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雨:对杜维明“文明对话”理念的一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1 次 更新时间:2012-01-11 22: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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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雨  

  

  最近无意间读到两篇对话和演讲,引发了我对杜维明“文明对话”理念的一点思考。第一篇是2005年彼得?圣吉与杜维明在浙大的对话:《从文明对话到对话文明》,第二篇是2007年杜维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文化认同和儒学创新》。

  彼得?圣吉据说是“学习型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他的理论强调人的价值,注重系统思考,认为组织想要实现其最大的发展潜力,就需要重视远景、目的、自我反思和系统的思维方式。”在这次与彼得?圣吉在浙大的对话中,杜维明说:“通过学习型组织,使我们的国家变成学习的组织,最终目的是使我们达到可以对话的文明。”

  显然,杜维明在这里已经完全接受了彼得?圣吉关于“学习型社会”的理论。问题是,在一个学习型社会中,谁学谁?当然,我们可以说,大家互相学习。但是,是不是还存在一个谁学谁多、谁学谁少的问题?就像在一个班级内,有知识掌握得相对较好的同学,也有知识掌握得相对较差的同学。总不能说那些相对较好的同学向相对较差的同学学习得更多吧?

  我注意到,杜维明在前面引述的那句话中谈到,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最终目的是使我们达到可以对话的文明”。“可以对话的文明”,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足以去跟人对话的文明。

  杜维明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与儒学有没有起步有很大的关系。”此言不虚,对话不可能是我们要求得来的,只可能是我们争取得来的。他说:“就整个世界来说,并不是平等的”。这就好比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发达国家,也有不发达国家;有大学生,也有小学生。正如杜维明接下来所问:“资源、权利都是不平等的。在此基础上,怎样对话?”他的回答是:“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先不说这个信念在别的文明中有没有,凭什么就说是“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越能掌握资源、信息的个人、群体、国家,越能够给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

  但是,儒家所拥有的并且仍然能够适应现代性的资源或者信息究竟何在?或者说,我们拿什么去跟人家对话?很遗憾,我读了这篇《彼得?圣吉与杜维明在浙大的对话:从文明对话到对话文明》,以及另一篇杜维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文化认同和儒学创新》,都没有能够看到他的进一步具体论证。也许他在其他地方有专门论述,只是我还没有看到。

  在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题为《文化认同和儒学创新》演讲中,杜维明“强调传统儒家文化应该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尤其在文明对话中求索反思,完成自身的现代转换,为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积极贡献。”应该说这其中“求索反思”是前提,“现代转换”是关键,“为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积极贡献”是目的。

  杜维明说:“儒家能不能创新,有没有通过对话创新的可能呢?历史上曾有过儒家创新,没有佛教,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学。”他接着问道:“儒家是否能在现代化中起作用,儒家的核心价值是否可能创新”?这个问题从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冯友兰等人起,一直到海外新儒家牟宗三、方东美等人,始终在苦苦地追问。不知道杜维明们心中现在是否已经有了答案,还是仍在上下求索之中?抑或距离问题的真正解决依然遥遥无期?

  杜维明承认,“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心智模式,是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带来的意识形态,这种启蒙心态是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受到这样的影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契约社会,自由、理性、法制、个人尊严,都是启蒙心态所衍生出来的。”事实上,有着多年海外求学经历并且至今仍在海外工作的他,不可能不承认这一点。

  但是他又指出:这种启蒙心态,“其中最大的盲点之一,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终极关怀照顾不够,因为它是强势的人为中心的主义,一方面是宗教精神世界理解不够,对自然有一种掠夺和矛盾冲突。第二大盲点是没有全球社群理念,虽然法国大革命的三大精神自由、平等、博爱为人所知,但没有突显。另外第三它是强势工具理性带来的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主义心态,认为人类发展突破了人的宗教、信念,到了科学中心主义。”

  应该说,杜维明所指出的的确没错,西方现代文明确实存在着诸多弊端。问题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可以靠我们的古老文明去加以补救吗?比如他说的西方现代文明第一大盲点,“对人的精神世界终极关怀照顾不够”,对“宗教精神世界理解不够”。我们都知道中国并没有宗教,儒学只能说具有准宗教的性质,但毕竟不是一种真正的宗教。

  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整个当代技术社会正面临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危机,这就是所谓后现代危机。海德格尔将之描绘为:面对全球性的技术强权,人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人类正在被这种席卷全球的技术文明的自动机拽入泥淖。但是海德格尔同时指出,企图另辟蹊径譬如东方思想等种种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如果说试图以科学来解决科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那么企图返回到前现代社会、以干脆取消科学来直接取消科学带来的问题,这更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思路。

