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9 次 更新时间:2004-12-11 16:47:18

进入专题: 安乐哲   郝大维  

安乐哲   郝大维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振当年引领风骚的雄风,对各自的时代文化思潮重新产生巨大的影响。无疑,在这两种不愿成为昨日黄花的东西方文化形态共同反抗她们同病相怜的命运的努力当中,我们将发现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正是这些理由支撑着这场中西文化的重要对话。

  

  事实上,这场中西文化最新对话的序幕已经拉开。今天,美国人与亚洲人能够共同反思各自的文化传统,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试图阻碍他们平等交流的思想障碍基本消失,现实阻力基本扫除,也是因为两种文化传统开始互相认识对方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这场中西文化的新对话包括美国新实用主义和中国新儒家思想。准确地说,“新实用主义”的含义相当狭窄,它特指理查德 ·罗蒂(Richard Rorty) 所持的哲学立场。一九七九年,罗蒂发表《哲学与自然的映现》(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该书大量吸收了杜威的思想。但是,如果将新实用主义用于一个宽广得多的理论视域,无疑要合适地多。我们在此将新实用主义理解为哲学实用主义在美国的总体复兴。在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中,历史悠久的欧洲思维模式,被新兴的美国文化资源所替代。总而言之,恰如罗蒂这位新实用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所说的那样:杜威实用主义无疑是这场美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由其派生的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是这场文化复兴运动的中坚力量。

  

  三、 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六个共通性

  

  不论是美国实用主义,还是东亚儒家思想,都非常关心亚洲与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近年来,越来越多认真严肃的讨论涌现了出来。今天,我们将在此勾勒美国新实用主义和东亚新儒家思想之间的一些共通之处,这些共通之处为这场已经登场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体现出这场对话的重要价值。

  

  我们这里进行的每一项具体比较都将证明,美国新实用主义与东亚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使我们的观点征服民众,我们必须至少坚定以下这种信念:儒家思想长河与实用主义激流的汇合,很可能可以很好地提供各种资源,发展各种民主化的可能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不同于当前支配着世界发达国家的那些模式。

  

  (一)、重视文化叙述,反对种族中心主义

  

  杜威实用主义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绝对的或终极的真理。实用主义容忍错误,力求客观。实用主义者既不承认存在看待事物的唯一尺度,也不承认自己是世界上的唯一真理。恰恰相反,实用主义者的观点依赖于特定的历史叙述。实用主义者也进而承认自己不过就是这个人类社群的普通一员。

  

  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拒绝超越现世的观念,比如诞生于欧洲启蒙主义运动的本质先于存在的思想。在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中,我们看到,不论是自然的规律,科学的原则,还是哲学的逻辑,都无法确定我们是谁,也无法确定我们的个人、社会和政治存在。不是任何超越现世的观念,而是我们的文化叙述,最终昭示我们:我们到底是谁。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美国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不约而同地反对文化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总是试图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

  

  现代主义源于欧洲,并以欧洲为中心,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明显忽视异国风情,不但这样,现代主义还力图把他自己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普遍化,让其粉墨登场。西方人受这种所谓的普遍主义的蒙蔽,将盎格鲁-欧洲人当作现代人的标准,以为他们才是人之为人的楷模,盲目地模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都认为,文化的叙述是不可替代的。它们共同反对动机不纯的种族中心主义,共同撕下它虚伪的面具,揭穿它试图将一套短命的文化价值观当作普遍真理送给大众的真实目的。与此相反,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都赞同罗蒂的“良性的民族中心主义”(benign ethnocentrism)。不言而喻,罗蒂认为,我们的思想,行动和感觉必须从我们所处的境域出发。我们的起点是没法选择的,因为我们只能以自己的经验积累作为出发点,并将其视为我们自我意识的中心。只有从这一无可选择的中心出发,我们才能向外活动,这种自我意识在延伸的过程中会与其他民族的自我意识产生融合,从而形成更加广泛的“我们意识”(we-consciousness)。

  

  (二)、人类社会沟通交流

  

  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第二个一致之处是,她们都强调人类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在杜威看来,人类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参与和交流”(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cation),整个美国实用主义的社会学说正是建立在杜威对经验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这样,经验体系的建立必然依赖人类在交流过程中互动生成使用(in use)的语言。经验既然是交流,就必然预设着交流的具体情境,这就是人类社群的沟通交流。一个人的健康与否,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健康与否决定的。而一个社会健康与否,基本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沟通性如何,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是否是一个“沟通的社群”(a communicating community)。

  

  既然实用主义认为,交流是人类的基本经验,那么实用主义特别关注社会交往和群体互动,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由此出发,哲学家们对人们在社会交流中的种种方式进行了考察。交流的表达方式可以是对特定对象的诉求,也可以是无目的的、纯美学的表达而已。交流的行动可能促进人类创造,也可能阻碍人类制度化互动交往的努力。总之,实用主义作为关注互动的人类社会的哲学,可以说成是一种社群主义的(communtarianism)哲学。

  

  儒家思想同样关注交流的人类社会。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认为,人们不但要熟练掌握自己的母语,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尽量熟练掌握交流的工具。此外,孔子还说自己“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不仅仅是位传道者,是位教师,更是一位交流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孔子强调交流的技巧,才要求人们特别关注“正名”(proper use of names)的问题。

