪劣绅的刑事法规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刑事立法,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刑法的萌芽。第二阶段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工农民主政权制定的刑事法规,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刑法的基础。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刑法进入健全发展的阶段。第四阶段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阶段。

  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刑法立法机关看,大量的刑事法律主要是由各革命根据地的边区权力机关讨论通过,由政府加以公布,也有一些刑法立法是由中央一级的权力机关制定的,如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1]

  新民主主义的刑法表现形式大多为单行刑法,也有刑法典,如《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这是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政权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唯一的一部刑法典;还有一些刑事法律规范性文件采用了训令、命令、通令、决定、办法、指示等形式。

  从立法的内容看,革命根据地时期刑法立法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国内外阶级敌人,惩治反革命分子,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配合革命运动,维护社会治安,同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作斗争,保护革命人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同一切贪污、浪费、行贿受贿等行为作斗争,以纯洁革命队伍。

  (二)新中国刑法典诞生之前的主要刑法规范

  新中国建国初期,为了稳固新生的政权,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先后开展了“镇反”、“三反”和“五反”等群众性运动,当时的刑法立法主要围绕着这些运动而展开。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经呈请毛泽东主席批准,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审理反革命犯罪的主要法律依据。[2]镇压反革命运动进人处理阶段以后,为了严肃公正地对反革命罪犯予以处理,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单行刑法。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为了保障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和为惩治不法地主确定量刑标准,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为了保护国家货币,稳定金融秩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4月颁布了《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为了处理“三反”、“五反”运动中揭发出的问题,1952年4月,毛泽东主席签发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项法律对配合当时的“三反”、“五反”运动,纯洁革命队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并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规定对投机倒把和造谣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的行为实行惩治。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的最初两年,我国刑法立法工作的开展还算正常,出台了一些单行刑法,在颁布的一些非刑事法律中也包含有一些刑事罚则。

  (三)1979年刑法典的孕育和诞生

  1954年9月,国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5个组织法,[3]这对我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同年10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的主持下,正式启动了新中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到1957年6月28日,草拟出第22稿。[4]这个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审查修改,又经过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并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发给全体代表征求意见。这次会议曾作出决议:授权人大常委会根据人大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的意见,将第22稿进行修改后,作为草案公布试行。

  决议作了,征求意见的工作也做了,但刑法典草案并没有公布。原因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之后还有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给立法工作带来不小的冲击,足足有三四年时间,刑法典起草工作停顿下来。直到1961年10月,才又开始对刑法典草案进行一些座谈研究。从1962年5月开始,对刑法典草案第22稿进行全面修改,经过多次重大修改和征求意见,其中也包括中央政法小组的几次开会审查修改,到1963年10月9日,拟出第33稿。[5]但是,很快“四清”运动来了,接着又是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法制工作开始有所重视。叶剑英委员长在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指出:“我们还要依据新宪法,修改和制定各种法律、法令和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规章制度。”[6]邓小平同志1978年10月的一次谈话也特别指出:“过去‘文化大革命’前,曾经搞过刑法草案,经过多次修改,准备公布。‘四清’一来,事情就放下了。”现在“很需要搞个机构,集中些人,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起草有关法律。”[7]就在这次谈话以后不久,由中央政法小组牵头,组成刑法草案修订班子,以第33稿为基础进行修改工作,先后拟出两个稿本。[8]1979年2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彭真同志主持下,从3月中旬开始,抓紧进行立法工作。刑法典草案以第33稿为基础,结合新情况、新经验和新问题,征求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作了较大的修改,先后拟了三个稿子。[9]第二个稿子于5月29日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接着又在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进行审议,之后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进行审议,审议中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最后于7月1日获得一致通过,7月6日正式公布,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30年第一次有了刑法典。

  1979年刑法典和同年的刑事诉讼法典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通过的法律。这两部法律的通过,标志着新中国刑事法典从无到有,从此刑事立案、刑事侦查、刑事起诉、刑事审判由主要依靠政策转变为主要依靠法律。1979年刑法典共有13章、192条,其中总则5章、89条,分则8章103条。它是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也是教育广大公民提高法治观念、预防违法犯罪的上好教材。

  (四)对1979年刑法典的局部修改补充

  1979年刑法典从整体上说是一部保护人民、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好法。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立法经验的限制,这部刑法典不论在体系结构、规范内容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还存在一些缺陷。为了弥补这些缺陷,自1981年以后,最高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并在107部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附属刑法规范,对1979年刑法典作了一系列补充和修改,刑法的罪名由1979年刑法典的129个增加到262个。

  (五)1997年刑法典的公布施行

  由于在刑法典之外,有这么多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缺乏一个体系上的归纳,显得有些分散、零乱,不便于全面掌握。特别是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后,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体制转轨,各方面都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在犯罪现象上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轨行为,哪些应规定为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划分,如何对社会上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犯罪加以科学归纳和分类,这些都要作通盘的考虑。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刑法的社会调整功能,更好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都要求全面系统地修订刑法,把分散、凌乱的规范加以整合。这个呼声反映到国家立法部门,引起了立法部门的重视。

  1988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将刑法典的修订工作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之后即开始调查研究、开座谈会、汇编条文、征求意见、拟订刑法修订草案稿本等工作。其中,关于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问题,军人违反职责罪入刑法分则作为一章等,均报请中央审议批准。1996年12月,立法工作机关将一部较为成熟的刑法修订草案提交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6年12月26日召开第23次会议、1997年2月19日召开第24次会议,审议了刑法修订草案,并决定提交1997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即1997年刑法典,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完备、最系统、最具有时代气息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法典。这部新刑法典科学地概括了刑法的基本精神,明文规定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将1979年刑法典及其实施以后17年时间内的所有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经过研究、修改、整合后编入刑法典有关部分,同时对于新出现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增加到刑法典分则中去。这样就使刑法典的体系更加完整、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更加明确、具体,法定刑之间更加平衡,可操作性更强。新刑法典共有15章、452条,包含的罪名有412个,其中源自1979年刑法典的罪名有116个,源自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罪名有132个,修订中新设的罪名有164个。新刑法典的公布施行,基本实现了中国刑法的统一性和完备性,贯彻了刑事法治原则,加强了刑法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因此,它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刑事法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国际刑法学界的重视。

  (六)对1997年刑法典进一步的局部修改补充

  随着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根据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又对刑法典陆续作了局部性的修改补充。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29日通过《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9年12月2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2001年8月31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12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2年12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2005年2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2006年6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2009年2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2011年2月2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典总则以及分则的具体罪作了一系列修改补充。这些修改补充使我国的刑法保持与时俱进的步伐,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刑法立法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

  

  (一)政策思想指导

  回顾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许多刑事法律的出台,是与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大政方针密不可分的。党的政策思想在刑法立法中的体现很多,以下择其要者加以说明。

  1.关于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10]“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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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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