  至于杜维明说的西方文明第二大盲点,“没有全球社群理念”,正如学者任剑涛在《思想的张力——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杜维明“既尝试过以自由主义的眼光看待儒家社会政治理论,近期转而以社群主义的眼光打量儒家社会政治思想。似乎社群主义的理论更适合用来阐释儒家的一些基本理念,诸如儒家的仁义、民君等等。”

  我非常赞同任剑涛的观点:“解释的处境是特殊的,它将解释者严格地限制解释的对象的环境之中。于是,跨文化的解释,因为脱离了原生的解释环境,一旦解释,就避免不了误读。”这种误读,有时是恶意的,如为了“先导性伸张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而刻意曲解;有时则是善意的,如杜维明等新儒家们的误读。新儒家们这种善意的误读与他们特有的一种辩护心态有关,即“或者基于道义、或者基于学理、或者基于现实,总之事先假定了辩护对象的价值优越性。”

  至于杜维明所说的西方文明第三大盲点,“强势工具理性带来的科学主义”,这个问题我前文已有提及,此处不再评说。

  总之,杜维明认为,“西方最主流的思想是启蒙,启蒙是一个基本的母体,它衍生出现代西方的价值、信念、思想等诸多问题。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的经济的发展,西方文明逐渐占据了世界的中央,而东方文明日益走向边缘化。”但是,忽然之间,西方有一个叫做阿多诺的人,在他的《启蒙的辩证法》中“批判西方一直以来将启蒙作为神话,从而被工具理性所奴役。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实际上,不仅中国文明需要反思,任何文明都不能说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因此都需要时常反思自己。但是我们不能说人家一反思就证明他们的文明破产了,从而我们的文明在他人的反思中自然而然地胜出。现在不仅我们自己的问题不需要解决了,或者说已经自动解决了,甚至连整个世界都在等待着我们去拯救,我们终于可以豪迈地宣称“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吗?这不是一种典型的主观臆测加盲目乐观又是什么?

  任剑涛认为:“跨文化的思考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处境。如果说跨文化地思想是可能的话,应该为这种可能性提供至少两个方面的论证:一方面,我们必须证明,跨文化地思想具有化解原生文化传统间的紧张关系,以便消解文化本源间具有的差异对文化间理解的排斥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将跨文化地思想的相关边界刻画出来,以便保证跨文化地思想的可靠性。”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对话本身并不是目的。文明对话带来“跨文化地思想”,而“跨文化地思想具有化解原生文化传统间的紧张关系,以便消解文化本源间具有的差异对文化间理解的排斥作用”。但是如果只是为了避免文明冲突,以免整个世界被闹得不可开交不得安宁,完全可以制定一个游戏规则。如同大人不许殴打小孩,大人之间、小孩之间也不许互相斗殴;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和平共处,强势文明要与弱势文明和平共处,强势文明与强势文明之间、弱势文明与弱势文明之间也要和平共处。有谁胆敢打架闹事,破坏公共秩序,国际社会或国际组织有权严加惩处。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任何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不管以什么方式进行),最终都导致文明的融合或趋同。目前全球一体化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一体化,但是在我看来,经济一体化势必导致政治一体化,最终会导致文化一体化。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我感觉可能这正是从梁漱溟一直到杜维明这些新儒家们的软肋。曾经破格录用梁漱溟的蔡元培在其一封公开信中点名批评道:“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的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

  我在阅读杜维明的过程中,发现他存在一些表述不够清晰、论证不够严谨之处,另外还有概念偷换问题。举一个例子,比如他提到孟子的“恻隐之心”,说孟子认为人的价值是从“不忍”逐渐扩展到“忍”。现在有一种“很极端的思潮”(姑且不说这能否被称之为思潮),是从“忍”到“不忍”, “比如对于敌人的不忍,要痛打落水狗”(如同鲁迅先生说,一个都不宽恕)。但是此处“忍”与孟子所谓“忍”,我认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不忍心的“忍”,一个是容忍的“忍”;一个指同情,一个指宽容。我很诧异杜维明怎么就可以把两者直接等同了?

  在孟子看来,人的本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不仅在于“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还在于“善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个“善端”缺一不可,否则即为“非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孟子对于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学派“极端”地不宽容、不容忍。他痛骂墨家和道家:“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实当时与儒家恰为两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家(不过两家在尊君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但是孟子为什么不去痛骂法家?原因是法家思想在他看来明显为非,根本不值得一驳。而墨家和道家的学说中却有着许多在他看来似是而非之处,因此也就更具有蛊惑性,所以他要痛加斥责。只因为别人的思想观点与自己不同,就骂人家是禽兽,这哪里有一点杜维明所说的“忍人之心”或“容人之心”呢?

  新儒家为了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因子,难免对于元典进行一些“脱离了原生的解释环境”的善意误读,牵强附会之处甚多。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尊重他们的努力和良苦用心,但是却不喜欢读他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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