  

  与启蒙运动高扬“自我”(cogito)截然相反,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认为,个人是为其所在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这些社会关系依赖有效的交流而得以维持。在这里,我引用杜威的一句名言,他说,完整的个性是“明确的社会关系,有效的协调功能两者的产物”。他的这句名言极好地说明了个人是由社会决定的基本观点。

  

  在儒家传统中,社会交流关系与功能是通过“礼”来确立和维系的。\"礼\"的含义相当宽泛,它涵盖从个人与社会交流的角色到互动关系,从个人仪态姿势到社会政治制度的所有方面。可以这么说,“礼”是儒家文化的决定性骨架,并在相当大程度上界定社会与政治秩序。也可以说,礼教是一种社会语言的文化。

  

  (三)、自我修养

  

  不少人将强调自我修养当作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实用主义同样强调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更关注正统思想(orthodoxy),而儒家文化更关注正统行为(orthopraxy),这其实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比较。在这种流行观点看来,好象美国人对自我修养就漠不关心似的。其实,只要我们对这个问题认真地做一点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自我修养在美国文化中同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塑造美国精神有重大影响的伟大人物有加尔文派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和举世闻名的大作家拉尔夫·爱默生等等(the Calvinist theologian Jonathan Edwards and the famous essayist, Ralph Waldo Emerson) ,在他们著作中,人们可以发现他们对自我修养问题的强调。

  

  我们要说,强调自律和自我实现的精神是深深扎根于美国土壤的。爱默生在他一生的许多重要作品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比如,他论述“爱”,“自立”,“谨慎”,“友谊”,“个性”,“英勇”,“行为”和“能力”等文章就反复提到自我修养。无疑,爱默生的这种观点,对杜威思考社会伦理问题和教育改革问题有重大影响。可以这样说,不仅爱默生和杜威将自我修养当作道德与教育理论的主题,而且罗蒂在他的哲学讨论中也同样非常强调这一点。在罗蒂看来,自我修养是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根本前提。

  

  由此可见,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实用主义,都将自我修养置于个人道德品格教育的中心地位。她们在历史传统上的区别在于,儒家文化更强调培养民众领袖,也就是君子和圣人的品德,而美国实用主义更强调对大众的道德和美学教育,寄希望于自我修养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地培养人才,提供环境和机会,让民众领袖得以脱颖而出。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和实用主义都视自我修养为教育的重要目的,支撑这一教育目的的社会(social)动机也同样惊人地相似,可以肯定地说,自我修养是儒家文化精神和美国实用主义充分交流的坚实基础。

  

  (四)、劝谏的义务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谏”(remonstrance)的强调。在共同面对现实政治问题时,臣子,也就是下级官员绝不能仅仅是帝王圣旨和上级官员的法令政策的传声筒,他们有义务随时随地提醒君王,为帝王献计献策。在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也就是在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的叙述历史的文献中,曾经特别强调大臣和下级官员的劝进的义务,有时这对帝王确实是极为关键的帮助。很多时候,大臣一丝不苟地履行进谏的义务,态度远远比帝王要认真得多,所以历史上有许多死谏的故事,不少大臣由于进谏而身首异处,为了国家社稷的命运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几乎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支撑着大臣对国策的引导和核查,儒教社会就会很不稳定。

  

  在西方各民主社会中,民众对领导人的进谏,理想化地说,是希望通过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对政府的施加影响来完成的。通常,这种影响以选票的形式,通过选票箱来实现,有时,也通过活跃的教育团体和志愿组织花样繁多的活动来实现。当然,现实有时并不尽如人意,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常常威胁到广大民众的合法利益。

  

  与此相似的是,亚洲各社会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进谏的责任从贵族阶层转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bourgeoisie)。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知识阶层在亚洲一些国家曾经非常消沉,今天,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知识分子重新开始作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劝谏力量而登上社会舞台。

  

  今天,在东方的亚洲,和在西方的美国,学者、教师和政府官员间展开的对话,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撑着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联盟,这种联盟的基础是它们几乎一致的道德追求和社会关怀。很显然,无论在亚洲还是在美国,将来对社会领袖进行劝谏的力量必然要从中产阶级那里来,因为这些中产阶级能够较少受纯经济动机的驱使,而更多地认真考虑社会大众的利益。对这些劝谏力量的一个基本前提要求是,所有的劝谏者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这就是说,只有那些能够从社会最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出发,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品德训练,对民众需求和社会问题非常敏感的中产阶级,才有资格充当社会的改革代言人。然后,在中产阶级的带动下,分散于各个社会阶层中的学者、教师、知识分子以及国际社会的成员们才能够更好地履行对社会领袖的劝谏义务。

  

  (五)、传统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要谈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重合的第五个层面。实用主义,不言而喻是以个人实用经验作为出发点,以习惯、风俗与传统等群体经验作为导向。群体的丰富经验是一种巨大的资源(funded experiences),所有解决问题的行为都从这里开始。当然,实用主义者对新鲜事物保持充分敏感,因为他们认为新鲜事物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类社群推陈出新的交流经验所致。在西方,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过分依赖过去,总是力图维持与过去的联系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必然导致隋性和僵滞, 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然而,实用主义却并不这么认为,其观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随顺传统可以维系个体与群体道德和美学情感源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传统对于塑造和维持人的品格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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